少年气盛
1869年1月12日，旧历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章太炎生于浙江余杭南乡仓前镇，幼名学乘。与同时代的许多中国少年一样，学乘跟随外祖父朱有虔读经，“时虽童稚，而授音必审”。15岁因病与科举绝缘，后随长兄章炳森“一意治经，文必法古”；16岁时，已是“泛览典文，左右采获”。
太炎祖父章聿昭好医术，治危症，药不过三四味，曰：“少则力专，多则牵制也。”或许是继承了先辈的持守之风，章太炎自言二十岁时，读《明季稗史》十七种，排满思想始盛，“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41]”。
1890年，父亲章濬去世，章太炎来到西湖孤山之下的诂经精舍求学。当时，这座“多收古体，不涉时趋”的书院正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求学期间，太炎“谨守朴学”，遍查诸子，后以蝇头小楷撰写《膏兰室札记》四册。太炎对此书的评价是：
行箧中亦有《札记》数册。往者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得其五耳[42]。
当太炎埋首于经舍之时，欧美政法观念已广泛传播于汉土，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排满革命的思想。庚子事变之后，一些爱国流亡者纷纷聚集到日本，清廷为重起新政，也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译书汇编》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西学读物，对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作品都有译介，并且被留学生普遍接受，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舆论。
1897年1月，29岁的章太炎放弃学业，离开求学七年的诂经精舍，任职于《时务报》。对于章太炎与维新派交往一事，老师俞樾并不赞同，据章氏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记载，76岁的先生对投身政治的弟子“颇不怿”。
与变法派的思想交集是章太炎发表在《时务报》上的两篇时论，一篇是《论亚洲宜自为唇齿》（1897年2月22日），另一篇是《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1897年3月3日）。在变法的态度上，章太炎可以说是若即若离，立场暧昧。他说：“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43]。”这是青年时期的章太炎最早写下的时论，五年后便被作者完全否定，没有一点妥协的意思：
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哉！……夫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44]。
“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在章太炎眼中，康梁一派，大抵是轻狂浅薄之徒。这是意气之言，并非章太炎离开维新阵营的主因，排满革命之志才是他一意孤行的真正动力。
如果说章太炎思想中有所谓现实的缺陷，那或许是他从种族区分的角度来推进自己的革命理论，这使他早期的思想尽遭俘虏。不过，虽做了俘虏，却不似卫道之士的小气。
或许，青年时期的章太炎在文字趣味上也受到了青春期力量的主使，这是可原谅的“年青”的代价。古往今来的思想魔法师，大抵都是在一系列的幼稚失败中养成的。如鸡雏啄壳欲出，一啄即破的很少，不必为它着急，怎知它不懂得试探？
1902年，章太炎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之后，各类学社纷纷成立，到1903年的“苏报案”前后，青年知识阶层的心几乎都被新思想陶冶了一番。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与邹容正是当时名噪一时的舆论先锋[45]。
先有良俗，后有宪政
立宪与革命，是清末民间知识人所推动的两大改革运动。
参与立宪运动的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的读书人。他们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其中亦有曾留学或进过新式学堂的，多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从思想渊源的角度来看，立宪运动，显然是传统观念与新知识影响下的奇妙结合。
立宪运动的宗旨在于促成君主立宪[46]，让国人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一运动的酝酿在同光年间就已开始，而其发生，应始于康有为戊戌变法计划中设立议院之策。康氏在戊戌初夏的一个奏折里（代拟），曾指出议院的主要性质与优点，并将其视为立宪制度的重要内容：
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47]？
康有为强调议院是君民交通的管道，并将二者联系起来，成为健康的政体。议院除了像英国的政治经验所证明的能够便利征税，还使人民能够经由代议士发表政见与诉愿，并在达成公共政策上扮演舆论的力量。康有为一生所持守的目标十分坚定，即以西方为主要模式以求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的改变，而且他要达到此一目的的方法也十分明确，即“按照近代西方的样板，以缓进的步调，使古老的中国传统进入共同的近代世界的价值系统”，在康有为看来，西方近代的政治模式适合同一时期发展中的所有国家[48]。
在清末推动立宪运动者，一般称之为立宪派。他们主张君主立宪的主要理由是针对革命党的威胁，以为“中国今日，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于共和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然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因此，应以和平方式，要求清廷实行立宪；因国民程度不足，中国只宜君主立宪，不宜民主立宪；且君主立宪尚须以开明专制为其过渡阶段。
在立宪派方面，继康有为而起的对君宪运动作出进一步理论指导的，是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事实上，正式提出君主立宪主张的也是梁启超。他于1901年发表《立宪法议》一文，认为“君主立宪，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的缺失，是由于施政方略变易太多；选举总统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间有阻力。至君主立宪实行的方式，则是请光绪帝诏告全国，定中国为君主立宪国；派大臣出国考察后，起草宪法；再令全国士民讨论，五年或十年后，再下诏颁订宪法，以二十年为实行之期[49]。之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开明专制论》，其立论的要旨，在于说明中国不宜革命，革命必生动乱；然而中国并不能骤然立宪，因为人民程度尚未及格，故应采取开明专制，作为君主立宪之预备[50]。
梁启超的理论，是根据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以君主为国家统治的主体，人民为国家统治的客体；君主与人民之关系，为主体与客体之关系。君主之人格，即国家之人格。人民各为利益而相竞争，君主立于利害关系之外，超乎其上以判断之，故能以平衡的正义，调和社会各种利害关系的冲突[51]。他将专制解释为“一国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于被专制者之外，而专断以规定国家之行动”的制度。所谓制，乃“发表其权利于形式，以束缚人一部分之自由”；然其形式有良与不良之分，“良”者谓之开明制，不良者为野蛮制。由专断而以“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者，谓之开明专制；而开明专制，是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所谓专制之客体，即指被制者而言。换言之，开明专制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
立宪派认为清廷有立宪的可能，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清廷之君主有立宪之愿望。根据梁启超的看法：“苟君主不欲立宪则已耳，君主诚欲之，则断非满洲人所能阻也。夫阻之者固非无人矣；然其人岂必为满洲人？吾见夫今日汉人之阻立宪者，且多于满人，而其阻力亦大于满人也[52]。”换言之，中国之不能立宪，其责任不在清廷，而其主要阻力则来自汉人。由此可知，立宪与不立宪问题，并非种族的问题。否则的话，汉人必尽赞成立宪，满人必尽反对立宪[53]。但今天的情形，并非如此，汉人中有赞成者，亦有反对者，满人中亦有赞成者，亦有反对者。满人反对立宪的原因，是基于个人的富贵权力方面的考虑，于是以立宪不利于满人为借口，劝和当局。如果有人委婉陈说，使满人知道立宪对于他们不仅没有害处，反而有大利，那么满人是可以接受的。
其次，满人有立宪的必要。梁氏认为：“满汉利害相反之点，诚或有之；然其间独无利害相同者乎？相同者何？则中国亡而无汉无满而皆无所丽是也。吾以为彼满人者，苟计及其全族之利害，则必能弃排汉之政策，而取同化于汉之政策。盖非是决无以自存也。”
再次，立宪更符合汉人的利益。梁氏指出：“国民于政治上，行自由竞争，其政治能力高度之民族，必能占政治上势力；汉人政治能力，优于满人，故诚能得正当之立宪政治，则满汉两族，孰占优势不成问题者也[54]。”基于汉人本身的利益，梁氏认为汉人也不应该反对立宪。
总之，清廷能否立宪是政治问题，而与种族问题无关。
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所以也反对（共和）民主立宪。他们反对共和之说的最主要原因，是人民程度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甚至连当时的革命派都持相同的看法，例如，在陈天华看来，“国之治化，其进在群，群之为道，其进以渐；躐等而求之，则反蹶而仆，或且失其最初之位置。法兰西之革命，流血至多，而卒不若英国民权之固，由程度之不逮也。中国经二十余朝之独夫民贼，闭塞其聪明，钳制其言论，灵根尽去，锢疾久成……遽欲与他人之成年者同享自由之福，其可得乎[55]？”且各国之治化，“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秩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56]。基于这一原因，梁启超认为中国在实行君主立宪之前，必须有一段开明专制时期，作为立宪的预备；而革命党则以约法之治为过渡，其实二者并无本质区别[57]。
在清帝退位前，康梁一直想借助清廷的力量来实行宪政。他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有二：其一，是君民同治，认为国人没有进行革命的能力；其二，是满汉不分，以国家主义代替民族主义。这两项政治主张是康梁实践君主立宪的最后依据。
1899年，章太炎与宋恕论变法立宪之事，宋认为中国宜效法日本。而章太炎则认为日本与中国“端绪不同，巧拙亦竟异”。日本是封建之国，“民性慕进，以偷生惰游为耻，有良俗，故其宪政亦工，非以宪政能致善俗也”。中国的情况大不同于日本，“尘为郡县，而国胙数斩，民无恒职，平世善柔之夫，犹能逾超资次以取卿相，会遭变故，而蜚跃者众矣”。
章认为当时不可苟效宪政，根本问题是“除胡虏而自植”。当世之病，是陆贽所谓时弊，而非法弊。清廷之弊在于其已沦为一个老朽贪腐的荒唐朝廷，以立宪救之，如以《孝经》治黄巾。总之，他认为先有良俗，而后有宪政[58]。
废科举
由于变法触及当权派的既得利益，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处决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再度垂帘听政。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流亡国外[59]。“百日维新”宣告结束。
1901年1月29日，被八国联军“炮火”赶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发布了第一道“变法”上谕，其中写道：“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了诸人，或求诸已，如何而国势始兴。”晚清“新政”终于拉开帷幕。所谓“新政”只是几十年清洋务运动的强化而已，主要内容仍然是练兵、筹饷、育才。不过，“新政”也为清王朝带来一支新式陆军，发展了资本主义事业，并于1905年废除了沿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建立了新式学堂并派遣大量学生出国留学。
科举制的终结不仅是帝国体制终结的先兆，而且标志着中国传统德治的衰落。所谓的“政统”与“道统”、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整合开始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