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让水浸没你的头顶，你又怎会知道自己有多高？
——T.S.艾略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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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1918年六月底的一个清晨，那时的蒙哥马利城穿着她最美丽的春装，喷上了最好的香水——与我那天夜里的打扮如出一辙。幸福大道上坐落着一幢宽敞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那是我们的屋子。覆盖在屋上的是绽放出白色花骨朵儿的络石藤和牵牛花。那是一个周六，时间还很早，屋外乌云重重。鸟儿们聚集在巨大的玉兰树上，它们扯着嗓子高唱着，像是要一争高下，在周日合唱团中夺取独唱者的位置。
我从后楼梯的窗户望去，见到一匹马儿步履缓慢地拉着一架摇摇摆摆的马车。马车之后跟着两个黑人女子，她们将自己所贩卖的蔬菜的名称高唱出来。“甜菜！香豌豆！甜菜！”她们的歌声比鸟儿还要响亮。
“嘿，凯蒂。”我朝厨房喊了一声。“贝斯和克拉拉在外面呢，你听见她们的声音了吗？”大木桌上摆着一只被洗碗巾盖上的盘子。“这是什么？”我满怀希望地问道，伸手想要从洗碗巾下掏出一块饼干。
“是奶酪。好了，别摆出那副表情。”凯蒂说着拉开了门，朝她的朋友们挥手喊道，“今天什么也不买！”随后她转身对我说：“生活不可能每一天都一帆风顺，甜如蜜饯的。”
“茱莉亚老阿姨说过蜜饯是唯一一件能帮我抵御魔鬼的东西。”我将饼干塞进嘴里，满嘴鼓囊囊的。“先生和太太还在睡觉吗？”
“他们都在客厅呢。我看见您用了后楼梯，以为您早就知道了呢。”
我将饼干放到一旁，把我蓝色裙子的腰带又绕了一圈，让我光秃秃的脚踝多露出一寸。“这样就好了。”
“也许我真应该给您准备一份蜜饯。”凯蒂摇着头对我说，“您至少应该把鞋穿上。”
“天气太热了——再说如果下雨的话，我的鞋子会被浸湿，脚趾会皱起来，脚上的皮肤也会脱落，那样的话我就没有脚指头了，所以我才不要穿鞋呢，我今天晚上还要表演芭蕾舞独舞呀。”
“我要是以这副样子出现在公共场合，我妈妈可会用鞭子抽我。”凯蒂像母鸡一样咯咯叫唤着。
“她才不会呢。你都已经三十岁了。”
“您认为她会在意这些吗？”
我知道我的父母至今仍会给我的三个姐姐和我的哥哥建议和加以管教，而他们中最小的比我都要年长七岁。他们均已成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除了罗萨琳德，我们都管她叫“亲爱的”。和蒂尔德姐姐的丈夫约翰一样，她的丈夫纽曼正在法国战场上服役。要想为人父母，“亲爱的”他们还得等上一段时间。我又想起我的祖母穆西朵拉，想到她和我们同住时，凡是涉及爸爸，事无巨细皆要插手：从他的发型到他的治家之法。唯一的解决之道只有离开你的父母，躲得远远的。
“不管怎样，无所谓了。”我一边说一边走向后门，确信自己逃脱在即，“只要没人看见我……”
“宝贝！”妈妈的声音自我们身后的走廊飘来。“看在老天的分上，”她惊呼道，“你的鞋袜去了哪里？”
凯蒂突然惊呼：“我的乖乖，我刚想起来我们的萝卜不够用了。”说完她赶紧出了门。
“我只是……”
“……赶紧回房间穿戴整齐，你别指望可以这样到镇子里去！”
“我又不去镇里。”我撒谎道，“只是去一趟果园，我要为今晚的表演练习。”我展开双臂做了个优雅的屈膝。
“哦，亲爱的，那是当然。可你已经没时间练习了，不是说红十字会的会议九点钟开始吗？”
“什么时候？”我转身看着钟表，只剩下二十分钟了。我赶紧从妈妈身边奔开，直奔上楼，嘴里喊着。“我还是穿上鞋离开这儿好了！”
“别和我说你没穿紧身衣！”妈妈喊道。
“亲爱的”出现在楼上的走廊里，身上还穿着睡衣，头发也未梳理过，眼中满是困意。“怎么了？”
纽曼今年秋天将要结束在法国的战争，随着潘兴将军的部队归国。“亲爱的”搬回了家，等着纽曼归国。“如果他回得来的话。”她阴郁的抱怨惹来了爸爸严肃的目光——我们都管爸爸叫“法官”，他是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你要骄傲一些。”他对“亲爱的”训斥道，“无论结局如何。纽曼是为了南方的荣誉而战斗。”而姐姐的回答是：“爸爸，看在老天的分上，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了。”
我对“亲爱的”回答。“按照‘女皇大人’的意思，我大概少穿了些衣物。”
“是真的，宝贝。你若是没穿紧身衣，男人们会认为你……”
“淫荡？”
“没错。”
“也许我不在乎呢。”我说，“当今的一切都不一样了。战争委员会说不用再穿束身衣……”
“他们说的是别再去买束身衣，不过这倒是个不错的借口。”她随我进了我的卧室，“就算你不在乎大众习俗，你也该替自己想一想。万一法官知道你半裸着出了门，他定会叫你藏起来的。”
“我也想着为自己着想，”我说着脱下衬衫。“可你们所有人都要介入我的生活。”
我下楼时妈妈仍在厨房里。“比刚才好一些了。现在把裙子整理好。”她指向我的腰间。
“不，妈妈。这会在我跑步时阻碍我。”
“赶紧整理好吧。我可不能毁掉法官的好名声，就为了让你跑快一些。”
“今天早晨所有人都在帮忙维护他的名声。再说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挑剔了？”
“这可事关颜面。你已经十七岁了……”
“再过二十六天就十八了。”
“没错，这更是证明了我要说的话。”她说，“你已经不能再做个假小子了。”
“你可以叫我‘时尚样板’。女孩儿们的裙边将会越来越高，这是我在《麦考尔》上读到的。”
妈妈指着我的裙子说：“可没有这么高。”
我亲吻了她日渐松弛的下巴。再多的面霜和化妆粉都掩盖不了时间在妈妈脸上留下的印记。她已过四十四岁，岁月尽显在她皱纹丛生的脸上、她朝上梳的发型中、她对在爱德华七世[2]时期的制衣厂生涯的忠诚里以及她的拖地长裙上。她拒绝尝试任何新鲜事物。“我们在打仗呢。”她总会这样说，好像这话能够解释一切。当她好不容易在新年放弃裙撑时，我和“亲爱的”简直再骄傲不过了。
我说：“够了，妈妈……别等我吃午饭了，我要和姑娘们一同到外面吃饭。”
我刚脱离妈妈的视线就坐到草地上脱掉鞋袜，还脚趾以自由。“真糟糕。”我暗自感叹着，“我本人的自由为何就没那么容易获得！”
当我前往德克斯特大道时，远处的天空电闪雷鸣。宽阔的大道一直延伸到半球形的州议会大厦，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壮观的建筑。我哼唱着等会儿将要表演的“时光之舞”，在草叶、湿苔藓和即将腐烂的梓木花的香味中蹦蹦跳跳。
芭蕾舞在那时是我的一项真爱。我初涉芭蕾是九岁那年。妈妈把我送去了温尼斯特教授的舞蹈学校——她还以为这样就能将我从屋顶和树上拽下来。芭蕾的音乐和舞步是那样欢快、激情、浪漫，富有戏剧性，囊括了我对人生全部的渴望。我记得芭蕾中的装束、故事、表演桥段以及能让我不仅仅是小姑娘赛尔的可能性——尤其是最后一条。我永远都在等待自己长到足够的年龄，我永远都盼着我能长大。
我经过米尔德里德街，就在它和赛尔街的交叉口——没错，这条街道是以我家命名的。一滴雨滴在我的脸颊上，又有一滴落在我的前额，之后上帝打开了水龙头。我奔向最近的一棵树，躲在树枝下，不过这对我几乎没什么帮助。狂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树叶。暴雨如注，我瞬间就被淋湿了。当我全身已经湿到不能再湿的时候，我选择继续前行，将树木想象成剧团中摇摆的舞者，把自己想象成历经千辛万苦才从魔法师手中逃出来的孤儿。我也许会在森林中迷路，然而作为最优秀的芭蕾舞者，我的前方一定有一位王子在等待。
法院路与德克斯特大道的交会处有一座圆形喷泉，我倚靠在栏杆上，摇头将脑袋上的水甩干。几辆湿透的汽车顺着林荫大道驶离，有轨电车在轨道上咔嚓咔嚓地摇摆着，从我身边驶过。我真想把湿透的鞋袜扔进喷泉里，这总好过将它们湿漉漉地穿在脚上吧。可我转念一想“十八岁，还有二十六天就到了”，于是又将那该死的玩意儿穿了回去。
无论是否严格，我还是保持了得体的穿着礼仪。我在街道上走着，朝坐落在德克斯特大道林立商铺中的红十字会新办公室走去。虽说先前如注的暴雨现已停歇，人行道上却仍是行人寥寥，没多少人能见到我这狼狈的模样。这倒是能让妈妈开心。“她总会担心一些奇怪的事情，”我在心中抱怨，“和所有女人一样。”女孩们总有太多的规矩要遵守，还有太多关于仪容仪表的约束。腰背要笔挺精神，双手要戴好手套，嘴唇不可涂上颜色（亦不能被人亲吻），紧身裙万不可少，言谈举止要文雅端庄，双目要时刻规矩地低垂，思想则必须纯洁无瑕。而在我看来，都是些鬼话。男孩们之所以喜欢我就因为我可以和他们互射口水弹，因为我可以开没头没脑的玩笑；如果他们身上是我喜欢的好闻的味道，我也可以让他们吻我。我的判断标准均以好感为基准，而非旅鼠们的逻辑。抱歉了，妈妈，你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好了。
二十位志愿者聚集在红十字会，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朋友。他们见到我时，几乎没有人因为我的状态露出半点惊讶。只有我的姐姐玛乔莉，她原本正捧着小册子和点心四处奔走，一见到我就开始大惊小怪。
“宝贝，你的样子真可怕！你怎么没戴帽子？”她想要理顺我的头发，尝试过后又宣告放弃。“真是没法子。给你。”她将一块毛巾递给我。“赶紧擦干净。这里其实没那么需要志愿者，让我把你送回家吧。”
“别担心了。”我用毛巾在脑袋上胡乱擦着。
我知道她仍会继续担心下去的。我出生的那年她已经十四岁了，她在结婚前几乎算得上是我的第二位母亲。她婚后搬去了一幢离父母家仅有两个街区的房子，然而她婚前形成的习惯早已根深蒂固。我将毛巾绕在她的脖子上，打算给自己找个座位。
我那时最好的朋友埃莉诺·布劳德正坐在一张长桌前，省了我的一番寻找。我的左侧坐着莎拉·梅菲尔德——我们管他叫“莎拉二号”。“莎拉一号”是我们的莎拉·哈尔特，她这时候去了巴尔的摩的一所大学念书。“莎拉二号”和利维·哈特是搭档，哈特光滑的、桃木色的头发和我的朋友塔卢拉·班克何德[3]的头发几乎一样好。十五岁那年，塔卢拉的那头乌发为她赢得了一场选美比赛，而现在她想要通过这场胜利为自己在纽约谋得一份职位。她和她的那头秀发四处旅行，虽说我热爱着蒙哥马利，可我仍是好生羡慕。肯定没人会管塔卢拉的裙子该有多长。
等待会议开始的时间内，女孩们在密不透风的室内不停地给自己扇风。我们的四周竖立着杏黄色的高墙，墙上都张贴有红十字会的海报。一张海报上印着一只装有纱线和编织针的柳条篮，这是在劝告读者“我们的儿郎们需要短袜。请多织些袜子”。另一张海报上是一幅鲜明的红十字标志，标志的一旁则印着一位护士，她穿着长裙和大袍子，而这衣服似乎没那么便于工作。护士拖着一副直角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位受伤的战士，一块黑色的毯子盖住了战士与担架。从画面的角度来看，海报中的女战士简直像个巨人——而那战士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从担架上滑下来，如果那护士不将自己的目光从远方转移回手头的事，他的脚就要滑下来了。图片的下方印着一行宣传语：“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我用手肘捅了捅莎拉，又指向那张海报。“你是怎么看的？她是不是个处女妈妈？”
她没来得及回答。湿地板上传来一阵拐杖的敲击声，我们都转身望向矮胖的、身着铁灰色束腰套装的贝克太太。这是一位让人敬畏的太太，她专程从波士顿来到这儿，就为了指导志愿者们。如果有人将她送上去法国的船，这位女士似乎能凭着一己之力赢得战斗。
“大家早上好啊。”她用慢吞吞的，带着鼻音的语调说，“我看你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我们的新办公地。战争还在继续，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事实上，我们应该加倍努力，扩大规模提高效率。”
几个女孩发出欢呼声，她们是刚加入不久的新人。
贝克太太点点头，这使得她的下巴短时间内缩进了脖子里。之后她继续说道：“你们中已有些人学会了手指和手臂的包扎，腿部与身体的包扎与其原理相同。然而我们在处理伤口和照料病人的过程中仍要注意其他的不同之处。对于那些未接受过训练的志愿者来说，我将会从最基础的说起。我们首先从原色绷带开始说起。”
贝克太太说起了绷带的长度、宽度和张力，并开始做示范，我则趁机挤干裙边的雨水。她将一根松松垮垮的布条递给离她最近的一个女孩，“站起来，亲爱的。我要让你们分成两组，一组为包扎者，另一组为被包扎者。而包扎者的大拇指一定要放在绷带的上端，像这样，将食指抵在下面。在进行的过程中，我们的手指始终要紧贴着绷带卷，大拇指要拉到最紧。大伙儿开始吧。”
我从身后的一排篮子中取出一卷松松散散的绷带。它此刻还是纯白的，当然了，可它有可能很快便被鲜血浸透，沾上尘土，并将无可避免地惹来苍蝇。我见过这样一张照片，南北战争时期的军人们就遭受了这样的劫难，书本上描绘出了爸爸口中的“美利坚联邦对我们施下的暴行”。
我哥哥托尼比我年长七岁，如今正在法国服役。爸爸本打算用书本知识和人与人之间的探讨教育他。不过爸爸也从未将我赶出过客厅。我可能正在弹奏着简单的曲子，而他会向我招手，让我坐在他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