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达支起熨衣板。医院为什么不再给“重要员工”——医生、护士、化验员——之外的人提供洗衣服务了呢，她也搞不清。现在门卫、厨师还有像她这样的助理都得自己洗熨工作服。这让她想到从前在罐头厂的时候。那时比尔·柯西还没雇她，她还没干上需要穿袜子的工作。她在医院也穿袜子，不过是厚厚的白袜，不像在柯西的酒店前台，穿的是充满女人味的丝袜。穿的衣服也特别好，简直可以穿去教堂了。比尔·柯西出钱又给她买了两套，这样她可以换着穿，也不会被客人们当成工作服。维达以为这钱会从工资里扣，但柯西没有扣。他就喜欢让别人高兴。“这是最美好的时光。”他曾说。这是酒店的口号，也是他对客人的承诺：“这是法律允许范围内最美好的时光。”维达在那里工作的记忆又融进了童年时对酒店的印象，那时很多名人都会前来。尽管服务偶尔会有瑕疵，也曾经有人淹死，但他们还是会多住几天，第二年也会再来。都是靠着面带微笑的比尔·柯西，还有这儿出了名的好客。他的笑脸，他的拥抱，他对顾客的体贴，弥补了所有的裂隙和失误，不管是员工间偶尔的争执，还是蛮横愚蠢的妻子（蠢得简直像个白痴），抑或发生扒窃，或者吊扇出了问题。比尔·柯西的人格魅力，加上L的厨艺，征服了所有人。当舞厅顶上的吊灯在海风中摇摆；当乐队准备就绪，女人们穿着云纹绸和雪纺的衣服，散发着茉莉花香翩然而至；当男人们穿着漂亮的鞋子和笔挺的裤子，为女人们拉出椅子，让她们可以并膝坐在小桌前，那么少了一小瓶盐或是吵架被大家听到之类的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舞伴们在星光下摇摆，并不在乎中场休息太久，因为海风吹得他们比鸡尾酒还要快乐，还要温和。再晚些时候，不打牌的人在酒吧里吹着牛，男男女女们悄悄潜入黑夜里，剩下的人就跳起名字古怪的舞。那些名字是乐手们编的，让人们又向往，又迷惑，又兴奋。
维达觉得自己是个实际的女人，理智和情感平衡得很好，头脑清醒，不容易瞎幻想。不过回想起那九年，她的心中只有甜蜜。那是从她生下独生女多莉后的一九六二年开始的。那时酒店其实已经在走下坡路，不过表面上还看不出来，直到渐渐藏不住了。然后比尔·柯西就死了，柯西家的姑娘们在葬礼上大打出手。像往常一样，又是L出面恢复了秩序。她冲她们吐出几个字，她们立刻冷静了下来。克丽丝汀收起弹簧刀，留心捡起她那滑稽的帽子，走到坟墓另一边。两人站在比尔·柯西的棺材旁，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她们的脸长得虽然是天壤之别，此刻看起来竟是那么相似。都是因为仇恨。仇恨烧毁了一切，只剩下仇恨本身，因此无论你有怎样的委屈，你的脸都和你的敌人一模一样。此后大家都明白了，最美好的时光已经和他一同死去。留心本来还想把酒店恢复到维达小时候的那种样子，但葬礼当天L就辞职了，让她的念想化为泡影。L从葬礼的花束中捡起一枝百合，从此再也没踏进过酒店一步——甚至都没有去拿自己的东西，连厨师帽和白褂子都没去拿。她穿着周日穿的鞋，鞋跟有两英寸高，从墓地一路走回上滩，要回她母亲的小屋，住了进去。留心尽了力，做了她能做的，来维持这个酒店。不过十六岁的DJ用收录机放点儿音乐，能吸引的只有本地人。有钱人才不会为了听这种玩意儿跑那么远，才不会订个房间来听在家也能听到的曲子，才不会在露天舞场跟着一大堆十几岁的小孩跳他们既没听说过也跳不了的舞。而且饭菜、服务和寝具都只能勉强维持一丝高雅，而新来的顾客对此既不在意，也不喜欢。
维达用熨斗绕着纽扣熨衣服，心想，哪个蠢男人想出的馊主意啊，真以为在熨斗下面开条缝就能解决问题了。也就是这种蠢男人才会觉得三盎司[11]的熨斗比沉的更好用。轻是轻了，但是什么都熨不了，只能熨那种用手就能抹平的东西：T恤啦，毛巾啦，低档枕套啦。可是像这样的优质棉制服，有十二个扣子，两处袖口，四个口袋，还有正儿八经的领子，这种衣服是没法熨的。她现在怎么到了这种地步？维达知道自己能有医院的这份工作已经很幸运了。工作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工资能让家里轻轻响起舒心的铃声：微波炉停了，洗衣机好了，烘干机时间到了；提醒哪儿冒烟了，电话忘挂了。指示灯亮了：咖啡煮好了，吐司烤好了，熨斗已经热了。可是，尽管现在的工作很不错，她却始终更喜欢很久以前的那一份，收入虽然没有现在多，心里却更满足。柯西度假酒店不仅是个游乐场，在那里，人们也谈论着城市里死去的人，谈论着密西西比州的谋杀，谈论着除了悲伤和看着孩子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然后音乐响起，让他们相信这一切终究是可以解决的。
留心努力了。这一点算她不错，但仅此而已。被洪水冲得无家可归的人，她一分钱都不愿给，只给了点破毛巾破床单。离柯西死去还有好几年，但他已经老了，除了喜欢纳特·科尔[12]和野火鸡威士忌[13]之外，对别的东西都失去了兴趣。留心四处巡视，像个白痴版的郝思嘉[14]——不听劝告，开除忠臣，雇佣小人，和梅吵架（因为梅妨碍她呼吸了）。她没法炒掉她这个儿媳，因为柯西还活着，尽管他白天都在钓鱼，晚上就跟一帮朋友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就到了这种地步：一个英俊威严的男人任由一群斗来斗去的女人摆布，让她们把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都毁掉。她们怎么能那么干呢，维达想。怎么能让那些流氓啊，临时工啊，人渣啊，游手好闲的人进来呢？搞得警察也像尾巴一样跟过来了。维达想怪在梅头上，因为她有偷窃癖，所以来的客人也越来越杂——天知道那些临时工都偷走了什么东西——但其实在维达去那儿工作前，早在客人的素质还没有下降的时候，梅就开始偷了。她上班的第二天，就见识了梅的这个嗜好。从俄亥俄州来的一家四口办理入住手续。维达打开登记簿。左边整整齐齐地印着日期、姓氏和房号，右边留给客人签名。维达伸手去大理石笔筒里拿笔，却发现笔不在里面，旁边也没有。慌乱中她打开抽屉翻起来。她正准备递给那家的父亲一支铅笔，留心走了过来。
“什么？你给客人用铅笔？”
“钢笔不见了。太太。”
“不可能。再找找。”
“找过了，没有哦。”
“你看了你的包没有？”
“啊？”
“会不会在你外衣口袋里？”留心看了看客人，露出无奈的微笑，仿佛他们都明白摊上无能的员工有多麻烦。那年维达十七岁，刚做了妈妈。柯西先生给她的这份工作让她高高地跳出了鱼塘，她也希望是永远地跳了出来。她从前在那里工作，她丈夫现在还在。留心过来质问她时，她嘴里发干，手指颤抖。然后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让她更加无地自容。这时，救星来了，戴着厨师帽。她手里拿着钢笔，放进笔筒，转身对留心说：“是梅干的。你也知道。”
从那时起，维达就明白了，光学会登记和收钱是不够的。和所有的职场一样，这里会有拉帮结派，会有明争暗斗和可悲的胜利。柯西先生是国王；L，那个戴厨师帽的女人，是神甫。其他的人——留心、维达、梅、服务生、清洁工——是王宫里的群臣，为了博得国王一笑而互相争斗。
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在饭桌上提起当年关于柯西之死的传闻。她很讨厌忌妒的人编造出的流言，而宁愿相信医生说的，他是死于心脏病突发。抑或L说的，死于心痛。甚至梅说的，死于反对校车种族隔离制的运动。反正肯定不是他的敌人们宣称的死于梅毒。桑德勒说，活了八十一岁也够了，比尔·柯西真的累了。然而维达亲眼看见他喝的水很是浑浊，说他心脏病突发，但他捂着的明明不是胸，而是胃。不过那些巴不得他死的人——克丽丝汀，一两个女人的丈夫，还有几个做生意的白人——并不在他身边。只有维达，L，还有一个服务生。上帝啊，真混乱。死之前他最后挣扎了一下。然后就听到留心发疯一般地尖叫。梅跑进莫纳克街的那座房子，把自己锁在壁橱里。如果不是L，这位本郡模范根本没法有他应得的体面的葬礼。克丽丝汀和留心最后差点把葬礼毁掉，又是L走到两条冥顽不化的蛇中间，让她们把舌头缩回去。据说她们现在仍然缩着舌头，然后等着彼此死掉。那么向桑德勒问路的姑娘一定是留心的亲戚了。只有她的家人还活着。她有五个兄弟、三个姐妹，那该有五十个侄女了。或许她根本不是什么亲戚。维达决定让罗门去弄清楚。可以的话就悄悄打听，不行就直接问。尽管她知道很难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可靠的答案。这孩子这些天总是心不在焉，喜怒无常。他爸妈最好能有一个赶紧休假回来，别让他闯什么大祸，到时候桑德勒夫妇俩谁都收拾不了。他的手不会是因为干活才搞成那样的。他肯定是打人了。打得还不轻。
地下室里亮着一盏灯，桑德勒在灯下偷偷笑着。维达真厉害。他确实被姑娘的腿震撼了。在刺骨寒风中没有起一点鸡皮疙瘩，光滑紧致的皮肤覆盖着结实的肌肉。那是舞蹈家的腿：修长，不愿停歇，渴望着抬起，张开，缠在你身上。他应该羞愧了，他想，他的偷笑已经变成使劲忍着的大笑：一个五十多岁的当外公的人，对妻子忠诚专一，现在却在地下室锅炉温度计前笑成这副模样，乐于被偶然看到的一双年轻的大腿所诱惑。他知道，自己对姑娘说话粗声大气，是因为被她搅乱了心绪，他相信她也知道。
桑德勒盯着温度计，心想，卧室里的暖气如果设成八十度，是不是就能够达到七十度了；因为现在设的是七十度，但感觉只有六十度。[15]想到这儿，他叹了口气：这一带很少用到暖气，所以连锅炉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工作了。想起那个衣衫单薄的姑娘，他又叹了口气：她一定是北方人，三十度[16]也不在乎。他想象不出她去找柯西家的两个女人干什么。他可以让罗门去打听一下。或许最好不要。让他外孙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会让他们之间本来就缺乏信任的关系雪上加霜。他想让罗门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而不是以某些轻浮的差事作借口去窥视别的女人。这会损害他的道德权威。不过如果这孩子恰好报告了什么，他也很乐意听一听。柯西家的女人始终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在这一带——滨海、苏克湾、上滩、丝克镇——她们的事情五十年来一直被人们所谈论。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度假酒店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让大家除了捕鱼捕蟹之外也有别的工作可做；而且引得外地人来，他们的趣闻和闲话够说很多年。如果不是这样，这里根本看不见什么外人。后来那个阶层的游客不再光临，这对每个人都是个打击，就像退去的潮水，在身后留下一片片贝壳和海藻，散落着，无从辨认。
这座滨海的房子有些地方总是很冷，暖气怎么都不管用。有些地方又总是很热。他把恒温器、地下室的暖气设备和过滤网之类的修来修去，也只能是小修小补。他的房子和左邻右舍的一样，都是为了做出一种姿态才盖的：本该用四英寸长的钉子，结果只用了两英寸的；轻飘飘的屋顶只能用十年而不是三十年；玻璃是单层的，风一吹就晃个不停。一年年过去，桑德勒越来越喜欢他和维达之前住的房子。在干旱和接踵而至的洪水到来之前从上滩搬走，她无疑是做了正确的决定，之后就再也没有怀疑过。不像他，几乎每天都会像现在一样怀念过去。在这个寒冷的夜里，他渴望着火焰在小小的火炉里噼啪作响，面前飘来干净的浮木燃烧的味道。他忘不了月光让上滩小屋变成怎样的一幅图画。在这里，这些政府批准改造的住宅区，有太多的人造光，而月光再也没有那种力量了。规划者觉得如果路灯比别处多一倍，黑人就可以少做点黑事。只有在高档社区或者乡下，他们才能放心地让黑人住在暗处。因此即使月亮又圆又亮，桑德勒也觉得那不过像搜捕逃犯的人远远拿着的电筒；哪像那曾经的月光，金子般洒在他和他童年的破房子上，让我们看清这世界的骗局——骗我们相信世界是我们的。他想让他的月亮再一次伸出金手指，越过大海，直指着他。无论他站在海滩的什么地方，月亮都知道。那金手指像母亲的触摸一般坚定而又亲切，会找到他，认识他。尽管他知道那不过来自一块冷冰冰的石头，冷到连冷漠都不会，但他知道那手指只是指着他，只有他。就像那个被风吹来的姑娘，恰恰选中了他。她冲出晚风，站在车库的灯光与落日之间，阴影中的她，所有的光汇聚一身的她，只是看着他。
如果换作比尔·柯西，一定会做得更多。他会请她进屋暖和一下，问她去哪儿，是否需要开车送她，而不是冲着她乱吼，认为她搞错了。柯西也一定会成功的，他几乎总是成功。和许多人一样，维达崇拜地看着他，说起他时带着宽容的微笑。他们为他的能力、他的财富而骄傲，他让他们相信，只要有耐心，有智慧，他们一样可以成功。不过桑德勒和他一起钓过鱼，因此就算不了解他的心，他的思想，或者他有多少钱，也至少了解他的习惯。
他们是在背风的小海湾里钓鱼的，没像他想的那样去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