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们所知，最先谈到民族中心论问题的是希腊哲学家。对至善和本性、自然和习俗、正义和法律的区分，是这一思想运动的标志。他们把善同人类全部自然潜能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并且知道掌握这种实现方法的民族少之又少。他们对善持开放态度。他们必须用不属于自己的善作为判断一己之善的标准。这是一桩危险的事业，因为它会削弱对一己之善的忠诚，从而也会削弱他们的民族，招致家人、朋友和同胞的愤怒。求善与忠诚之间的对立，给人生带来难以消解的紧张。但是，对至善的认识和对拥有它的渴望，却是教化人类的无价之宝。
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开放中包含的合理动机，当然它也有其他许多不太合理的动机。人若想成为完全的人，他不能只满足于自己的文化给予的东西，这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洞穴影像和把我们描绘成洞穴囚徒所要表达的意思。文化就是洞穴。他没有建议人们走向其他文化以克服洞穴的局限。自然本性应该成为我们判断自己生活和其他民族生活的标准。最重要的人文学科是哲学而非历史学或人类学，原因便在这里。完全是由于一种教条主义观念——它认为思想受文化制约，不存在什么自然本性——才使我们的教育者确信，摆脱我们的时代和环境限制的不二法门，就是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根据希腊人的理解，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作用仅在于探寻过去和其他民族为发现自然本性做出的贡献。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要对不同的民族及其风俗进行检验并超越它们，就像苏格拉底对待个人一样。这些科学家比他们的研究对象站得高，因为他们在别人拒绝看到问题的地方看到了问题，并致力于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们希望获得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能力。
这种观点，尤其是为找到评价标准而认识自然本性的需要，令人遗憾地被我们的人文学科丢弃了，无论它们喜欢与否，这解释了我前面指出的那些困境和矛盾。它们居然想采用为使我们摆脱文化而发明出来的工具把我们塑造成文化人。开放曾经是使我们能够运用理性去寻求善的美德，现在却意味着接受一切，否认理性的力量。毫无节制、不加思考地追求开放，无视开放作为一种自然目标所固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使开放变得毫无意义。文化相对主义同时摧毁了一己之善和至善。西方最典型的特征是科学，具体而言，是被理解为追求认识自然从而贬抑风俗——即文化，或被理解为文化的西方——的科学，它提倡运用理性这一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独特能力去认识作为人的每一个人都能认识的东西。科学力求理解人类处境的最新尝试——文化相对主义、历史主义和事实与价值之分——是科学的自杀。文化，其实就是封闭性，成了至高无上的主宰。我们是在教导人们向着封闭性开放。
文化相对主义成功摧毁了西方的普世主张或知识帝国主义的主张，不过是把它作为另一种文化丢在一边。于是文化共和国里也出现了平等。但是不幸得很，西方的特色就是它需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辩护，它需要发现自然，它需要哲学和科学。这是它的文化天命。剥夺了它，西方社会就会崩溃。美国这个国家是追求符合自然的美好生活所取得的登峰造极的成就。它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治结构，是因为它运用自然权利的理性原则去塑造一个民族，从而把一己之善与至善统一起来。或者换个角度说，这里建立的政体允许理性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不是不加区别地给予一切事情自由，而是只给予理性。它是使其他自由具有正当性的本质自由，只有以它为基础，并且为了它，许多越轨行为才可以容忍。否认理性特权的开放切断了维持这种政体的机制不断运转的源流。这种政体与所有对立的主张截然相反，是为克服民族中心论而建立的，它全然不是社会科学的新发现。
有必要强调，学生从他们的学习中获得的教训根本就不对头。历史学和文化研究并没有教导或证明价值观和文化是相对的。恰恰相反，它只是如今被我们带入这种研究的一个哲学前提。它未经证明就被武断地肯定，这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先根据它去解释历史和文化，然后又说证明了这个前提。无论如何，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有着不同的善恶观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这些善恶观没有真伪之分、高下之别。说它做出了这样的证明，就像说大学里七嘴八舌的聊天会证明了真理并不存在一样荒唐。面对这个事实，不同的观点似乎更能引起孰真孰假或孰对孰错的问题，而不是把这个问题一笔勾销。自然的反应是尽力解决分歧，检验每一种观点的主张和理由。
只有那种不顾历史、不讲人性的信念，即人们持有某种意见毫无缘由，才会阻止人们开展这种令人兴奋的活动。个人和民族总是认为自己有理，可以说，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最重要的责任就是阐明和检验这些理由。人们一向知道，存在着很多相互矛盾的有关善的观点，对持有这些观点的民族也有各种看法。希罗多德至少和我们一样清楚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但他认为这种现象在要求他进行全面的探索，摸清各种文化的优劣，发现自己能够从它们的优劣中学到什么。而现代相对主义者却要用这种现象来证明，探索是行不通的，我们对所有的文化都得毕恭毕敬。于是，学生和我们这些局外人被剥夺了发现文化多样性的原始快乐，即奥德赛的本能冲动，据但丁说，他周游世界是为了看清人们的善与恶。历史学和人类学不能提供答案，但它们能够提供据以做出判断的材料。
我很清楚，人们在对异族做出判断时往往带有偏见，避免偏见正是教育的宗旨之一。但是，企图通过废除理性的权威去防止偏见，无异于让能够纠正偏见的手段失效。真正的开放是与求知欲为伴的，因此也是与对无知的觉悟为伴的。否认认识善恶的可能性，是对真正的开放的压制。恰当的历史态度会让人对历史主义（认为一切思想都受到时代的根本限制、不可能超越时代的观点）产生怀疑，只把它视为当代史学的一个特点。历史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其实是一种手段，它阻止人们检验自己的偏见，提出诸如人能否做到真正平等或平等观是否只是一种民主偏见的问题。
有人也许会怀疑，我们的历史学和人类学智慧可能只是19世纪初那种浪漫主义困境改头换面的版本，而且更加混乱；当时这种浪漫主义困境咄咄逼人，富于悲剧色彩，它使人们产生对远古和充满异国情调的新大陆的渴望，并创造出了满足这种渴望的艺术。有人认为，作为科学的继承人，我们的知识远多于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那些抱有违反科学的偏见和幻想的人，但他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比我们快乐。这种困境在质朴艺术和伤感艺术的差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列维—施特劳斯是我这一假设的不情愿的证人。他凭借一种半生不熟的卢梭主义，认为能够从这样一个时刻找到最美好的文化：那时人们脱离了自然状态，一起生活在简朴的共同体里，既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也没有“自爱”的爆发。提出这种观点是需要科学的，而科学又需要腐败的发达社会。科学本身就是“自爱”的变型表现之一，即喜欢不平等。所以这种观点同时也带来了对科学的抱怨。但是，只有当我们确信自己知道的太多，而且这是依靠了科学时，这种困境才会如此令人寝食难安。我们也许愿意放弃这种确信，去检验一下那些更快乐的人的信仰，看看他们是否明白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事情。说不定荷马的天赋不像席勒以为的那样素朴。如果我们不再对自己的知识沾沾自喜，让它以谦卑的面貌出现，我们的讨论就会在新的维度上展开。然后我们就可以迈向两个方向之一：放弃科学，或是重构理论生活，这两者都有可能产生自我满足的幸福。浪漫主义姿态就是不去面对这些伪装为英雄壮举的极端做法。我们在科学和文化之间游来荡去，便是这种姿态提供的琐碎的副产品。
因此，开放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冷漠的开放，它受到双重意图的推动：贬抑自己的知识自豪感；使自己成为想成为的任何人——既然我们不想成为求知者。另一种开放则鼓励我们探索知识和确定性，历史和各种文化为此提供了有待审察的各种辉煌范例。这种开放激励着探索的欲望，它使每一个严肃的学生生气勃勃，兴致盎然——“我要搞清楚什么对我是好的，什么能让我幸福”，而前一种开放则阻滞了这种欲望。
如今人们所理解的开放，是对任何强大事物的屈从，或是对世俗成功的崇拜，同时又摆出一副讲原则的样子。这是历史主义为消除人们对历史的抵触而施展的诡计，在今天，当舆论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时，它便意味着舆论。我经常听到，废除学习外语、哲学和科学的规定被誉为开放性的进步。前述两种开放在这件事上是针锋相对的。对求知开放，要求人们学习一些必须知道的事情，这些事情多数人都不愿意费心学习，或是看上去枯燥乏味，与己无关。甚至理性的人生也经常失去感召力；无用的知识，也就是说，对就业没有明显用处的知识，学生在选择课程时连看都不看。这必然会让坚守人文学术的大学看起来既封闭又僵化。如果开放意味着“随波逐流”，那么大学也只能顺应现状。这种现状不让人们对阻碍它的原则向前推进的大量事情表示怀疑，因此，对这种现状的无条件开放，意味着忘记在它之外还有一些受到蔑视的选择，还有一些使我们意识到它有可疑之处的知识。真正的开放指的是把那些让我们安于现状的迷惑拒之门外。
当我还是康奈尔大学的青年教师时，曾就教育问题跟一位心理学教授有过一番辩论。他说，他的职责就是去除学生的偏见，他像打保龄球一样把它们打倒。于是我开始犯嘀咕了，他拿什么东西来取代这些偏见？他对偏见的对立面是什么好像没有多少想法。他让我想起一个小男孩，他在我四岁那年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他希望我沐浴在真理的灿烂阳光之中。这位教授是否清楚这些偏见对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去除这些偏见会造成什么效果？他是否相信存在着一些真理，能像他们的偏见一样指导他们的人生？他可曾考虑过如何让学生爱真理，以便寻求没有偏见的信仰？不然的话，他说不定会让他们变得消极、郁闷、冷漠，只服从他这样的权威，或顶多是当代最优秀思想的权威。向我透露没有圣诞老人的那个孩子，只是在炫耀自己，是想表明他比我高明。他没有为了供人批驳而编造一个圣诞老人。想想我们从人们的圣诞老人信仰中学到的关于世界的一切吧，想想我们从相信圣诞老人的人们那里学到的关于心灵的一切吧。相比之下，仅在方法论上把诸神和英雄投射在洞穴岩壁上的影子从想象的心灵中抹去，并不能促进人们对心灵的认识，这只会抽掉其精髓，削弱其力量。
为了回应那位心理学教授，我试图亲自教给学生一些偏见，因为他的做法现在已经大获全胜，学生们甚至在没有任何信念以前，就学会了怀疑一切信念。缺了我这号人，他也许会无事可干的。笛卡尔在系统地提出激进的怀疑观点之前，心里装着一个大千世界，里边有各种古老的信念、前科学的体验和有关事物秩序的表述，他坚定地甚至是痴迷地持有这些信念。人们为了能够享受解放的狂喜，必须先体验真正的信仰。所以，我提议实行劳动分工，我先在园子里帮着种花，再由他割掉它们。
偏见，强烈的偏见，是有关事物存在方式的观感。它们是对万物秩序的预见，因此，通向认识整体的道路要途经有关整体的谬见。不错，谬见是我们的敌人，但它也指向真理，所以值得我们恭敬以待。从一开始就毫无偏见的头脑是空洞的，它只能由一种方法塑造出来，即意识不到辨别偏见之为偏见是何等困难。苏格拉底通过毕生不懈的努力之后，才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而现在每个高中生都懂得这个道理。为何事情竟变得如此简单？如何解释我们惊人的进步？莫非我们的体验已被各种伎俩——开放是其中最新的一种——搞得十分贫乏，已经没有什么坚实的东西足以抵抗批判，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真能让我们体会无知的世界？我们是否过分简化了灵魂，以致它不再难以解释了？在教条的怀疑主义看来，自然本身，虽有千姿百态的表现，可能也是一种偏见。我们用一张灰蒙蒙的批判概念之网罩住了它，这张网是为了解释自然现象而发明的，但它也能扼杀它们，摧毁其存在的理由。也许，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这些现象复苏，这样我们才能重新拥有一个世界，我们可以向它提出我们的问题，能够进行哲学思考。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教育面对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