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明始自安全
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考核。公共汽车上有无让座的风尚，地上有无痰迹，售货员对顾客礼不礼貌，路人拾金昧不昧等等。这些，每一项都可成为考核的标准。但我认为最起码的文明，是安全。
安全的范围很广。在纽约，晚十点以后就很少有人敢坐地铁了，因为夜静人稀，在车厢里或车站上，都可能遭到歹徒的抢劫甚至伤害。这样的城市，楼房再高，霓虹灯再花哨，也不文明。“文革”期间，有人劝我出门不可戴手表，说曾有坏人看中了谁的手表，就跟踪到公共厕所里，为了抢表，就用利刃把戴表的手腕剁断。
今天，生活在我们的城市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因为威胁市民的那些“哥们儿”已经“各得其所”了。最近，马路上的秩序也大为改观。然而另外还有一种东西，不时还在威胁着市民的安全。有时是一口敞开盖子的煤气或自来水的检查井，有时是为了这样那样原因而挖的一些坑沟。周围既未用障碍物圈起，晚上当然更不会点个红灯。这些，不期然而然地对市民就形成了一种陷阱，一种威胁。
这方面的有欠文明，主要是由于市基建以及水电工程工作程序（或者说作风）的虎头蛇尾。往往检查完一个什么“井”或修完一座建筑，草草扫尾就一走了之。于是，遗下了后患。三年前，我的一位老友的快婿——优秀的青年建筑师，在南池子就为了躲马路上一堆杂土，被后边的汽车轧死了。又比如天坛刨了些坑预备种树，后来改了“点”，有的坑作废，但并不填上，有些浇树的自来水管露在地面上。玉渊潭公园有些树因故锯掉，地面还露着半尺来高的墩子。所有这些，对游人都成为“绊索”。近年来基建方面大有进步，每完成一座楼必给修条路。然而修路前并不砸夯，就慌忙把砖铺上。阴天下雨，上面下陷，砖也随之陷了下去。例如燕京饭店西侧的砖地，有一处已成凹形。我亲眼看到两个老人在那里栽了跟头。
建议市政当局像对消防那样，对各类施工人员做出规定，一定要确保市民老少行路安全。凡由于安全措施不周而造成的伤害，应准许市民控告有关方面，并要求赔偿。
一个文明的城市首先得让人们在里面走着放心，不用担惊受怕。
（原载《北京晚报》，1984年3月28日。）
二 文明小议
煞风景
你能设想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中间架起一尊迫击炮，或在周铜汉瓦旁边摆上一台录音机吗？然而这样的事正在天坛发生。在巍峨辉煌的祈年殿前面那气派万千的方场中央，距离白玉栏杆数米处，近来一直停放着一辆橘黄色的小轿车。车身油漆剥落，车窗也已破，是用马粪纸堵着。据说放在那里的用途是：供游人站在车旁，以高峻雄浑的古建筑为背景，拍时髦照片！
看来文物名胜的保护，不仅仅是个禁止游人在墙上留名题字的问题。
“后无来者”
我最怕那种有弹簧的活动门。星期天早餐时刻，我站在附近有这种活动门的小饭馆做了一次“公德调查”。在七八分钟内，进出了二十来位顾客。大部分是把门推开，人进去后，任那扇门往后绷去，好像后边并无来者。有时里外同时对推，相持不让，最后总是弱者退了下来。一个运动员打扮的小伙子把门推到极限，门猛地绷回来。幸好后边是个中年人，他挨了一下打，也随口骂了声难听的。一个抱娃娃的妇女走上台阶，我替她捏把汗。看来她很有经验：她倒退着进门，娃娃没撞着，她背上可狠狠地挨了一下。只有一位七十开外的老婆婆，当她看见里头走出个小姑娘，手里托着同她年龄很不相称的那么一大叠油饼时，就主动替她拉开门，一面轻声宽慰她说：“姑娘，放心，我等你。”
星期天早晨如此，平时赶着上班，就不堪设想了！
圈套和陷阱
公园里或人行道旁，只要是兴建过土木的地方，就常有一截截一二尺长的“钢骨”弯弯地露出地面，活像套狼用的那种圈圈。有时看到刨掉旧树后未填的深坑，或敞着口（铁盖撂在一旁）的水表井，很像猎虎挖的那种陷阱。
我想，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文明”应该是保障市民（包括老弱病残）生活的安全。
（原载《人民日报》，1982年3月12日。）
三 向城市建设部门进三言
屋顶何不成花园？
可以从各种角度判断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其中之一，是看它的市民工余是聚在剧院、公园、体育场里，还是满处遛大街。然而居民住得窄，又没处可去，就只好遛大街。
年年一到盛夏，北京通衢大道——尤其像工人体育馆那样空敞地带，夜晚必有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幼蹲坐在人行道边乘凉，有的赤背，有的手摇芭蕉扇。我估计这景象可能不限于北京。我一方面同情他们是热得无可奈何，可又觉得实在有碍观瞻。
每逢我走过高层建筑群，例如前三门或复外大街，团结湖或劲松，心里总冒出个问号：为什么让那些楼顶光秃秃的（至多有座天线），而不利用一下？每幢楼的屋顶都有上百米的空间，丈量一下看，全市那么多幢楼房，该有多少千米、多少万米的空间，一年四季都那么白白空闲着——而且都是阳光最足，空气最新鲜，月色最美的地方呢！倘若拾掇拾掇，变成屋顶花园，老头儿早晨可以上去打太极，晚上可以开个茶座，打点子灯谜，举办个舞会，岂不就会减少马路上的人口，又大大丰富了首都的文化生活！这么一来，还可以消除现代高层建筑的一个严重缺陷：同住一幢楼，却老死不相识，更谈不上邻里关系！
该有座北京市的博物馆了
几年前在参观芝加哥工业科学馆时，转来转去，忽然转进一个昏暗的角落，脚下踩的不再是地毯，而是坎坷不平的石板道，恍惚间仿佛来到了上海八仙桥后面的弄堂。原来那是仿照上世纪芝加哥一段街道修建的。马路两旁点的是瓦斯路灯，道旁还停着一辆旧式马车。店铺矮而简陋，好像还有位一手打着阳伞、一手提了长裙的时髦妇女正在漫步。没有图表，也不用文字说明，游人（包括当代的芝加哥小市民）心里自然就有了今昔对比。
北京城何尝不在变？今天，年轻的市民连城墙也未必见过。他们可知道民国初年街上点的是什么路灯？居民怎么买井水？粪便如何处理？花市、猪羊市、骡马市，当年是个什么样子？东四、西单还有牌楼？
当然，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老北京，也是满有意思的。光就婚丧仪仗来说，就够热闹的。阔人讲究六十四人“大杠”，穷的是“穿心杠”。喜轿前头的刀枪斧戟讲究排满半条街。还有雍和宫的“打鬼”，国子监的祭孔，以及一年到头举行的庙会，真有说不尽的热闹。
这么一座以这古老城市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为内容的博物馆，不但会吸引外国旅游者，更有助于本地市民的“寻根”。
实物之外，倘若陈设些像“收租院”那样的雕塑，或国外早已流行的“蜡人”，就会更加生动逼真，引人入胜。
要有一个保修期
买块表，照例要保修一年半载。我常想问：建筑公司盖完一幢大楼，交工后保不保修？保多久？还是一交了事？
一到夏季，我们这座交工不及两年的新楼（复外二十一号）里，就怨声载道了。首先，楼上单元里一淋浴，楼下单元的墙上先是画起地图，接着灰水就淌了下来。同是窗户，少数几个有伸缩，可以开大开小（其实，至多用上不到一尺的金属柄），多数窗户是要么全开，要么全关，表现出为了省下那尺把金属柄，毫不把使用者的利益放在眼里的风格。走廊一排的“纱”窗更妙了。一共是十六扇窗户。两边各四扇安了纱窗，中间八扇不安。这么一来，走廊中间的八扇一打开，蚊蝇照样飞进，而两旁各四扇的纱窗就完全成了摆设。
楼盖完，总要验收吧。验收者则不见得是居住人。从样子看，窗户“大致”安了纱窗，有的“窗户”还可以自由伸缩。于是，字一签，工一交，就完事大吉。真正的验收者应当是第一批住进去的人。
过去不搞投标，尚且如此。今后，要靠缩短工期、降低造价来夺标，这种在细小处的偷工减料，更得严加防止了。
我建议仿照钟表业，建筑公司交工后，也得有个保修期。在这期间，楼内大小毛病须由原公司负责修理，夺标者在质量上搞小动作的，应受处罚。
（原载《北京晚报》，1984年6月21日。）
四 漫谈自选市场
称“超级市场”为“自选市场”，这是中国语言（例如同日语相比）的优越处：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事物本质一语道破。“超级市场”的“超级”，意思有多么模糊！自选确实是超级市场的一个主要特征，而这个特征解决了商业界一个主要矛盾，即卖者嫌买者挑拣，而买者坚持既然我花钱，就得买中意的货品。另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即是高效率。在美国，超级市场的出口（即算账的地方）均有传送带，顾客选的一大批东西，一两分钟即能结算出来。
不久前，我去三里河一家出售粮豆的自选市场。进门之后，我从一摞筐筐里拿了一只，拿时稍稍牵动了后边那只筐子，立即遭到了一位女售货员的训斥。我还看到两位女售货员打开一包油炸豆一类的食品，在一个角落里边吃边聊天。我选购完毕，拿到出口处，那位收款的女同志按了两遍算账机，也没按对数目。然后又喊来一位售货员来帮她笔算，才得出准确数目。另一次我去甘家口自选市场，那天没有几个顾客，可门口却有四五个结账的出口，有的完全闲在那里。
自选市场是首都生活中的一件新生事物，作为顾客，我们不应对它苛求。但希望商业部门不要因为国外有，咱们也得聊备一格。第一，这是一种新型的商业关系，售货员非十分必要，不要动辄干涉顾客。第二，一定要讲求效率，因为效率就是经济效益。
（原载《北京晚报》，1984年3月17日。）
五 文化夜市好
文化夜市，对，太需要了！青年们日益旺盛的求知欲需要它。文艺界的繁荣需要它。作为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的首都需要它。青少年们需要它，中年人和老年人也需要它。男男女女都需要它。不应让建设精神文明停留在文字号召上，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有效的措施。我举双手赞成，并相信在今天美好的形势下，不久它就可以实现。这个头，首都应该带。我相信，这么好的事必然会在全国大中小城市风起云涌。
借此机会，我再提个建议：应该把旧书摊恢复起来。大多数读书人最大的乐趣是逛旧书店。那里，买者不必带介绍信，像告帮似的；卖者也不必带着户口本，把帽沿拉下来，像进当铺似的。大家都大大方方地去进行这种文化交易。愿全市主要商业区都有旧书店；不仅是几间门面的大书店，也要一间半间的，甚至搭个棚子，摆地摊。巴黎城塞纳河畔，一排全是旧书摊。文化人到了那里就流连忘返。英美大学城到处是卖旧书的。在衣阿华城，最吸引我的是那家“闹鬼书屋”。那里，旧书像图书馆那样分门别类，看累了还可以坐在沙发上，有免费咖啡供应，同其他买书人坐下来聊天。
解放初期，东安市场也罢，西单商场也罢，何尝不遍地是旧书摊！我没钓过鱼，但从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奇书的快乐，绝不小于钓到一条尺长的鲤鱼。藏书家几乎没有一位是从买新书开始的。
我希望即将出现的文化夜市为旧书摊留出一个角落。我希望爱书的待业青年出来经营书店、书棚、书摊。让我们在文化的这一主要媒介——书籍方面，互通有无，也让有些埋没的宝贝，由于有了识货者而重见天日。
（原载《光明日报》，1984年7月15日。）
六 泡
每次去×××浴池理发，总得花上大半天。16日晨，下起雨来了。心想，这日子排队的人也许会少些，何不钻一下空子！
买好牌子，拉开玻璃门一看，人果然比往日要少，但两条长凳还是坐满了顾客。站了一会儿，就轮到我坐了，坐等比站等要高上一等。
这时我数了数，男部足有七个座位，但只见一位女同志在理，她脸上好像有些浮肿，动作迟缓，有时理着半截儿就得坐下来歇一晌，有时理完一个人，拿起缸子，歉疚地对我们说：“我得吃点药！”
我心里在盘算：前边还有十一个人，每个人打它十五分钟（看来这是不够的），也得三个小时呀！我很想走。然而一路锳雨来的，我不甘心啊！何况外面还在哗哗下着。
女部那边像是有三四位理发师，而且只有一位女顾客。有个男同志刚走进来，就被女理发师领到我们前边的一张椅子上，亲切地说：“等一下我叫你。”原来女部正在理着另一位男顾客。我沉不住气了，就对后边一个同命运的人说：“咱们难道不能也去女部理吗？”他朝我摇摇头，小声说：“别找那个麻烦，那都是有关系的。”
于是，我们继续攀谈起来。通过他才知道男部共有十七位理发师。我说，整个男部难道就由那位像是病号的女同志一个人支撑？他说：“不，说不定一会儿107号会来呢！”这样，我们就像盼救世主那样盼这位107号，几次有人推门进来，以为是他，原来只不过是来加长我们这个绝望的队伍的。
将近十点钟，进来一个细高个子，穿蓝制服的年轻人。我旁边那位知情人释然地说：“啊，他就是，有盼头啦。”
只见他走到里间，先把手中的雨伞支开，然后由抽屉里取出一块布来细心地把雨伞上一块一块的雨水拭干。擦完伞，他坐下来，擦起鞋来。擦完这只又擦那只。我们二十几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每个人这时都有所感吧，但没人敢吭一声。
以为他该穿起白大褂干活了，才不呢！他点上了一支烟，坐在软椅上，一口口地喷起烟雾。随喷，好像还在欣赏着那烟圈儿。
哎呀，他站了起来，真的去穿白大褂了。我们自然也流露出希望来。他对镜把衣着整理了一下，绷着脸，大摇大摆地向我们走来。走过我们这排人面前时，他并没望我们一眼。我们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拐弯，他悠悠达达地拐到女部去了。一阵打招呼声之后，他挑了张椅子坐下来，又点上一支烟，聊了起来。
他从女部踱出来了，几乎擦着我们的膝头踱过，推开玻璃门，他站在门廊里观赏起雨中街景来了。这时，我想到30年代时，洪深在上海租界影院里对辱华影片情不自禁的抗议。我也想当一次英雄，但我没有当成。我刚一抬屁股，身边那位“难友”就扯了一下我的衣襟，小声告诫我说：“这年月，小青年惹不得啊！”
他从门廊踱了回来。踱到后面，又坐下来，抽了一阵子烟，才站起来，拉开抽屉，一样一样地取出他的工具：电推子和吹风器。哦，原来靠外边第一张椅子就是他的。他慢条斯理地把工具一一吹了吹，掸了掸，然后才把电线的一端塞入插销，转过身来，朝我们这一大排等待着的顾客中间最前边的一个努了努下巴，就像电影里古代酋长对奴隶的那种神态。
我小声问了问我身边的那位“行家”：“这里有头儿没有？怎么也不管管？”他垂下头来，又斜过脸来说：“管？以后下雨天，就连107号也不照面啦！”
（原载《北京晚报》，1984年4月24日。）
七 我总算有了间书斋
在我的概念中，书斋就是一间（不论多么小）不摆床的屋子，一个脑力工作者可以躲开一些分心的杂音——剁剁炒炒、洗洗涮涮的声音，能静下来思考的地方。在有些国家，这也许是件必需品，一个起码的条件。在房荒仍然严重的我国，不能不承认它还是一种奢侈。
大约1956年春间，在一时政策的照耀下，我一度忽然有过那么一小间。1949年以来，只有那几个月里我写过几篇东西。可没多久，那小间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当我在柏各庄跟十几位同命运的人们滚在一条炕上，或在咸宁同几个人合住一间用砖坯堆起来的小屋，以及后来回到北京四口人挤在窗下就是公共尿池的八平方米斗室时，我时常有这个非分之想：要是有一间一个人的工作室多好啊！
1983年，这个梦竟然变成了现实。如今，我有了一间颇像样的书斋。它不但面积不止八平方米，还有漆得锃亮、可以摆各种纪念物的组合柜，壁上挂了朋友胡薭青、叶浅予、阿老、苗子、秦兆阳、子野、育莲的字画，以及祖光和凤霞合作的《秋艳》。真是造化啊！
但是，每当我工作累了，倒在沙发上，望着这一切，心头就总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我想：假若把十亿人搭成个金字塔，享有一间书斋的人肯定是在塔尖上。当然，电视上也看到过农民盖的整幢整幢楼房，可是我身边的许多人，住得都不比我当年宽绰多少。一个青年评论家，在同另外几个同志睡着双层床。还有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女作家，一提房子，她就摇头皱眉。我相信他们绝不会放松自己的努力，必然也像我当年那样。把房管所的门坎都跑穿了。那时我看到的是难看的面孔，如今呢，可能和气点了，然而管理员还会朝你摊开双臂说：没有房叫我咋办？
自然，现在到处在盖房了。从统计数字看，市民平均的住房面积也在上升着。我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我祝愿我的同行们个个都能有一间书斋。
到那时，我再来谈我书斋里的陈设吧。这里，我只想说，我在七十三岁上，才混上一间书斋。我希望并且相信新的一代，将会早一点有。
（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