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特别感谢三位同事。在开始构思本书的时候，我与我在牛津大学的同事约瑟夫·拉兹曾就这个论题开设一个讨论班，自那时起，乐于助人的约瑟夫就用他那强有力的怀疑论来审视我的那些不断发展的观点。我在罗格斯大学的同事张露丝完整地阅读了本书的两个初稿。2006年秋季我有机会与她一道开设一个讨论本书打印稿的讨论班，因此推迟把这部打印稿提交出版社。露丝在紧紧盯住要点的同时也不放过任何一个闪失，她在这方面的技能让我受益匪浅。牛津的另一位同事约翰·塔斯奥拉斯多年来用他那广博的学识和精准的判断来协助我的工作。他慷慨地为本书第一稿组织了一个研讨会，我很感谢研讨会的参与者罗杰·克里斯普、约翰·加德纳、戴维·米勒、希勒尔·斯坦纳、列夫·维纳以及乔·沃尔夫，他们向我表明我仍然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与我在罗格斯的同事道格拉斯·胡萨克、拉里·特姆金、杰夫·麦克马汉以及我在澳大利亚应用哲学与公共伦理研究中心的同事谢默斯·米勒、汤姆·坎贝尔、涛慕思·博格的交谈也给了我很大帮助。
卡尔·韦尔曼和我谈论了权利很多年，我得益于他对这个论题的无与伦比的知识以及他的慷慨传授。
詹姆斯·尼科尔受出版社委任阅读本书打印稿，他选择不进行匿名评审。他用热情的鼓励和冷静的批评这样一种理想的组合来完成这项任务，对此我深表感谢。
2003年我用本书的一个早期版本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做约瑟·高斯讲座。听众给了我很多帮助，当然，应该特别感谢的是马克·普拉茨。
然后，有一些默默无闻但很聪明的研究生，他们教给我的东西不少于我教给他们的，尽管我得到了教学报酬。
乔·卡特梅尔对本书花费的时间与我差不多。她把原来的初稿录入磁盘并按照我的修改进行修订。
本书一些章节的初稿发表在如下刊物或文集中：
Chapter 1 in Anales de la Cátedra Francisco Suarez 38 (2004).
Chapter 2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9 (2001).
Chapter 3 in M. Friedman， L.May， et al. (eds.)， Rights and Reasons (Dordrecht： Kluwer， 2000).
Chapter 4 in D. Archard and C.M.Macleod (eds.)，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Childr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ter 5 in T. Campbell and S.Miller (eds.)， Human Rights and the Mor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e and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Dordrecht： Kluwer， 2004).
Chapter 10 in Journal of Ethics 4 (2000).
Chapter 11， Presidential Address i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01 (2000—2001).
Chapter 12 in Telos 8 (1998).
Chapter 15 in Lukas Meyer， Stanley Paulson， and Thomas Pogge (eds.)， Rights， Culture， and the Law： Themes from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oseph Ra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詹姆斯·P.格里芬于2007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