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黑脸去摧折权贵，让青天来为民做主。
从庙堂到江湖，包公身影定格成中国清廉文化永恒的象征。
肇庆端州区的包公祠坐落于城西厂排街，祭祀宋代名臣包拯（999—1062）。
包拯生活在北宋前期。宋太祖、太宗之后，便是真宗、仁宗，包公生长在真宗时期，为官在仁宗时期。包拯出生的时候，寇准39岁，范仲淹11岁，晏殊9岁。而到包拯9岁的时候，欧阳修1岁；21岁以后，司马光、王安石相继出生。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包拯虽没有出将入相、为文修史，但他把自己独特的身影留在历史中，留在宋元的话本里，留在明清的小说里，也留在世人的心中。千百年来，他的事迹、故事广为传播，影响深远。他是黎民百姓呼唤清官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他是集中体现秉公执法、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直至今日，他依然是民间最具号召力的代表公平与正义之化身，他的影响力遍及海内外华人世界。
不过，端州包公祠是今人新建的，并非古代遗存。
古端州包公祠初建于包拯死后不久的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时任知州蒋续选址州衙仪门之左立祠。后兴废不常，祭祀无制。直到明成化元年（1465），肇庆知府黄瑜上书朝廷，包公祠得以进入国家祀典，享受春秋少牢之礼。虽如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包公祠建在衙门内，上香祭拜，须出入森严衙门，甚为不便。大约四十年后，肇庆知府在府衙外的西面、相距百余步的地方另创包公祠。从衙门内到衙门外，包公祠的香火更加旺盛了。
祭祀先贤，古已有之。先贤按地域分，有名宦、乡贤之别。一般地说，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非其地人但在其地做官而惠泽于民者，谓之名宦。因而，同是包公祠，同是祭祀包拯，肇庆包公祠属于名宦祠，合肥包公祠则属于乡贤祠。因为包拯是合肥人，曾在肇庆做官三年。《宋史·包拯传》载：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
包拯二十九岁中进士，但因父母年老，他以建昌路远，辞职不就任。朝廷以和州与合肥相邻，派他去和州监税，他的父母不愿离家去和州，包拯毅然辞官归养。按照宋代的规定，官员可以辞官在家侍养父母，待他们去世后，守丧三年，然后再赴朝为官。包拯因此“十年无宦”，大约到1037年，料理完父母后事的包拯才正式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到扬州天长县（现属安徽省）做知县。
做了三年天长知县之后，包拯来到岭南，出任端州知州，史称：
（包拯）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包公清廉自守，痛革宿弊，不再加征端砚，离任“不持一砚归”的高风亮节更是千古传诵。此外，据《肇庆府志》记载，包公在端州看到百姓用水依赖江水，生活不便，便凿井七处，散布城中，后人称之为“包公井”。包拯重视民生，振兴教育，建米仓、星岩书院等，皆班班可考。端州之任，是包拯为官地方的一个缩影。他曾有诗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包拯在端州三年，很好地践行了自己的为官准则。
包拯为官“清”、“直”，惠泽端州，赢得了端州的人心。明代人在重建包公祠的碑记中说，对于老百姓，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官吏之贪，政治不清，“惟直可以塞奸邪之路，惟清可以澄贪浊之源”。而包拯治理端州，重民生，减赋税，清风直道，浩然天地间，百姓能不尸祝俎豆、建祠祭拜吗？这正符合《祭法》所谓“法施于民则祀之”的祭祀精神。
包拯一生真正做官的时间为26年，岗位换了20多次，做过端州等地方官，也做过监察御史等“台谏”官，还有开封府尹、户部官，最后是枢密副使。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包拯不改本色，一以“清”、“直”行事。
包拯曾三度任台谏官，作为朝廷的言官，包拯敢于上书言事，不畏权臣，刚直不阿。他自己愿做唐朝魏徵式的“忠直无隐之臣”，同时上书宋仁宗，希望皇帝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英明好谏之主”。包拯曾抄写了三篇魏徵的奏疏，请仁宗“置之座右，以为龟鉴”。事实上，仁宗恭俭仁恕，虚怀纳谏，容受直言。
仁宗皇帝临御天下四十年，自有其圣神明智之贤，善容正人，延谠议，使其谋行忠入，有补于国，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肃包公止尔。
宋仁宗与包拯之间君臣相得，颇有“君圣臣直”的意思。包拯因此能行直道，敢于言事，其激烈果敢，虽皇亲国戚，无所畏惧。《曲洧旧闻》记载的一则轶事，颇能体现包拯敢于直言的形象：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殿垂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乎？”
温成，仁宗宠妃张氏。张尧佐乃温成的伯父，仁宗的伯丈人，“国丈”也。包拯数次弹劾张尧佐，言语剀切，不给皇上留面子。包公说，张尧佐是凡庸之人，“徒缘私宠，骤阶显列”。批评仁宗任用张尧佐“上违天意，下拂人情”。
因为包拯刚直不阿，不结党羽，唯以直道行事。老百姓中流行一句谚语：“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把他比作阴曹地府秉公执法的阎罗王。他守法持正，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他的节操。
再看包公之“清”。后世把包拯看做中国古代清官的代表，但这一“清”字含义丰富，可以指清心。俗话说“清心寡欲”。“清廉”和“正直”，它的根基在于“治心”，必须时刻保持“心”的“清”。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欲”的“寡”，才能克制欲望，超越欲望。进而，才能真正做到“清廉”和“正直”。
可以指清廉，洁身自好，不受民财。包拯一生都在对贪污受贿行为斗争，他说：“廉者，民之表；贪者，民之贼。”提倡严惩贪渎。其“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可以指明察、公正。清官一定是有能力的，无私无党的，能够惩恶扬善，还以公道。
包拯一生清心、直道，足迹所至，关心民瘼，为民做主；打击权贵，为民申冤；鞠躬尽瘁，为民办实事。因此，各地的百姓把包拯视为青天大老爷，包拯死后，许多地方为他建祠立庙，端州包公祠仅为众多祭祀包公的祠庙之一。
俎豆馨香之中，人们希冀表达两层意思，一是怀念包公，祭拜之时，聊表敬仰之思。一是把包公作为为官行政者的楷模，使为官者肃然兴其仰止之思，勃然笃其思齐之志，人人争做包公式的清官，播清风而秉直道，则社会、百姓有赖焉。从这个角度看，包公祠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激励和教育。
包拯去世，“忠谠之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伤感，叹息之声，闻于衢路”。不仅如此，宋元明清以来，人们不断发掘包公身上的优秀品质，加以渲染、传播。主要通过戏剧、小说及瓦舍勾栏的说唱艺术进行艺术创造，用许多幻想和夸张的故事情节把包公“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清廉正直、料事如神、为民申冤、严惩贪官、不畏权贵”等高贵品质具体化、形象化了。
例如，包公本来是白脸，逐渐被戏剧化成黑漆漆、油亮亮的黑脸。这不是丑化包拯，而是把包拯塑造成铁面无私，寄托了老百姓的一份愿望：让“黑脸”来摧折权贵，靠“青天”来为民做主。
又如，史籍记载包拯断案，着墨很少。《宋史·包拯传》只有“割牛舌”一案：“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但后世以“公案文学”面目出现的《百家公案》、《龙图公案》里却有150多个包公断案的案件。至少到元代，民间流传的包公则是一位公正、精察、神明的判官。
在明代《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为代表的公案小说集里，包公的位置已经发生了由边缘到中心的地位转变。明代在塑造包公破案的精察时，也把他由人逐渐上升到神。与宋元神化的包公相比，明代的包公神通广大，已不仅仅是一个“日断阳、夜断阴”的判官，上至玉帝，下到阎罗，各路神仙无不为包公提供便利，包拯有点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到处可请到神仙帮忙。
到了清代，石玉昆借鉴包公民间故事创作出古典名著《三侠五义》，前二十七回以包公故事为主。包公麾下四大门柱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的由来，公孙策的出世由来，包大人三口铜铡的由来，展昭辅佐包大人的由来等等，都是《三侠五义》创造出的故事情节。在《三侠五义》中，包公的地位比以前有所上升，神力也更广大。
当然，后世对包公的塑造也把一些原本不属于包公的事嫁接到他身上。例如，包公为嫂子抚养成人，固有“嫂娘”之说（实际上是他的儿子包绶由他的长媳养大）。一些故事完全是杜撰，如仁宗认母。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包公形象的演变看做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千百年来，人民为什么要如此创造包公的形象。换句话说，包公形象是“层累”地造成的，有其深刻的原因。包拯身上固有的品质是人民塑造清官和为民申冤的判官的基础。其次，公案文学本身的魅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凡负冤含屈讼狱平反之事，与老百姓本身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事最亲切，故最易于流播。因此，公案文学是把包拯塑造成“青天”之神的重要媒介。最后，包公形象塑造与包公祭祀相得益彰，进一步增强了包公的神性。包拯去世后，合肥、肇庆、开封首先建立了包公祠，其他包公曾经履迹所到之处（如沧州、祥符）也祭祀包公。馨香俎豆之间，人们逐渐把包公当作神灵崇拜。
肇庆市为适应廉政建设的需要，把包公祠扩建为广东省廉政教育基地，这一举措将会使“孝肃之风”在这片包公曾经做过三年知州的山山水水之间发扬光大。
包拯所代表的清官文化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把法制建设与官员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结合起来。抑制赃官墨吏，整饬吏治，是政治和法律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夏商以来的历代王朝，均都为此殚精竭虑，制定出了越来越详尽、越来越严厉的法律禁令。但是，事实却是禁而不止，贪赃枉法之风愈演愈烈。这表明仅仅依靠法制是不够的。而包拯能成为清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个人品质高尚，有执政为民的胸怀，忧国忧民，把一己之私利放在一边。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能为民众鞠躬尽瘁。清官包拯启示我们，政治清明，官德培养很重要。
第二，防微杜渐，拒腐蚀，廉洁自好。包拯从未做官时，就注意拒绝诱惑；做官之后，更是不受民财，保持简朴的生活，以身作则。正己之后方能正人。
第三，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为人民办实事、解疑难的执政能力。一个糊涂官，一个不实事求是、没有科学头脑的官员，给人民带来的一定是灾难，而不是福祉。
包公，历史上的一个清官，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象征。只要有社会不平存在，就会有特权霸道和贪赃枉法的事发生。这种情况下，在人民心目中，包公就会站在公正的社会法律一边，站在受欺受压的民众一边，排除权贵和金钱的干扰，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如此这般，包公的形象当然会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礼拜。所以，从本质上看，对包公的崇拜，实际上是对社会公正的崇拜，是对正义的崇拜，是对政治清明的崇拜，是对廉洁奉公的崇拜，是对不畏权贵、不通关节、执法如山的崇拜。
（赵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