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风行紫砂茶具。我对此不甚措意，却也收到过多套友人馈赠的礼品。大多转送子侄辈了，只留下两三把造型悦目者。值得一说的，是四只旧茶杯。
这本是全套，一壶四杯，竹节造型。一个方木盘，盘心是一片花卉圆瓷。民国时代产品，绝无拍卖价值，只有纪念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众多国立院校内迁，家乡安顺接纳了国立军医学校和国立兽医学校两所大专。不知通过谁的介绍，父亲把他的前后两间卧室让出来，借给兽医学校附属医院的张院长夫妇居住。张院长夫妇一直住到抗日战争胜利，难民纷纷回乡之时才离开。
那时安顺小城热闹非凡。大街两侧摆满难民出售家用杂件的地摊，也就是“跳蚤市场”。小城整天人头攒动，人流汹涌。张家夫妇的生活却是静得出奇，从早到晚没有一丝声响。麻脸的张院长每天上班下班，我还偶尔在院子里得见；张太太却是童话里被父王锁在高塔里的公主，绝不下楼一步。我母亲常背地赞叹她的风度，我却似乎没有真正见过她的样貌。有一天黄昏，我在院子里挥舞长竹竿，追打飘掠来去的蝙蝠，偶然瞥见被夕阳烧得金灿灿的窗影里，张太太倚着窗子在望远处。后来猜想，她一定是在想念日寇铁蹄下的故乡，就像大姐唱的那支歌：“小楼上的人影，正遥望点点归帆。”这支流行于抗战时期的歌，我至今没忘。词作者杨友群先生，贵州毕节人；曲作者汪秋逸先生，浙江人。当时二位都在贵阳教中学，合作了几首好歌。
父母与张家夫妇成了好朋友，常常在晚上去陪他们说些闲话，让两个异乡人不太冷清。而我，却是与她家的老勤务兵结下了无情缘。这位老兵不仅穿得整洁，皱纹密布的小脸洗得亮亮的，连那把小菜刀都是通体雪亮，没一点锈斑，像现今才有的不锈钢刀具。灶上地下清清爽爽。张家厨房原是我家堆杂物的一个小单间，与大厨房隔园相对。我常去看老勤务兵干活。看他煮极少的饭，炒极少的菜，炖极少的汤，一切做好，用长方大盘摆好，端上楼去。我家人多，天天大盘子大碗，张家饭菜看去很荒谬，不像真的，像是“办姨妈”的玩具，但又觉得很精致，一定特别好吃。老勤务兵自己在厨房单独吃。有一次我闯进去，见他端着碗，看着小窗外的园子发呆。最令我纳闷的是他炼猪油。买的是净肥肉，切成极小的丁，炼完的油渣，已缩成豆样的小粒，通通倒进垃圾桶。按安顺人习惯，油渣炒豆豉是一道好菜，我至今酷爱。他把油渣当垃圾，我觉得很可恶。参观老勤务兵做饭的全过程，我绝不开口，他也绝不开口。他常常蠕动着瘪瘪的嘴唇，不知是在骂日本人，还是在做唇部运动。我看他做饭记不清多少次，却似乎没有对过一句话。做饭有什么好看的，但我常去看他做饭，至今莫名其所以然。
一天，母亲说，昨晚在张太太屋里说闲话，三更了，忽然听得“老呜唔”在很近的地方叫。安顺人认为那是一种怪鸟，以其叫声为其名，叫它“老呜唔”。说它只在深夜啼叫，在哪儿叫，哪儿就要死人。小孩偶尔中夜醒来，听见那不动声色、无一点余音的老妇人一般的叫声，确实很恐怖。母亲说，张院长和父亲立刻到窗口去望，发现是远处屋脊上蹲着的一只猫头鹰。张院长有手枪，对着开了一枪，没打中，簌簌飞走了。相对大笑。但我母亲心里不服，因为猫头鹰都是“咕咕”叫，没有“呜唔”叫的。
抗战胜利，难民们喜极而泣之后，纷纷筹划归计。张院长夫妇决定立即动身回乡，我父母力主少安毋躁，等院校回迁时一道走，万无一失。但他们归心似箭，还是加入最早返乡的人流。没想到在途中遭到抢劫，夫妇俩都惨死了，老勤务兵挺身护主，也死了。消息传来，父亲震惊，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堕泪不止，一再痛惜张太太那样的好女子。
此前告别时，张院长把他日常使用的这套竹节茶具送给父亲做纪念。张太太也要赠我母亲纪念物，我母亲就要了一只旧铁皮饼干盒。盒子很平凡。我母亲一直使用到她一九八九年去世。这套茶具，几十年总摆在父亲房里，从不使用。我们都知道这是他珍惜之物，小心着不去碰它。
我的童年与抗日战争密不可分。在家里，有借住的张院长夫妇和他的老勤务兵，有母亲代为抚养的难民遗孤毛毛。毛毛的妈妈张惠是我大姐明端的级任老师，生毛毛七十天就因产后寒去世；爸爸祝寿庭在中国银行做事，年纪轻带不了婴儿。我母亲应大姐之求，接来抚养，直至七岁才接回上海，祝先生也与父亲成了好朋友。还有在我家住到抗战胜利才返乡的两个女学生，也是大姐招来的同学，我只记得有一个叫吴金珑。街上更是挤满难民借以谋生的地摊、小吃摊、哄小孩零钱的抓糖玩具摊等等，无奇不有。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则是这些“下江人”带来的话剧、音乐会、广场演出。它们是我的艺术启蒙功课。
“文革”期间，城里乱哄哄的，我二姐明坤经亲戚介绍，去天龙乡下一个屯堡人家小住养病，随身带了这把紫砂壶。屯堡人祖籍江淮，家家嗜茶，房主十分眼红这把壶，天天赞不绝口，离开时只好送给了他。明坤患的是肺结核，又亲历两次抄家的刺激，所以想躲个清静。但生活不便，也不见得安静多少，很快就回来了，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病故。
四只茶杯，有一只被表妹永宗小时候摔破，用钻铆古法补起。某年夏天，竹城举行赛壶大会，得首奖的是一套清代名家壶。我近前瞻仰，见四只杯子的造型和内壁开片瓷，都与我家这四只杯子一模一样，但那是绿砂，价值当然也天地悬殊。那只方盘中的圆瓷图案是玫瑰花，可能是日本瓷。此盘也还健在，而上述与它有关的人，包括打破一杯的表妹在内，一个也不在了。易碎的陶瓷，也比人经久些。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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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大约半月前，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问姓名，说是祝寿庭的孙子。我问了两遍才听明白，大声问他：你爸爸是祝世安吗？他说是。几分钟后，响起一个苍老的下江口音：明贤大哥，我是毛毛呀！一根断了六十年的线，忽然之间接上了。一问年龄，他竟七十二了。说起经历，也不如我想象中的顺利。他说，他母亲去世的消息，舅舅们一直瞒着外婆。五三年终于知道了，就一定要接回去。来贵州接他的是舅舅的热心朋友，从贵阳坐木炭车走了七八天才到重庆，在一位姑母家住了几天，乘船到镇江，在乡间见到外婆。以后才回到上海父亲处。后来因“家里有海外关系”而迁至某县，妻子是农村户口，近年才落实“知识分子”待遇。儿女都是工人。他儿子是从网上查祖父姓名的词条，其中有一条线索是《读库》选载的我的一篇文章，于是辗转多方，终于查到我的电话。最近，毛毛的叔叔寿康先生也与我通了电话。他当年在贵州湄潭县上内迁的浙江大学，也在我家小住过。我们叫他祝二叔。他寄放了一只用绳子捆住的简陋白木箱在我家，后来随学校返浙时来信说，木箱不要了。解开绳子，是一些作业本和一本《明词综》。这本书就归我了。当年二十来岁的英俊大学生，已经九十二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