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说《三国志》者，在宋已甚盛，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说三分’为说话之一专科，与‘说五代史’并列。金元杂剧亦常用三国时事，……而今日搬演为戏文者尤多，则为世之所乐道可知也。其在小说，乃因有罗贯中本而名益显。”
罗贯中是元、明间人，在他以前，已有《三国志平话》，有金、元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杂剧，他又“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肇淛既以为‘太实则近腐’，清章学诚又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也”。（《中国小说史略》）
在下闲话三分，原是袭用宋人“说三分”之名，想循“虚”入“实”，化“腐”为“新”，庶几不“惑乱观者”。此即闲话之动机。若谓一家之言，则吾岂敢！
先从书名说起：《三国志演义》今本作《三国演义》，不知为何去掉“志”字？罗贯中的“演义”，是演陈寿《三国志》之义，非演“三国”之义。演义为小说之一种体裁，根据史志，敷演其义。原是作家虑及古史旧志，非一般读者所能涉猎，遂以较通俗的文字演其义，使之家喻户晓，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读者的心赏神会，数百年的流传，这种“故事新编”，已成不朽的名著，其魅人之力，远远超过了其所依据的古史旧志。文胜于史，这是小说家的本领。但是那个“志”字，似可不必去掉的。否则，依约定俗成之例，如《水浒全传》只名《水浒》，则此书径名《三国》，亦无不可。
《三国志演义》是历史小说，也可以说是政治小说。说它是历史小说，是它基本上按照《三国志》改编的。是小说就不妨有实有虚——不管是几实几虚，真人真事之中和之外加以虚构，减或增，取或舍，夸大或缩小，剪接或移挪……都由它。但从这棵树的枝叶花果上可以看出历史的面貌，锯断树的主干可以细数历史的年轮。说它是政治小说，是它揭示了当时统治阶级怎样镇压人民，怎样内部斗争，怎样割据，合纵连横，彼起此伏，尔诈我虞，互相吞并，抢夺地盘，称王称帝……由“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这些政治把戏，只有通过演义才为人民所知。可以说《三国志演义》是比《三国志》更能教会读者识别那时的历史事件、政治得失，乃至三国以前和三国以后的封建社会，治乱兴亡，改朝换代，莫不如此，可以类推。
这是《三国志演义》的最大功绩。
《三国志演义》久流传，而《三国志平话》已渐不为人所知，今日京剧和地方剧中的“三国戏”，也绝大多数是由《三国志演义》出，而很少承继金元杂剧如《赴襄阳会》、《复夺受禅台》……以至于较后的《关公月下斩貂蝉》之类，其原因亦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