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这种聊以度日生活的持续，他们的精神不仅变得愈来愈慵懒烦腻，而且其性情也发生了明显退化。《颜氏家训·勉学》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同书《涉务篇》也说：“梁世士大夫……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步行；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南朝士人的性情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堕落和颓唐，而是开始向女性化发展，在他们身上本应具备的男子气概，已基本被娇弱与轻柔代替。他们不仅与两汉时代那些格虎搏兽的壮夫或驰骋疆场的义士相比显得渺小羸弱，而且与魏晋时期那些饮酒放达或优游山林的名士相比也难免逊色。因为尽管魏晋名士缺乏四方之志，缺乏两汉士人那种性格的豪放和坚强，但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还具有自己所谓的风度。虽然那些魏晋名士也时常沉湎于一己的不幸和凄苦中，但他们多少还有些能力对此予以掩饰，因而在有些时候便保持住了一种不忧不惧的超然姿容。南朝人则不同，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风度可言，在他们身上既很少能看到魏晋人那种飞扬伸张、顾盼狂傲的行为，也很少出现魏晋人那种放旷洒脱、孟浪怪诞的举动。与这种情况相关的是，南朝士人心理上显得更加脆弱，以至于难以承受外界的任何刺激。他们不仅在涉及世事的社会变动中感到惶恐茫然，而且在关乎自身的细小事件面前也要呻吟悲叹。如衔命述职或临行送归，这些本为仕者人生之常事，可在他们那里却显得凄凉伤怀，难以忍受。《颜氏家训·风操》载：“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飖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类似情况在当时人的不少作品里还有具体表现，如“怀别心独忧，手泪方溅溅”（何逊：《临别联句》，《何水部集》），“君东我亦西，衔悲涕如霰”（沈约：《送友人别》，《艺文类聚》卷二十九），此类如泣如诉的诗句，在当时的送别诗中俯拾皆是。因此可以认为，颜之推所说的“江南饯送，下泣言离”，确实是南朝时期的普遍现象。把这种现象解释成时人情感的丰富与真挚显然不大合宜，因为那根本无须总以如泣如诉的方式来表现，无须总伴随着泪水而涌出，“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曹植：《赠白马王彪》，《文选》卷二十四）的安慰，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子安集》卷三）的赠言，同样也深深地寄托着真挚的情感。所以，从根本上说，上述现象反映了当时人心理的脆弱。
在南朝士人那里，不仅细小的生活事件就可以弹拨他们的心弦，而且树叶的飘落或节令的变迁也能引发他们情绪的波澜，令其兴叹连连，寥落不堪。伏挺《致徐勉书》云：“静居廓处，顾影莫酬，秋风四起，园林易色……怀抱不可直置，情虑不能无托，时因吟咏，动辄盈篇。”江淹《四时赋》亦云：“临飞鸟而魂绝，视浮云而意长，测代序而饶感，知四时之足伤。”这里，作者表述的既不是由重大变动所导致的内心惨痛，也不是因生活穷困所造成的内心忧伤，而只是一种由外界物色变化引起的愁思，一种因无所事事而带来的百无聊赖。如梁简文帝在《愁赋·序》中这样写道：“情无所治，志无所求，不怀伤而忽恨，无惊猜而自愁。玩飞花之入户，看斜辉之度寮，虽复玉觞浮椀，赵瑟含娇，未足以祛斯耿耿，息此长谣。”简文帝所表述的虽仅是他本人“无惊猜而自愁”的内心状态，但这种内心状态在当时士人身上普遍存在。总的看，当时士人的心理不仅表现得极其脆弱和易于伤感，而且还具有十分空虚与怠惰的特征。
南朝士人的这种心理，影响了他们对待社会和人生的态度，同时也限制了他们观照自然世界的视点，使得他们只能把个人的兴趣集中在那些落花飞絮、轻竹细柳等弱小之物上，而完全不去理会宫宇的巍峨和高山的壮观，不愿把这些东西予以再现。其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这些非常宏大的景物与他们的心理不大对应，在这些宏大的物象前，他们一方面会感到自我的渺小和压抑，另一方面又没有能力通过心理的努力去征服或超越，进而获取一种精神的愉悦。这样他们自然不会去仔细观照那些宏大的物象，或者即使去仔细观照，心物之间亦很少能产生强烈共鸣，结果那些物象也就同样不易得到展现。花、草、竹、柳等细小之物与此不同，这些细小之物一般都具有可怜易逝、轻盈柔弱的特性，它们的存在也都较为短暂，生死枯荣均听命于自然，显得漂泊无依，无力自持。这一切无疑与南朝士人的那种心理情态相呼应，可以引发出他们联想，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呼唤，所谓“仁者见仁”是也。所以，他们乐于表现这些东西，既可以在描写和品味这些东西的时候抒吐出自己的愁思，又可以在同一过程中打发掉无聊的时间，如梁简文帝在觉得“无惊猜而自愁”时，便开始“玩飞花之入户”了。无疑，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咏物诗大量产生由于南朝人写作咏物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行自我排遣，这样便使得其中很大一部分篇什具有了消沉伤感的意蕴和低回婉转的情调，我们看谢朓的《咏薇蔷》：
低枝讵胜叶，轻香幸自通。
发萼初攒紫，余彩尚霏红。
新花对白日，故蕊逐行风。
参差不俱曜，谁肯盼微丛。
这里，作者对蔷薇花的描写细腻入微，既展示了它美丽多姿的形象，又刻画了它弱小可怜的特点，但紧跟在这一切后面的却是一种失落与孤苦无依的意绪，尽管这意绪被表现得很朦胧，但毕竟还是可以体味到。我们再看吴均的《柳》：
细柳生堂北，长风发雁门。
秋霜常振叶，春露讵濡根。
朝作离蝉宇，暮成宿鸟园。
不为君所爱，摧折当何言。
在这首诗中，虽然吟咏的对象已不同于上一首诗，但从中流露出的意绪却基本一致。在作者的笔下，那株细柳一方面显得极其孤独和落寞，另一方面又好像充满了深深的怨思而无处诉说，最后只能发出一声“不为君所爱，摧折当何言”的无望悲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无望的悲叹中，仿佛还夹杂着某种类似于女子的心声，令人觉得似乎是一个女子在诉说幽怨。这一现象在其他人的同类作品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像沈约的《咏青苔》、《咏桃》，简文帝的《咏蜂》，鲍泉的《咏梅花》等，都反映了同一种情境。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我们已提及的这部分咏物诗中，是否包含了某种对妇女命运的同情成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其与当时的宫体诗联系起来考虑。
从现存的材料看，南朝时期凡写过咏物诗的人，大都有宫体之作；在那些宫体之作中，有一部分属于对女性的音容仪态进行品味玩赏，而另有一部分属于对女性伤感心理的描摹。这部分篇什或表现女子独处空闺的孤苦寂寞，或刻画她们惨遭遗弃的怨恨幽思。其中的意蕴极为低沉忧郁，而这恰恰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那部分咏物诗所具有的特点，这便说明了南朝士人们一定是抱着相同的用意去写咏物诗和宫体诗的。他们“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的目的，正如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所表述的那样，主要是为了“娈彼诸姬，聊与之谋”，或“代彼皋苏，微蠲愁疾”。他们的目的，既然已反映在对女子的描写上，那么一定同样会表现在对花草的刻画上。从某些方面看，花草完全可以象征女子，人们想通过描写女子去达到的目的，同样也可以借助于对花草的刻画来实现。所以，从根本上说，那部分咏物诗中所夹杂的带有女性色彩的哀怨之声，实际上只是作者本人心态的间接反映，而作者本人的心态之所以要通过这类方式来表现，关键在于他们本身就十分柔弱和带有女性的柔弱特征，在于他们内心的情思绵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