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洋大学今富正已教授要把《北京晚报》去年连载的《北京城杂忆》编入教材，嘱我写个前言。今年是史无前例和暗无天日的那场特大灾难结束的十周年。我正一肚子话没地方消散，就借题发挥如下。这是前言的前言吧。
像北京这样一座历史名城，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写。为旅游客人，可以专谈眼下的北京：从名胜、街道到土特产。也可以就史地风物写写往日的老北京。这两种写起来虽然也不容易，可总归是就新论新，就旧论旧，下笔时不必怎么踌躇，心里可以踏实。
《北京城杂忆》不是知识性的。我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旧的北京之间，以抚今追昔的心情，来抒写我的一些怀念和感触。这里就存在着一个今昔对比问题。
十年前，编辑即便给我叩三个响头，立下字据，打下保票，高低我也不肯写，不敢写。因为这里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陷阱，一顶潜在的帽子：今不如昔。好家伙，人家在“破四旧”，你却为“四旧”招魂，岂不罪该万死！
那时候，天地分阴阳，人世分无资；好就全好，坏就全坏；而且好坏全凭钦定。知识分子成了莎士比亚《驯悍记》里的凯瑟丽娜，张春桥、姚文元是手持钢鞭的彼特鲁乔。中午时晌，他们指着太阳说“这是月亮”，就得唯唯诺诺地跟着说，是月亮。那时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稗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大豆、高粱。那时候，笔下的今天只能是一片光明，而事实却是漆黑一团。
这十篇“杂忆”本身，无足挂齿。但我竟然写了，而且不是昧着良心，而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写了，这本身也表征着像我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我在逐渐摆脱那种非阳则阴的思想方法，不掩饰对昨天某些事物的依恋，也不怕指出今天的缺陷了。如果谈十年来中国大地所起的变化，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摆脱着那种小媳妇的战战兢兢的心情，开始学着说点真话这个变化，其重要性可不亚于那雄伟的经济建设。
从大的方面，我当然更爱今天的北京。我坐过张作霖的牢房，也见过街头的饿殍。那时候，大官儿出来要戒严，前门外有一大片人肉市场。在大的方面，新旧没的可比。所以当我眼睁睁看着我爬过的城墙和城楼给拆成平地时，我一边往心里掉眼泪儿，一边宽慰着自己说，只要能让人人都吃上饭，拆什么、怎么拆都成。
近来我又想：一个城市要赶上时代，有些东西就得忍痛牺牲掉。什刹海吃不着河鲜了，七月节也不再放荷灯。要现代化，就得扔掉些东西。然而也不能全扔光了啊！
每当我看到有人在讲卫生的横幅标语旁边照样吐痰，每当我看见人们围起来像看耍猴的那么看斗殴的，却没人出来劝解，每当我看到售货员半边笑脸对熟人，半边横脸对顾客的时候，我就诅咒那帮打着“兴无灭资”旗帜的家伙们。他们把散发着芬香的花盆砸个粉碎，把好人、能人插了招子拉到街上示众，把上千年的古物砸成烂泥，最可怕的是把人与人之间异于禽兽的那种相互体贴谦让消灭殆尽，把人间化为大林莽。
我有的只是一只秃笔，但我想用它唤回北京市民的荣誉感，唤回东方人的尊严。
1986年5月20日于北京
（原载《北京晚报》，1986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