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副对联:两副同写吴宓一联,书者萧之亮、萧娴二前辈;一副写吴中蕃一联,书者谢孝思前辈。
一九七三年夏,在涂月僧前辈处借到两种难得一见的老书:《吴宓诗集》和陈衍《近代诗抄》,都是大部头,像四块砖,吴集一块,诗抄三块。耐着性子啃了,觉得诗抄太贪多,吴集看中了一联。吴集后附吴芳吉《白屋诗稿》,实际是两本诗集合册。用这种形式为亡友出书,绝无仅有。吴宓先生一生行事,又厚道又天真,这种小事也体现出来。
我喜欢的那联诗是:“造人时势原无据,慰我生涯幸有书。”上句只是陪衬,要的是下句。尤其这个“慰”字最惬予怀,真觉熨帖到了心灵。上句末字原文作“定”,即守则、定数,我觉得如用“据”,凭据、字据,似乎更到位一些,写时就径自改了。反正是自用,并不想伪称原文如此。定也罢据也罢,都与我无涉,有书就行。
读吴诗的那段时间,某日去白沙巷访学弟黎晓三,恰逢萧之亮先生在作画,趁机求他写了这副对联。这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倔强老先生,遵义人,生于一九一一年。青年时代负笈旧京,学成后去上海,成为左联话剧活动的战士,终生服膺两个人:鲁迅和毛泽东。后因反感左联种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做法,大吵一架,拂袖而去。回到贵阳,组建“沙驼剧社”,开拓山城进步话剧活动。但我识荆时,早已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他只是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图书管理员,而以诗书画印“四绝”为界内称道了。不久前召开纪念他百岁诞辰和画册出版座谈会,原贵州省话剧团团长王呐先生发言说:他五八年入黔,在贵州搞了几十年话剧,从不知道有萧之亮其人。直到几年前审阅贵州戏剧志稿,才知道眼皮下竟有这样一位话剧运动先行者级别的人物,不禁惊诧感叹。
我与萧先生接触不多,但印象鲜明。他虽然像别的老先生一样画花鸟、刻印章,却还是当年文艺战士的气概。有一次画友雅集,几位画家合作了一幅花鸟。萧先生端详一通,提笔道:这块石头是水泥做的,一碰就碎,我来给它加点钢筋。加完掷笔曰:这下就有硬度了!晓三在座谈会上说了件旧事:一次去半长庐看萧先生,见他在生气。一问,原来是刚在单位接待了两个北京来的外调人员,询问他有关左联的情况。当时这种外调活动极多,都是带着“既定方针”前来,软硬兼施,逼你做伪证。谁知萧先生不就范,一语惊四座:“有一天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求我给她写个剧本,我就给她写了《一件小棉袄》。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敬爱的江青同志。”外调者的来意,大约是搜求打周扬的材料,一听是这个,气得跳起来,说这是诬蔑敬爱的江青同志。萧先生把头上的帽子抓起来掷到地下,大声说:“我这顶帽子早该揭掉了!”不睬来人,扬长而去。萧先生向晓三说罢这事,得意道:“我在北京搞学生运动,那些人高马大的警察我都不怕,会怕你?!”话剧《一件小棉袄》是萧先生的代表作,在上海公演时很轰动。而所谓“帽子”,则指他因自动脱离左联,被诬为“叛徒”。一九八七年生病,执意自己医治,不相信医生的诊断。老朋友们再三劝说,他断然道:我的身体我有把握!后竟延误至于不起。得年仅七十,他本该再活许多年。那次我与晓三带着对联去半长庐补印,见他精神健旺,声音洪亮,对他说:萧先生,老杜的“丹青不知老将至”最适合您刻闲章了。他说:要刻的。前几天得到新出的大画册,果然刻了。
前几天观看萧先生作品展,其艺术成就,依我的孔见是:行书第一,以下是花鸟、诗、印。他的行书恰如其人,老辣刚劲中透出一股倔强之气。尤其那些题画小行书,非常精彩,很想一一拍照剪裁,印成一册专集。
再书此联的女书豪萧娴先生,贵阳人,生于一九〇二年,髫龄随父亲出黔,抗战时期流寓粤港等地,后定居南京,直至一九九七年辞世。她少年即以书法神童名动粤海,康有为见到她写的金文,题诗盛赞。在香港鬻字,于右任等为订润格,益加声名远播。我很早就听前辈老先生们说过她许多逸闻,以为是早已作古之人,没想到后来竟及亲见。一九八三年,南京电视台为她拍摄专题《大笔豪情》,摄制组随她重寻平生屐痕。父母之邦是少不了的,于是在金秋时节回到暌别半个多世纪的贵阳。市委夏页文书记是一位有文化的老革命,向来尊敬老艺术家,熟知萧老行状,对接待工作十分重视。他把这任务交给我们文联,强调“老人家打个喷嚏(指感冒先兆)都不行!”萧老抵筑后,他设宴为萧老接风,一桌十人,除了萧老和接待组组长廖公弦,其余八人都是省级黔籍老干部。老同志们还陪萧老在旋转塔观看市容夜景。萧老一共三次还乡。这是第一次,除拍摄专题片,还举办了盛大的个展。第二次是决定捐赠一百零一幅书法作品给故乡人民,吴志刚副市长专赴南京接来老人。举行了正式的接受仪式,双方宣读捐赠书和答谢书,李万禄市委书记承诺三事:建萧娴先生书法陈列馆,出版萧老书法集,编写出版《萧娴传》。会后,多人陪萧老亲自选定馆址。萧老兴致很高,登援古建筑大楼梯也不示弱。比较几处后,选定贵阳标志性文物甲秀楼景区内的古建筑翠微阁。第三次是亲临陈列馆(匾额是启功先生书写)开幕暨翠微园开放典礼,刘也强市长直接安排接待工作。开幕场面十分热闹,舞狮踩跷,鼓乐喧天,一片节日气氛。当时萧老腿脚已不太利索,坐轮椅观看。离去时坐进汽车,老人忽然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要回去喽!依依之情可掬。年余后,萧老在南京去世,享年九十五岁。故乡人就是以这个火热场面,作别这位年高德劭的乡贤。故乡对萧老的三项承诺,都一一完成。捐赠作品的交付,却因身边人士的猜疑,很经历了些波折。当然这是后话了。
萧老三次回故乡,我都参加了接待工作。刚到一两天,在花溪黄金甬道拍镜头。萧老和摄像师走在前面,我们远远跟着。天高云淡,窄窄的法国梧桐夹道,被阳光染成一条金晕朦胧的隧洞,满铺一路的落叶,在脚下脆脆响。左边是小山,右边是河,深蓝水面浮着散漫的金叶。萧老白发黄裳的矮小背影,就在这条金晕胡同里彳亍前行。后来这画面成了《大笔豪情》的片头。
一次在黔灵山休息室闲谈,因次日要经安顺去黄果树瀑布,我记起那位画蜡画像变魔术的苗女杨金秀,就向南京客人们讲述当年采访她的情景。萧老靠在沙发上,闭着眼似睡非睡,忽然睁眼道:去看看。说实话,这正是我的隐秘愿望:让两位年龄悬殊、距离遥远、却同样身怀绝技的贵州女性见一次面,会是很有意思的事。我立刻打电话请老友周青明安排。萧老本想去梅家庄杨家,但路况不好,又费时间,改为接杨金秀到黄果树宾馆见面。见面后,杨金秀当众表演,画了一根丈余长的直线,不用尺不折痕,凭手从两端起画,到中间衔接,无毫厘之差。接着画了些花草枝蔓、蝴蝶鱼形的局部,放下蜡刀说,画蜡费时间,萧老看看怎么回事就是了;带来一块画好的,送给萧老做“意念”。我问南京俞律先生观感,他说:“神乎其技!”我很得意这项活动的成功,后来写了一篇《高山飞瀑的女儿》,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纪念这次见面。后来萧老谢世,有一位女学生的悼念文字中说,萧老把那张杨金秀蜡画挂在床边,并且向他们说:我不如她。我读到这段话,非常诧异和感动。
萧娴先生书法成就很大,但最令我赞叹的,是那一份宠辱不惊、安详自在的尊严。常说的“不卑不亢”,尚带有意为之痕迹,不足形容真正的淡泊宁静。再就是她写起大字来,那股“心中有我,眼底无他”的豪情。她有一副对联就写的这八个字。在贵阳的照片,有一张正捕捉到她写完最后笔画,大笔随余势高高扬起的瞬间。
几年后读吴中蕃诗集,又喜欢上一副联语:“莺闲常选树,鱼旷不吞钩。”就求谢孝思前辈写了。吴中蕃字滋大,明末清初时人。参加过南明永历政权的反清复明活动,曾授重庆知府职。永历失败后,回到贵州。后来吴三桂在云南谋划反清,派专使邀了他去。去后察觉吴是借复明大旗笼络人才,为他实现皇帝梦,就佯狂摔砚,回到贵阳,隐居于南郊芦荻寨。诗作有《敝帚集》《断砚草》等。《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在北京偶然读到吴诗,大为震惊,在《敝帚集》序文里承认,过去以为贵州这样边僻之地根本没有诗人,现在见到这样足以同江南中原名家相抗衡的优秀诗人,才恍悟不是没有,而是不知。其实,同样优秀甚至更加优秀的诗人,贵州还有不少,但总是难被通都大邑、权势话语所知闻,甚至故意视而不见。这副联语写于隐居芦荻寨时期,借景物寄托心境。心无挂碍,任我游止;身无贪欲,钩饵何施?
谢孝思先生也是贵阳人,生于一九〇五年。平生遇两位恩师:人生之师黄齐生和艺术之师吕凤子。卢沟桥事变后,他以达德学校校长身份,发起和组织教育界爱国救亡活动,还典当老宅资助黄齐生先生赴延安考察,屡受国民党地方当局威胁迫害。后吕凤子先生在四川璧山创办正则艺专,召他前去协助。抗战胜利后,随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至苏州。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政协工作,联合地方人士呼吁保护并修复苏州园林。这一卓见,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的重视,付诸实施。他出任市文化局局长兼园林修复委员会主任,主持这项工作。当时的苏州园林,迭经连年战乱,已毁坏殆尽,有的名园成了军马厩。他根据自己对园林艺术的研究思考,依靠专家和匠师的集体智慧,采取搜集零散旧件集中使用的办法,以留园为试点,三年间修整恢复著名园林和名胜三十多处,继而建立专业化保护管理体制。苏州园林以此起死回生,凤凰涅槃,最终荣膺人类文化遗产。改革开放后,在全国性的城市西化风中,苏州也出现了旧貌要为新颜让路的动向。谢老忧心如焚,不断呼吁,不遗余力。甚至多位老友私下劝他:你已尽了人事,当止则止罢。但他不屈不挠,最后竟以类似间谍片的情节,上达天听,终得部分解决。在苏州园林列入人类文化遗产后,作家陆文夫曾说:这当然值得庆贺,但如果我们少犯了些错误,现在列入名录的应当不仅是苏州园林,而是整座苏州城。
谢老享年百又四岁。最后几年,苏州市给了他最好的医疗生活条件。祝贺他百岁大寿时,《姑苏晚报》连续三天连载长文,介绍谢老生平。文中说,苏州建城两千多年,有两位外地人士对古城贡献巨大,一位是阖闾时代的伍子胥,一位是共和国时代的谢孝思。听说苏州市政协还编了一本书叫《一个人与一座城市》,说的就是谢老和苏州的情分渊源。
谢老对苏州和贵州都有故乡情结。他不惮劳累,两次组织苏筑书画联展,亲率亲陪,向苏州艺术家赞美贵州山水,向贵州艺术家赞美苏州园林,都是如数家珍。苏州朋友说,谢老有两句永远不变的开场白:“贵州是我的故乡,苏州是我的第二故乡,两个故乡我都爱。要问哪个故乡更美,我说两个都美,春兰秋菊,各有佳色。”我能证明此非夸张。
夫人刘叔华先生也是一位画家,出自吕凤子、潘天寿大师门下。她爱竹入迷,自号竹痴。她的墨竹,笔墨、境界均不逊古贤。诗也作得很好,颇得“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瓯北诗话》)之致。二老志趣相投,伉俪情深。出则同观名山大山,归则共莳小园花木,对案则同画互题,五十年如一日,是人们艳羡的神仙伴侣。惜刘老先谢老数年仙逝。
谢老是一位非常可爱的老先生,开朗旷达,风趣平易,我辈“乡后学”们都乐意见到他。矮小清癯,步履轻捷,三十年间,总是一点不见老。乡后辈们见他惊喜:“谢老还是这样仙健,一点没变!”谢老笑道:“是的。没有进步。”他有两句口头禅:“好极了!”“我很快活!”心境如此,能不高寿?
我曾给自己拟过一个课题:黔人的“山民性格”。本文写到的三位前辈,都是理想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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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最近为拍附图照片,清找字画,发现书友四川刘云泉先生、贵州黄济云先生都应我之请,写过吴宓那联诗句,因未付装裱,写此文时没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