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党锢之祸与隐逸、交游之风
东汉末年随着各种社会政治矛盾的日趋激烈，终于在桓、灵之世导致了“党锢之祸”的发生。所谓党锢，指的是某一权贵被诛杀后，其门生故吏因被视作党附于他的人而遭到禁锢。这种现象在两汉时期多有所见，而我们所说的“党锢之祸”则专指发生于桓、灵之世的最著名者。桓、灵两朝的“党锢之祸”缘起于统治阶级的内讧，内讧的参加者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为宦官与皇帝，另一派为外戚与官僚。他们彼此间的矛盾冲突开始时是以“党议”的形式表现出来。《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这里所说的“激扬名声、裁量执政”即是汉末“党议”的基本内涵。党议最初由汉桓帝之师周福引发：《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党议”兴起后不久便流转到了太学里，而当时太学生的人数已达三万之众，他们的领袖为郭泰、贾彪等名士。郭泰、贾彪先是与大臣陈蕃、李膺及王畅等深相结纳，后又和外戚窦试建立了关系。郭泰、贾彪及太学生们对公卿大臣的裁量品题极具效力，于是许多官员都想尽办法与之交往。《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禦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太学生与官僚结盟，使宦官的势力显得孤立起来，而桓帝由于感到官僚的势力已过于宏大，难以控制，自然要利用宦官，结果两大集团形成更尖锐的对立。首先采取行动的是官僚，如李膺杀宦官张让之弟张朔，岑眰诛向宦官行贿而得显位的张汎，杜密案捕宦官弟子之为令长有奸恶者等等，即可以看作是官僚对宦官的第一波打击。在此打击下，宦官深感恐惧。《后汉书·李膺传》：“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卫。’”此事本已令桓帝心感不快，而接下来发生的另一事件更激怒了桓帝。《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尔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
张成被杀为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线。张成虽非宦官，但其方技之术极受宦者欣赏，而且桓帝也认为其占卜很灵验。张成被杀后，其弟子劳修上书桓帝诬李膺等交结生徒，共为部党，诽谤朝廷，祸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卫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皆书王府。”（《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这就是东汉末年出现的第一次党锢之祸。此次党锢发生两年后，桓帝死去，后灵帝即位，此时宦官的势力已相当强大。大将军窦武辅政，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事败，窦，陈被诛。官僚集团损失惨重，宦官乘势进攻，遂有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关于第二次党锢之祸的起因，史家有如下记述：
“建宁二年（即距第一次党锢四年）侯览丧母还家，大起塋冢，督邮张俭因举奏览贪侈奢纵……及诸罪衅，请诛之。而览伺候遮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家宅，借没资财，具言罪状。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复不得御。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后汉书·侯览传》）
据史书所载，第二次党锢之祸，其死徙废禁者达七百人，持续时间有十六年之久，直至灵帝中平元年，黄巾乱起，朝廷才赦免党，令诛徙之家，得归故郡，对此南朝学者范晔曾感叹道：“党锢祸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纪纲文章荡然矣……海内塗炭二十余年，诸所蔓，皆天下善士。”（《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汉代末年接连发生的党锢之祸给士人们的心里造成了重大创伤，并舍得他们将个人的主要精力从外部世界转向了自身。随着这种转向的出现，士人们之于国家或民族的一体感亦开始淡化。由此便促成了隐逸之风的正式兴起。对于古代士人来说，选择仕进或退隐乃是非常重大的人生问题。如何在两者间进行选择，不仅取决于士人们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情趣，而且更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考察或研究古代士风的转变，要探寻古代不同历史阶段时代精神总体特征，就必须要对时起时伏的隐逸现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从总体上看，隐逸现象伴随了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但隐逸现象也并不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所有历史时段都能形成为时尚或主流风气。东晋人袁宏在《三国名臣颂》中有这样一段议论：“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袁宏此言不无道理，应该说他的这段议论比较清晰的概括了隐逸现象之消长与社会环境间存在的一般关系。对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风变迁有所启发。不过袁宏的上述概括并不完全适应于两汉时期，两汉时期隐逸之风的消长与袁宏所言呈现为一种相反的走向。这一点在汉末的大动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更好说明两汉隐逸之风的变迁，我们有必要先对相关的历史情况做一简单追述。隐逸之风的主体为“士”，而“士”乃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阶层（他们不构成阶级，而且按牟宗三的观点，中国古代社会根本就不存在阶级）。士入朝食禄，则为大夫，也即成官吏，而官吏辞官归隐，也就成了隐士。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然，与憔者之在山，何殊别哉？”（《南齐书·高逸传》）。从表面上看，隐士与乡民樵夫的生存环境极为相似，但本质上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谢灵运所谓的“憔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的诗句想要表达的就是上层意思。（《田南树园激流植楥》）士阶层形成于春秋中后期，而春秋战国乃我国古代最不安宁的历史时期之一，但在春秋战国时期，隐逸现象并未成为一种时尚风气。像许由、巢父、王倪著名隐者，乃上古传说人物，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对于现代学者来说也还是一个问题（参见顾颉刚《历史的层累》）。《论语》中出现的隐者亦属个别事例，诸子百家中只有《庄子》倡导遁世。《老子》不可划入此类。先秦士人的总体精神风貌乃是以进取为其主要特征。先秦士人的普遍心理可以李斯下述言语来加以概括：“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史记·本传》）先秦士人精神风貌的这种特征，基本上被汉代士大夫们以新的表现方式继承了下来。与先秦士人相类似，西汉士大夫们的内心同样是不甘寂寞和崇尚进取的，他们不仅激情满怀地追求功名，而且更担心自己会陷于平庸，司马迁所谓“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悲士不遇赋》）即比较真实地道出了他们普遍怀有的进取心理。受这种心理的驱动，西汉士大夫们大都热衷于现实政治，大都乐于在服务国家或个人冒险的行动中去实现自己。当然，他们的行动有时确是受了一己私欲的驱使，如主父偃的“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便带明显的投机性质；但更多时候则不失为崇高的英雄主义，如卜式之于边患，王尊之于邛崃九折阪等，即表现出了强烈的高贵意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士人极富于冒险精神并具有超凡的胆略和勇气，他们往往独自一人便承担起了重大的使命，往往能于千里之外仅凭个人的力量就扭转了国家周边的政治时局，进而既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也体现了自我的价值。而且有迹象显示，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已具有了榜样的效力。《汉书·张骞传》：“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予节。”可见仿效者们根本不在乎榜样九死一生的涉险经历，为了获取功名，他们可以向任何险难进行挑战。另外，这些士人的冒险精神除经常在其为国家服务的行动中见到外，还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他们会以搏击猛兽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刚猛勇健，会通过与熊虎的格斗来表现个人的力量和果敢；从司马相如的赋作及其他文献看，这类举动在当时已较为常见。甚至个别情况下，他们为证明自己的无所畏惧竟敢于如此行事：《汉书·李广传》：“（李禹）尝与侍中贵人饮，侵陵之，莫敢应。后诉之上，上召禹，使刺虎，悬下圈中，未至地，有召引出之。禹从落下以剑斫绝累，欲刺虎。上壮之，遂救止焉。”这是何等的胆量与气魄，这种胆量、气魄之于齐梁人的柔弱，之于他们大多不敢乘马的妩媚（《颜氏家训·涉务》），相去又是何等大的距离。在这种士风背景下，隐逸行为就令人颇感新奇了。《汉书·疏广疏受传》：
“广、受仕进均至二千石，广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帐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从供帐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以及观者或叹息并为之下泣这一系列的描述得知，于当时能不恋利禄、辞官归隐必属一非常稀奇之举。唯有稀奇，方能引起时人的如此关注。
与上述事件互为表里的是淮南小山所作的《招隐士》。这篇作品通过极力渲染隐逸生活的凄苦孤寂及周边环境的阴森险恶，敦劝隐士走出山林，其中“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已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