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兵部尚书黄嘉善言：“经略杨镐咨称奴酋精兵约六万余，而辽东全镇额兵不过六万，除城堡驿站差拨外，实在仅二万余，又各有防守之责，今合蓟镇援兵仅三万有余，选调宣大山西延宁甘固七镇兵马一万六千，蓟镇各营路兵丁数千，及辽镇召募新兵二万，通共未满八万，将来分派，数路不免气势单薄。今刘议调各上司马步兵丁通计二万有奇，皆本官统驭旧人，矫捷善战，然其中有不得不裁者，如……总计征调汉土官兵共九千八百二十九名，即以参将吴文杰等分统之，星夜兼程赴辽，一切安家行粮，或借支本处堪动银两，或那给解京钱粮庶于危镇有济。”（《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二）
这是兵部尚书黄嘉善给万历皇帝上的一份奏疏，主要是在萨尔浒大战前明、金双方实力的对比，其中对明兵力的集结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努尔哈赤的过激行为让百病缠身的万历怎么也坐不住了。
在万历看来，辽东丧师失地，明建立了两百多年的辽东防御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他决定在辽东打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彻底摧毁后金军事实力。他在朝堂上发话说：“狡虏计陷边城，一切防剿事宜行，该地方官相机处置。”（《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
万历郑重交代兵部、户部等大臣：“内帑空虚，尔部便将马价等银照数给发，户部应发饷银亦着尽力措处，文武官务殚心协谋，共图捍圉，恢复事完，分别赏罚，如有疏虞，必罪不宥，其大举征剿事还着九卿科道会议。”（《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
九卿科道会议的结果是：荐举杨镐为辽东经略，负责征剿努尔哈赤。
杨镐，字京甫，号风筠，商丘（今河南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大家推举他的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个文人，同时又是一个军事人才，而且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军事人才，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好理解，但为什么要求他是文人呢？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吸取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杯酒释兵权，实行以文制武的制度，采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方针。的确，相对武将而言，文臣对帝王的统治所构成的威胁比较小。明承宋制，为了加强君权，就重用文臣，通过财权、人事权、兵马调拨权等等打压武将势力，控制军权，从而更稳定自身的权力。
明朝初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大都督，鉴于大都督府的军权过于集中，后改制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掌管统兵作战，与掌管军事行政事务的兵部形成相互制约的作用。兵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发令调兵，统兵权则在五军府，统兵将官（多为总兵）由皇帝亲自指派。战事结束，总兵交还兵印，总兵一职随之取消。
到了明朝后期，五军都督府的统兵权已经名存实亡，地区发生了重大战事，就由兵部发出命令，指派各地的总兵率军集结组成征讨大军。由于每路总兵率领的本辖区兵力有限（一般在数千到一万人之间），且各军在战术配合和军纪方面又各有不同，就需要兵部官员出马，担任大军统帅——明末的经略，就是这样产生的。
准确地说，明朝经略一职就出自万历援朝之役，由兵部侍郎之类的文官出外担任。而既为文官出身，真正通晓兵事的人就很有限了。当时可以担任主帅的人选大约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曾任抗倭经略的杨镐，一个是曾任辽东巡抚的熊廷弼。
杨镐的确是个人才。比如说，他任山东参议时，曾分守辽海道，率军雪夜度墨山，奇袭蒙古炒花帐，一击得手，大胜，而后垦荒田百三十余顷，岁积粟万八千余，大利边境。又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日本侵略朝鲜，时任右佥都御史的杨镐于次年（1597年）奉命经略援朝军务。日军由南往北猛攻，连战连捷，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李朝实录》），汉城告急。所幸杨镐从平壤直抵汉城，挥军与日军连番血战，终于化解城下之危，遏止了日军的北进，取得稷山大捷。
著名明清史研究家李光涛先生赞称：“稷山大捷，由丁酉倭祸言之，乃明人再度援韩第一功。而是役立功人物，又应以经理杨镐为第一。”足见杨镐在抗日援朝战争中居功至伟。朝鲜人也因此将杨镐视为民族大救星。
继稷山大捷之后，杨镐乘胜再战，拟将日军主力围歼于蔚山。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接连的十数日暴雨使日军躲过了一劫，明军屡攻不下，士气渐沮，功败垂成，未能使战果进一步扩大，反被日军所败。
按理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可是，杨镐却因此遭到了朝内大臣的激烈弹劾，指责他“贪猾丧师，酿乱欺罔”（《明神宗实录》），最后落了个革职撤回的下场。这事儿发生在言官大行其事的明朝并不奇怪，试想想，以李成梁纵横辽东二十年的赫赫声威，尚且不免被弹劾回朝，杨镐被弹，就见怪不怪了。
杨镐回国之日，朝鲜上至国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痛哭流涕，士民男女重髫戴白，牵衣拦道，一送再送，直出郊外，大臣纷纷赠诗为别。（详见《再造藩邦志》卷五）
这还不算，朝鲜国王此后还多次上疏万历为杨镐鸣不平，并建宣武祠于汉城南郊，亲书“再造藩邦”匾额悬于祠内，供奉杨镐画像。（见《李朝实录》）
杨镐在朝鲜既如此深得人心，朝廷此番启用他出征辽东，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想借他的影响力得到朝鲜方面的策应。
万历还专门给朝鲜国王下了一道敕谕，要朝鲜“奉大帅之檄文，集陪臣之谋议；借兵一万以上，赋马七百有奇；遣间谍以侦虏情，购焰焇以饬火器”。（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八册）
而此时大明驻守辽东的守军，总计约有两万余人。在后金八旗军压迫式战法的攻击下，军心靡溃，几成惊弓之鸟。辽东守军只能被动地分兵驻守各个卫所，无法完成反击和进剿后金的任务。明朝廷必须从全国各个防区抽调军队，组成一支在数量上、装备上压倒后金军的大军。
除了由杨镐全面负责辽东外，万历还任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原总兵杜松负责驻守山海关，原四川总兵刘、蓟镇总兵王国栋、副总兵柴国柱、延绥总兵官秉忠随时候命。
万历明确要求各级官兵亟图战守长策，各处城堡要用心防守，遇到敌人，并力截杀，务挫狂锋，等援兵一到，即合谋大张挞伐，以振国威。事情平息后一起升赏，贻误军机，决不宽贷。
杨镐到了辽东，申明纪律，征四方兵，图大举。
杨镐虽是书生出身，可通晓军事，深谙兵凶战危，并未草率采取行动，而是聚积粮草，集结军队，收集难民，振作士气。
为了打好这一仗，他还派人到建州找努尔哈赤和谈，迷惑对手。
他要努尔哈赤交还所掳走的辽东人口，主动向朝廷认错，称若如此或许朝廷可既往不咎。
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努尔哈赤既已气势汹汹地宣布了“七大恨”，撕破脸皮和明朝廷对着干，认错肯定是不可能了，但你要说他是要入关灭了明自己做皇帝，那又未免太抬举他了。他的兵力不过六七万人，所据不过一隅之地，要灭了大明，连梦都没做过。那么，他要的是什么呢？
为了显示自己的强硬态度，同时也是为了赢取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七月二十二日，率军由鸦鹘关进兵，攻陷由明军镇守的清河堡（今辽宁本溪清河城乡），将清河万余军民屠了个精光。九月初四，又派兵将抚顺东北的会安堡屠戮洗劫得鸡犬不留。
他将三百名平民押到抚顺关，斩二百九十九人，只留下一个人，割了他的双耳，让他给杨镐带话：挑起战争的责任全在明政府，如果不服气，可以约定日期决战；如果想息事宁人，就必须封我为王，将原来我的抚顺敕书五百道、开原敕书一千道，全部分给我的兵将。还有，给我绸缎三千匹，白银三千两，黄金三百两。“若以我为非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战决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
看，这才是努尔哈赤真正想要的。
看来，不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酋长是不行了。万历诏赐杨镐尚方宝剑，责令他抓紧时间和努尔哈赤对练，犁庭扫穴，让努尔哈赤从这个地球上彻底消失。
这年冬天，四方援兵已经完成了集结。
其中，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一万，共约三万人；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则各发兵精骑六千，共约两万五千人；而川广、山陕、两直，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共约两万人；浙江发善战步兵四千；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二三千不等，共约七千人。全部明军共计八万八千人左右。
此外，加上同盟军海西女真叶赫部兵一万人，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总计十一万多人，包括后勤、运输等等，号称四十七万。
由于四方调兵，辽东军饷随即骤增三百万两，于是循当年援朝御倭旧例，天下除贵州外每亩加派三厘五毫，共增赋银二百多万两。
这对当时财政状况不佳的明朝而言，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基于这个原因，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廷臣唯恐师劳饷匮，不断发出兵部红色令旗，催促杨镐抓紧行动。
杨镐通过与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玉庭等人商议，定于二月十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
杨镐大会诸将，制定了作战方案：兵分四路，分进合击。
杨镐这个做法，也许会有人存在疑问，觉得将明军的十万人分成四路，那么平均每路只有两万五千人，而努尔哈赤有六万左右的兵力，一旦努尔哈赤集中全部兵力只对付其中任何一路，都会在军力上大占优势，怎么这么简单的数学题都不会算，还指挥官呢，狗屁！
事实上，从当时的形势出发，明军调自四面八方，除了九边重镇（明朝在北方边境设立的九个军镇，包括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中的辽东、延绥、宁夏等镇以及四川和浙江外，其他各地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强，而且他们来自不同军区，互不隶属，无法将他们在短时间内磨合在一起，权衡之下，分头并进当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分进”并不等于分散兵力，而是一个兵力集结的过程，“合击”才是关键，各路明军分头前进，努尔哈赤无法判断哪支部队是主力，就不敢轻举妄动，如若其贸然出击，就会置后方于不顾，随时有被端掉的危险，可谓防不胜防。这样，“分进”的风险就相对降低，而各“分进”的部队一旦到达指定地点，仍然在“合击”敌人时持有兵力上的优势。
相对而言，集中兵力以一路人马开进，则努尔哈赤可以放弃后方，倾巢而出，对明军进行伏击和骚扰，本来，明军在林海雪原中与占据地利的敌人展开野战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明军从辽沈发兵攻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需要纵深两百多里进入后金腹地作战，沿路又多是山川峡谷，河流林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合兵后的军需辎重过于庞大不说，地形又不熟悉，一旦陷于险地，缺少了前后左右的呼应，搞不好会全军覆没。
所以，明军的口号是：“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七册）
这四路军分别是：
左翼北路军由开原总兵官马林率领，共一万五千人，会同叶赫部的一万三千人出三岔口入浑河上游，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左翼中路军三万人，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从沈阳渡浑河出抚顺关，从西面进击赫图阿拉。右翼中路军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二万五千人，从清河城出鸦鹘关，从南面袭击赫图阿拉。右翼南路军由辽阳总兵刘率领，会合朝鲜兵，共二万三千人，出宽甸，从东南攻向赫图阿拉。
另外，杨镐还派出总兵李光荣率军驻广宁，副总兵窦承武驻前屯，监视与阻击和努尔哈赤关系密切的蒙古军队；又派总兵官秉忠、辽东部司张承基率兵驻辽阳，为机动兵力；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运输粮草辎重；自己坐镇沈阳，直接指挥四路大军。
二月二十一日天降大雪，行军困难。杨镐不得不将出发时间改为二十五日。二十五日，雪没有停，反而越下越大。
要不要再等等呢？
山海关总兵杜松就提出，现在大雪迷路，不如延期发兵。辽阳总兵刘也表示，我军对地形还不熟悉，还是缓一缓再发兵为好。
可是，不能再等了。
大军已齐集于辽东，且不说朝内一催再催，而一旦延期，军饷粮食接济不上，就会影响士气，对战事不利。而且，现在是三月初春，经过漫长冬季的空耗，物资向来匮乏的东北女真部落也承受着巨大的后勤压力。再者，因为下雪，出兵的日子已经推了又推，现在还在下雪，敌人疏于防守，突然发兵，正好攻其不备，一举破城。
兵者，诡道也。
用兵之术，在于虚实变幻，神鬼莫测。更何况，为了麻痹对方，杨镐原先还遣后金逃卒赍书努尔哈赤，佯称：“明国的四十七万大兵要打来了，领兵的将帅和监军的文臣都到齐了。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际，分路前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
四十七万大军，当是泰山压顶之势，先从心理上给努尔哈赤以强大震慑力，让其心生畏惧，不敢出击，一味坚守赫图阿拉。这样就更利于分进合击的战略部署，形成合围赫图阿拉的局面。故意将发兵日期说成十几日之后，是为了迷惑对方，让其在信与不信之间犹豫，摸不着头脑。而现在，如果把出兵的日期再往后推，真成了三月十五日出兵，到时不免弄巧成拙，反被敌军所制。
于是，杨镐宣布：“国家养士，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耳！”把皇上钦赐的尚方剑挂于军门，以警告还想劝阻延期出兵者。
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出兵。
杨镐再请尚方剑，宣读十四款“罚约”，将抚顺临阵逃将白云龙当场枭首示众。附十四条“罚约”：
——各路信地，距奴贼（指努尔哈赤）城寨计道途远近，定出兵日期。如违日期者，明系逗留，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
——本路虽杀贼收兵，见别路为贼所乘，不即救援者，明系观望，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
——主将与将领、千把总及军士，或有私仇于阵中，乘机陷害者，审实处斩。
——官军临阵退缩不前者，登时立斩。
——马步兵前队以冲锋陷阵破敌为功，不许割级，俟贼败走之后，方许后队割级，验功之时，前后三七分赏。如贼未败，而争先割级、来抢级者皆斩。
——临阵私逃及诈称病规免者斩。
——营中蓄藏妇女者斩。
——营中不加紧严防，致失火延烧火药粮草者斩。
——杀中国（指明朝）被掳人民报功者斩。
——滥杀投降夷人及老幼妇女充功者斩。
——争夺高丽（指朝鲜）及北关（叶赫）所获首级者斩。
——攻克贼寨争抢财物致有失机者斩，仍罪及本路将领。
——俘获贼属子女及被掳汉人妇女隐匿不报者斩。
——督运及护粮草官违误军兴者斩。（《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