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注者以此句属上句，然细绎文本即可发现，“钦若昊天”与此句实别为两事。敬顺上天者，崇拜上天也。天是绝对的最高者，对天，人唯有敬顺。至于日月星辰，只是天道的具体表现，而非天本身。制作历法，所观察者乃日、月、星辰之运转，而非天本身。天高高在上，恒定不动，无所谓运转，亦无从“历象”。
那么，帝尧制作了何种历法，其对于天下构建具有何种意义？据金景芳先生考证，帝尧之前行“火历”，以观察星辰位置安排生活。[25]黄帝以来，不断观察日月运转。《五帝本纪》记载，首先，黄帝时代，“获宝鼎，迎日推策”，三家注曰：
《集解》：晋灼曰：“策，数也，迎数之也。”瓚曰：“日月朔望未来而推之，故曰迎日。”《索隐》：《封禅书》曰“黄帝得宝鼎神策”，下云“于是推策迎日”，则神策者，神蓍也。黄帝得蓍以推算历数，于是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故曰推策迎日也。
高辛“历日月而迎送之”，注引《正义》“言作历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过而送之，上迎日推策是也”。
经由历代之积累，至帝尧时代，羲和二氏更为准确地观察、推算日、月、星辰。金景芳先生解释“历象”二字曰：“历就是计算亦即推步，象就是察看亦即观象。”[26]行火历时，只需以肉眼直接观察昏时大火（即心宿二）的位置，即可确定岁首和春种秋收的季节，也即只需“象”。一旦人们的观察对象从星辰进入日月，光有“象”就不够了，需要“历”，也即数学的推算。因此，“历象日月星辰”一语实记录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和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以前只看星星，现在则历象日月，日月成为历法的真正主角”[27]。
可以说，日月从众星中凸显，与天从诸神中凸显，互为表里。天成为最高崇拜对象，意味着信仰之理性化；历法之观测对象由大火转到日月，也意味着理智之大幅度提升。由此，帝尧确定了天道信仰，也制定了更为准确的历法。
帝尧命羲、和二氏四人“敬授民时”，具有重大的实际效用。制定统一的历法，对于共同体的凝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人们可以稳定地进行合作、交换，形成共同的生活节奏，形成共同的习俗、礼仪。华夏共同体获得了深厚而普遍的生活基础。
实际上，羲和二氏的作用更为复杂，经文曰：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孔安国传：宅，居也。东表之地称嵎夷。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旸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东方之官。寅，敬。宾，导。秩，序也。岁起于东而始就耕，谓之东作。东方之官敬导出日，平均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日中谓春分之日。鸟，南方朱鸟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鸟星毕见，以正仲春之气节，转以推季孟则可知。冬寒无事，并入室处。春事既起，丁壮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壮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28]
羲、和的职责是发现和守护“天道”。此天道就是天的运行之道，具体地体现为“日、月、星辰”的运转之道。而天地间之万物均依循此天道而动，羲仲仔细观察，而制定出民人行动之规范。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了日、耕作、四季、人民、鸟兽，所有这些因素被整合在一个有机的体系中，天地间万物包括人，都法天而行。最为重要的是，人民的生活节奏与天道合拍。由此发展出“朔政”制度和《月令》体系。这样，天既是崇高的，又是具体的。天道左右着人间的生活节奏，人无时无刻不与天发生关系，这样的关系却基本上是理性的。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
帝尧分命羲、和二氏四人居于东、西、南、北四方之极远处，此四方之地点大约位于前文所说的“四表”。“四表”远出华夏核心区域之外，但帝尧之德“光于四表”，故而羲、和二氏四人得以在“四表”司天。
由于观测范围之扩大，羲、和二氏得以积累更为丰富的天文知识，制定出更为准确的历法和更为全面的朔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制定的朔政为四表范围内之天下所用。这也许是帝尧协和天下之最为重要的手段。由此，华夏共同体向外大幅度扩展，且逐渐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不论私人的还是公共的。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孔安国传：咨，嗟。暨，与也。匝四时曰期。一岁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为六日，是为一岁有余十二日；未盈三岁足得一月，则置闰焉，以定四时之气节，成一岁之历象。允，信。厘，治。工，官。绩，功。咸，皆。熙，广也。言定四时成岁历，以告时授事，则能信治百官，众功皆广，叹其善。[29]
正是基于羲、和二氏在大范围内详尽的观测和理智的推算，华夏族群较为准确地确定了每年的日数、闰月设定规则、四季分配。金景芳先生引用盛百二《尚书释天》曰：
盖历象在授人时，授人时岁月日时之正，正日之长短必以日出入之早晚，正月之朔望必以日与月之冲合，正时之春秋冬夏必以日之长短与昏之中星，昏之中星，二十八宿也。正岁必以日之周天与月会日之常数及其闰，而五纬于数者并无所用。
金景芳先生解释此论曰：“意谓尧之新历法目的是确立岁月日时的概念（这是前所未有的）。”[30]这是文明的一次飞跃，由此，公共和私人生活获得了准确而统一的时间尺度，华夏共同体这个身体具有了清晰而有力的节奏。
因此，“允釐百工，庶绩咸熙”。天道信仰和新历法之制定、颁行，极大地提升了天下治理之水平。《五帝本纪》转写曰：“信饬百官，众功皆兴。”饬者，正也，节之以制度也。“百官”似与前文“百姓”同义，也就是诸侯。帝尧确定天道信仰，制定新的历法，将人事系统地纳入天道之中。
诸侯循历法天而行，如此则人人——尤其是君子，皆致力于德行，而成就功业。天道信仰以及历法、朔政之建立推动了治理之理性化，《吕刑》在“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之后说：“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孙星衍释之为：“于群后之遏讼在下者，能明扬明哲之人，以辅天常，使鳏寡无壅蔽之情也。”[31]其意思大体是，绝地天通也即神、人分立之后，诸侯开始专注于理性的治理，治理的德行开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神人杂糅时代，神可直接卷入人间秩序，某些通神之人可声称自己成为神而在人间活动。在这种状况下，德行就是多余的。那些相信自己成神的人将会放纵自己，并试图依此建立对他人的绝对统治。其他人同样会放纵自己，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希望。这两者都会摧毁德行和责任感。
“绝地天通”之后，人只能是人，而不能成为神。人要达到自己的目标，不能指望神灵，而须充分运用自己的德行和理性。同时，天地间万物纳入天道中，包括公共和私人活动，人就被施加了一个天赋义务。人须履行此义务，人出于对天的敬畏，也会积极地履行此义务。庶民固然会尽自己的天赋义务，君子同样如此。至于圣贤，则会致力于构建各种制度，践行君子之德。因此，在帝尧之后，各种制度迅速地建立起来了，此即“众功咸熙”。
至此，“天下”被构建起来了。帝尧本乎顺人之德，运用各种联合的技艺，构建了人的共同体。但是，仅有人，平铺于大地上的人，是不足形成稳态的天下的。没有天，就没有天下。分散于大地上的人共同崇奉天，共同按照天道运行的法则而生活，才可生成最为深刻的共同体感。由此，才有天下可言。这个时候，天下就不再只是地理概念，而是文明概念，其核心乃是信仰，以及这个信仰所支撑的共同的生活秩序。
经义概述
《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尧典》就是文献所记可信的中国文明之开端，尧就是自觉的华夏天下之始创者。
帝尧具有伟大的德行，以敬为首。但归根到底，这种德行乃顺人之德。
天下首先是人的聚合。其基本细胞是族。帝尧以其顺人之德，充分激发人的合作天性，借助于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等共同体联合之道，构建了超大规模的人的共同体。
接下来，帝尧为这个共同体构造了联结的精神纽带。通过“绝地天通”，分别神人，帝尧确立了对绝对至高、超越诸神的天之信仰。天道对于华夏天下之凝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面对崇高的天，人，包括王，只有崇拜之义务，而不可能操纵之。由此，社会治理趋向理性化。另一方面，天超越于万邦的神灵之上，只有天下共主可祭天，天成为这个新构建的超大规模共同体的终极保护者。
同时，帝尧为这个新构建的共同体制定了新的历法，它覆盖了广阔的地域。本来相互陌生、甚至具有敌意的不同族群的人们，逐渐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共同的秩序想象。被聚合在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们不再只是地理上的邻居，而逐渐形成共同体感，休戚与共之感。华夏天下共同体逐渐形成。
本章揭示了理解华夏治理之道的三个关键词：天、德、和。天道信仰是天下之本。德以敬为本。构建不同层次的共同体应采用不用原理：亲睦、辩章与协和。
深可注意者，华夏文明始于“天下”之构造。自帝尧始，华夏文明就在天下框架中展开、演进。地理、人口、社会结构上的超大规模，这就是华夏文明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历代圣贤所追索者，就是天下之优良治理。这似乎是华夏文明相当独特之处。在很多文明中，比如古希腊哲人所思考的，乃是点状的城邦之治理。但华夏文明始于点状的邦、国之联合，其思考和实践者乃天下之优良治理。体认华夏—中国治理之道，不能不注意这一基本事实；思考中国治理之道在当代之实现形态，也须立足于此一基本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