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山水之崎峻，镌心迹于绝壁。
湖光柳色，江山人文，俯仰之际见往贤之风雅。
在端州区北郊的七星岩风景区内，阆风岩、玉屏岩、石室岩、天柱岩、蟾蜍岩、仙掌岩和阿坡岩突兀而起。这七座石山的海拔并不算高，最高的天柱岩也不过百余米。但因其矗立在碧波荡漾的宽阔湖面上，山的四周又都是悬崖峭壁，所以每座石山看起来都显得高耸挺拔。七座俊俏的石山排列在湖面上的形状，就像晴朗的夜空中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样。因此，人们就把这七座石山称为“七星岩”，以之为主体的景区也就被称为“七星岩风景区”了。
七星岩都由石灰岩构成，又刚好地处喀斯特地貌分布区，因此其山体表面不仅有许多悬崖峭壁，而且山体内部还隐藏着众多的溶洞。如石室洞、龙岩洞、碧霞洞和莲花洞等都是著名的溶洞。这些溶洞大小不一，千姿百态，里面怪石嶙峋，流水潺潺，通过地下河与山体之外的湖水相连。
山上绿树葱葱，湖面碧波粼粼，绿水倒映着青山，青山映衬着绿水，还有那嶙峋的怪石、垂直的峭壁和蜿蜒的溶洞点缀其间，湖光山色，美不胜收，身处其地，如入仙境，可真谓“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一回见”。
然而，这些秀美的自然风光仅是七星岩的华丽外衣，七星岩的灵魂和精神却是隐藏在湖光山色之间、题刻在各处悬崖峭壁和溶洞内壁之上，题刻字体多样、大小不一、内容丰富、时代不同。这就是早在2001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七星岩摩崖石刻群。
七星岩摩崖石刻群是我国南方规模最大、分布最为密集、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石刻群，也是全国少有的庞大摩崖石刻群之一。石刻群分布在面积约1.5平方公里的七星岩七座石山上，一共有531则题刻，其中唐代4则，宋代80则，元代13则，明代146则，清代117则，民国10则，当代117则，年代不详者44则。
就文字种类来看，七星岩摩崖石刻以汉文字为主，还有少量藏文和西班牙文。汉文字的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一应俱全，其中以楷书最多，行书次之，还有两幅崖刻画。石刻大者丈余，小者半寸。不少书法名家的佳作都荟萃在一起，构成了南方独特的书法艺术宝库。唐朝李邕的楷书，宋朝郭祥正的行书，明朝吴桂芳的篆书、朱完的篆隶，清朝洪颐煊的篆书，黎简、陈恭尹的隶书，耆英的草书等等，都是这座宝库中的艺术珍品。
石刻文体多样，计有诗、词、歌、赋、对联和题记等六种，其中以诗为体裁的石刻数量最多，共有252则，接近石刻总数的一半。在这252则诗文石刻中，有208则集中分布在石室岩内外，诗文的年代自中唐至清末，前后连绵1100余年。因此，石室岩的诗文石刻又有“千年诗廊”的美誉。
从文字内容来看，石刻直接或间接记载了历史事件、人物行踪、历代官职、政府禁令、寺庙修建、宗教信仰、景区建设、自然灾害、内外战争等情况，是一幅反映当地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水文等内容的历史长卷，为研究肇庆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异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规模如此庞大的摩崖石刻群为什么会出现在端州的七星岩呢？它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据史籍记载，自古以来，端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地处西江中游，控扼两广咽喉，顺流东下可直达广州，逆流西上经广西往南可至云、贵，往北可由灵渠入湘水至湖南，并进而入中原，历来是岭南与中原及西南地区联系的交通孔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因如此，端州历来都是县、郡、州、府的治所，在明清时期还一度成为两广总督府的驻地，成为广东、广西两省的政治、军事中心，前后长达180余年。此外，端州自晋代以来就是我国传统“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的著名产地，出产的端砚闻名天下，被尊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被历代朝廷列为贡品，更被文人墨客视为珍宝。端州因端砚而驰名天下，在同类古城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优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城市历史和驰名天下的特产及由此带来的高知名度，使得端州成为一块人气非常旺盛的风水宝地。一年四季，过往端州的官宦士子、文人墨客、百工商贾、和尚道士、游民兵卒等各色人等可谓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这些人每有闲暇，大凡都会到端州古城北郊风景秀丽的七星岩游玩。
七星岩的历史也颇为悠久，早在1600年前的晋代就有文字记载，想必当时已成为端州一个颇为有名的景点，是文人雅士游玩咏叹的好去处。然而，在七星岩摩崖石刻群中，并未发现有晋代的石刻，盛唐以前的石刻也没有被发现，这似乎说明在盛唐以前，人们到此游览之际，未曾留下题刻。在时代明确的石刻中，年代最久远的石刻是唐开元十五年（727）著名文人兼书法家李邕在石室洞口留下的《端州石室记》。
李邕（677—747），字泰和，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才华横溢，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因晚年做过北海（今山东益都）太守，人称“李北海”。他以书法、文章、碑刻闻名于世，被誉为“北海三绝”。或许正是因为他才能冠绝一时，李邕不免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性格桀骜不驯，言辞锋芒毕露。这使得他在朝廷为官期间，屡屡得罪权贵，数度遭到贬谪。唐开元十三年（725），时任陈州刺使的李邕因触怒权臣张说，被打入死牢，差点命丧黄泉。得救后，他被贬到偏远的岭南道钦州遵化县做县尉。他上任后不久，邕州（今广西南宁）、泷州（今广东罗定）和广州相继出现了反唐武装。为了平定岭南的反叛势力，唐玄宗派宦官杨思勖前去镇压，李邕则以遵化县尉的身份受其指挥。在平乱过程中，李邕屡立战功，被再次起用，升任澧州（今湖南澧县）司马。唐开元十五年（727）正月，李邕从钦州北上，前往澧州赴任，途经端州，以喜悦的心情游览了七星岩。
当他游至石室岩水洞时，顿时被这里人间仙境般的山水奇观所吸引，他触景生情，思绪泉涌，一口气用径寸的楷书题写了380余字的《端州石室记》。这是一篇文笔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细腻地描绘了石室洞里的奇异景观，并借景抒情，表达作者积极有为的政治情怀。李邕题写完《端州石室记》后，意犹未尽，觉得应该用简单的两个字来形容他对这里的感受。于是，他又挥毫写下了四尺大的“景福”二字，意即此处乃“天下美景，人间福地”也。不久，这篇《端州石室记》和“景福”二字就按原来的字体和尺寸被镌刻在石室洞口之外的岩壁上。这就成了七星岩摩崖石刻的开端。
《端州石室记》石刻整体高1.07米，宽0.79米，正文连同标题、落款共18行386个字，落款时间是“开元十五年正月廿五日”。石刻全文以一寸大小的正楷字写成，书法体方而笔圆，力劲而气舒，疏朗峻拔，纵横开阖，结构严谨，风采动人，完美体现了被誉为“书中仙手”的李邕的书法风格。《端州石室记》石刻中间左侧有一个马蹄形的痕印，因此被人们称为“马蹄碑”。
李邕题书的石刻非常珍稀，存留至今的仅有三块：湖南长沙的“麓山寺碑”、陕西蒲城的“李思训碑”和此处的“马蹄碑”。其中，“马蹄碑”又是李邕用楷体题书、流传至今的唯一一块石刻杰作，因此成了七星岩摩崖石刻群中价值最高的石刻，被人们视为七星岩的“镇岩之宝”。
由于风化及人为破坏等原因，《端州石室记》石刻上的字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清朝初年已有五个字模糊难辨，至清代末年能够清晰辨认的字有319个，如今能够清晰可辨者仅存264个字。为了保护这块珍贵的文物，民国二十七年（1938），广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磊夫捐建护碑亭，为《端州石室记》石刻遮风挡雨。1962年，人民政府拨款增建瓦顶，对碑亭进行了维修，并在碑亭上挂了一块“李北海碑亭”的匾额。后来，为防止人们抚摸石刻，以免手汗的酸性对字面的腐蚀，又在石刻前面加建水泥柱和铁栏栅防护。现在，游客只能近观而不能触摸了，而这才是观赏文物应有的文明方式。
在李邕题刻“马蹄碑”的近百年之后，七星岩又迎来了唐朝另一位大诗人李绅。
李绅（722—846），江苏无锡人，进士出身，官至宰相，而以善诗闻名于世。李绅幼年丧父，由母亲教养成人。青年时目睹农民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因此被誉为“悯农诗人”。李绅27岁时中了进士，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李绅算是少年得志了。他与白居易等人交往甚密，共同提倡新乐府诗，发起了新乐府运动，在文坛上名声大噪。因文才出众，他不久就被唐穆宗召为翰林学士，与大才子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相处甚欢，时人称之为“三俊”。后来元稹、李德裕先后做了宰相，李绅的官位也步步高升，曾担任过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朝廷要职，并成为“牛李党争”中李党的重要人物。
唐长庆四年（824），李党失势，李绅又得罪了权宦李逢吉，被李逢吉罗织成死罪，幸亏有翰林学士韦处厚舍身论救，才免于一死，被放逐到岭南道的端州做司马。当时州一级的长官叫刺史，司马是其副手，也是个闲职。由户部侍郎贬为偏远的端州司马，李绅的心情当然是相当的郁闷。他在端州无事可做，只得寄情于山水之间。唐宝历元年（825）的一天，李绅领着一家老小来到七星岩游玩，以排遣心中的不快。秀美的自然风光很快将他内心的愤懑之情驱散，使他忘记了复杂的政治争斗而陶醉在湖光山色之间，享受天伦之乐。在这种短暂欢愉的心境之下，李绅挥毫在石室洞内的东壁上写下了五行共30个字的题名，简要记录了一家人畅游七星岩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石室洞内的西壁之上，有同时担任端州司马的王化清的一则题刻，时间也是宝历元年。端州二司马的石刻，竟成了七星岩石室洞内最早的石刻。
李绅在端州仅待了约一年时间。就在他畅游七星岩后不久，他因罪状得到昭雪，升任江州刺史，离开了端州。此后，他仕途顺畅，步步高升，历任浙东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最后入京做了四年宰相，被封为赵国公。李绅题刻在七星岩石室洞内的简短文字，似乎既是他陷入人生低谷时的见证，又是他仕途开始飞黄腾达之前的瑞兆。看到李绅的题刻，想起李绅的命运，不禁让人感叹宦海之沉浮、世事之无常！
到了宋元时期，南方的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并逐渐超过北方。地处岭南的端州也得到较好的开发，到这里做官的人已不像唐代那样，十之八九是贬官谪宦，而来到端州的鸿儒名宦也日益增多。官宦文人游览七星岩之后，效仿李邕、李绅在石壁上留下题刻，似乎成为一种风气。人文的兴盛，风气的浸染，使得七星岩摩崖石刻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期，石刻的数量增加了93则，是唐代的20多倍。其中，不少题刻出自名人之手。被称为“包青天”的著名清官包拯、宋朝程朱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南宋状元兼著名词人黄公度、元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之弟文璧等，都曾在七星岩的岩壁之上留下了佳作，为摩崖石刻群增光添彩。
北宋康定元年（1040），时任天长县知县的包拯因政绩突出，升为殿中丞，被派到端州担任知州。前任知州趁朝廷征收贡砚之机，向砚工多征收十倍的砚台，以之敛财或赠送权贵，砚工饱受侵压，敢怒而不敢言。包拯上任伊始，就将这项苛政公开废除，令官府以后征收砚台，仅足贡数而止，不得多征一方。砚工如释重负。在三年任内，包拯修星岩书院以广学校，建嵩台驿站改善交通，教民凿井以便饮水，建丰济粮仓以备饥荒，开渠筑塘以兴水利，可谓善政累累，造福一方。包拯因此深受百姓爱戴，因其政绩不凡，三年任满又被升为监察御史。
离任赴京之际，在端砚产地做了三年长官的包拯竟然“不持一砚归”，甚至有砚工出于感激之情，赠送他一方端砚，也被他严词婉拒。包拯到京城开封上任之后，他在端州“不持一砚归”的美谈就传遍了全国。包拯的清廉形象由此闻名天下。就在离开端州之前不久，他曾陪同提点刑狱（相当于现在的省政法委书记）周湛等人到七星岩游历，并在石室洞内壁之上亲笔留下了一则石刻，以记其事。石刻字体清癯，朴实无华，体现了包拯清廉俭朴的高贵品格。这成为端州现存的唯一一处包拯的真迹，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包拯离开端州26年后，七星岩又迎来了一位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北宋熙宁二年（1069）三月，时任广东转运判官的周敦颐在军事推官谭允和高要县尉曾绪的陪同下，来到七星岩游玩，并在石室洞洞内东壁上题下11个字作留念。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湖南道州人，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程朱理学的开山鼻祖，因晚年曾在江西庐山的莲花峰下创办濂溪书院，又被称为“濂溪先生”。他曾写下理学名著《通书》和《太极图说》，以及被人千古传诵的著名散文《爱莲说》。不过，周敦颐游七星岩之时，人们只知道他精于政事，善于断案，而极少有人能认识到他的理学思想的价值。他的理学开山鼻祖的崇高地位，是在他死后，经过他的得意门生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推崇之后才获得的。若是他当时就获得了这样崇高的学术地位，七星岩石刻群里想必会留下他更多的手笔。
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正月，肇庆府通判黄公度造访七星岩后，在周敦颐题刻旁写下了一首描写七星岩和龙岩洞的诗：
天上何时落斗星，化为巨石罗翠屏。
洞折三叉盘空曲，壁立万仞穿青冥。
客寻旧路不知处，龙去千载犹闻腥。
欲访仙子问真诀，岩扃寂寂水泠泠。
落款：壶山黄公度师宪，绍兴甲戌正月上浣题。
黄公度（1109—1156），字师宪，号知稼翁，福建莆田人，南宋绍兴八年（1138）状元，道德文章俱佳，深受宰相赵鼎的赏识，两人遂成至交。后赵鼎因力荐岳飞抗金，在宋金和议中又与奸相秦桧意见不合，被贬官外放。黄公度既受其牵连，又因切讥时政而受到秦桧忌恨，屡屡遭受打压，仕途坎坷，极不得志，曾一度被罢官还乡。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他被朝廷起用为肇庆府通判。抵任后，他重视文教，任用贤才，改革弊政，政绩斐然。秦桧死后，他被召回朝廷，升任尚书考功员外郎。黄公度工词善诗，有文集十二卷传世，其诗词深得“词浅意深”之妙，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上面所录诗文，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写景佳作。
到了明清时期，岭南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在经济上，广东已被视为富庶之区，在文化上与中原地区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人才也日益兴盛，考取进士、状元的人数远远超过前代。加之自明中期以来，近代西方文明开始从海上东传，岭南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最早接触近代西方文明的地区。明清时期的岭南已不再被人视为南蛮之地了。此外，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两广总督吴桂芳将两广总督府从广西梧州迁至广东肇庆，此后一直到清朝乾隆十一年（1746）再迁往广州之前，两广总督府绝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肇庆。肇庆因此成为两广的政治、军事中心。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七星岩摩崖石刻群迎来了空前绝后的大发展期。从石刻数量上看，明代石刻有146则，清代有117则，两朝合计达263则，接近总数531则的一半。从石刻的分布来看，前代的石刻几乎都集中分布在石室岩洞口及洞壁之内，明清时期，则将石刻扩展到阆风岩、玉屏岩等其他地方，极大地拓展了石刻群的分布区域。从石刻内容来看，前代的石刻均为汉字题名、诗文和游记，明清时期又增加了西班牙文和以佛经、禁令、碑记等为内容的石刻，且石刻文字的篇幅也较前朝更长。
明清时期的石刻不仅有许多名家手笔，而且石刻的内容非常丰富，独具特色。明初李思迪题刻在石室洞西壁上的小楷题记，记录了洪武七年朝廷派汪广洋等人到广东买马的事情，此事明代史籍鲜有记载，是一则广东马匹贸易的重要史料。明嘉靖四年（1525），广东按察司佥事曹轩刻于石室洞洞口正上方的“七星岩”三个大字，因位置格外显眼，成为七星岩点景之笔。在“七星岩”三个大字的东侧，有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两广总督戴凤岐题写、副使李开芳题刻的官府保护七星岩山体及石刻的“泽梁无禁，岩石勿伐”的政府禁令；西侧石壁高处，则有他们题刻的“万仞俱瞻”篆书大字，此刻是在洞口壁离地位置最高、单个字体最大的石刻。明万历元年（1573），广东按察司副使李材在阆风岩栖云亭右侧石壁上所刻“阆风岩。明万历元年，豫章李材鼎辟，并书”的石刻，则是李材开发阆风岩的直接证据。嘉靖四十四年，抗倭名将俞大猷在石室洞璇玑台右侧石壁高处所题五言诗：“胡然北斗宿，化石落人间。天不生奇石，谁擎万古天！”诗文、书法均给人一种气吞山河的豪壮之势，真可谓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体现了一代名将的磅礴气势。隆庆三年，著名文学家、明代“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在石室洞内石鼓对面石壁上，题写了一首长达30行的七言古诗，当是石刻群里最长的一首诗文。诗文以“天造名山自古今，我辈哪能终碌碌”结尾，表达了诗人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两广巡抚朱弘祚在石室洞外东侧石壁上所题游记，石刻高达8.54米，宽3.08米，是七星岩面积最大的石刻。清初著名诗人兼书画家黎简在石室洞璇玑台上的题咏《南服陨石》是一幅书法名作。旁边由著名诗人冯敏昌题写的《七星岩五首》五言诗，将星岩全景、石室岩大岩、莲花洞、玉屏岩等和出米洞描绘得非常生动细腻。二者与李邕《端州石室记》一起，被人们誉为“石室三绝”。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肇庆知府杨霈在石室洞口东侧石壁所题“道光甲辰，水痕至此。郡守杨霈书以志痛”的石刻，则是一则重要的水文历史资料。玉屏岩南侧石壁上，有一则由清初著名诗人兼书法家陈恭尹撰写的石刻，内容记述了岭南三大家诗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和江南名士吴绮、吴源起、蔡鸿达、缪其器等人聚会于玉屏岩，赋诗唱和的盛况。这是一则珍贵的清代文学史料。清道光年间，两广总督耆英刻于石室洞璇玑台左壁上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则是石刻群里仅见的佛经石刻。
近现代以来，七星岩摩崖石刻群有进一步发展，新增石刻127则。其中也有不少石刻出自名人、名家之手，具有珍贵的文学、艺术和历史价值。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朱德、叶剑英、陈毅，文学家郭沫若、夏衍，学者、书法家商衍鎏，古文字学家容庚、商承祚，汉语学家王力等，都在七星岩留下了墨宝。
其中，位于石室洞北洞口东侧石壁上的叶剑英诗刻：“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盛赞七星岩将西湖之水、阳朔之山完美地融为一体，以简洁的笔触，勾勒出七星岩的山水之美。诗文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是一篇讴歌七星岩的杰出诗作。
郭沫若先生的诗作《宿天柱岩》以草书体刻在天柱岩南面登山路口西侧，具有较高的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诗曰：“七星落地上，天柱立中流。山多红豆树，窗对白凫洲。月下开菱镜，云间结彩楼。勾留过一宿，灯火是端州。”朱德元帅的《游七星岩》也是一首非常有意境的诗。诗曰：“七星降人间，仙姿实可攀。久居高要地，仍是发冲冠。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诗人借景抒情，表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赤胆忠心和坦荡胸怀。
自从唐代李邕、李绅、王化清以来，宋代的包拯、周敦颐、黄公度、郭祥正，元代的杨庭璧，明代的吴桂芳、俞大猷、关国伦、陈璘、李材，清代的黎简、冯敏昌、屈大均、陈恭尹，以及当代的叶剑英、朱德、陈毅、郭沫若等一大批名人名家在七星岩留下了为数众多的诗文题记。七星岩摩崖石刻群由最初的一则题刻，历经近1300年，最终发展形成了今天总数达530余则的庞大规模。
这530余则石刻，几乎每一则的背后都蕴藏着一个精彩的历史故事。正是这些精彩的历史故事，使得这些寂静的石刻获得了生命与灵魂，充满了历史内涵和人文气息。游客在观赏这些石刻时，若仅停留在这些石刻本身，而不去寻思和体味蕴藏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那将是件多么枯燥和遗憾的事情！
（刘利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