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彼得常去基尔格鲁老人家听他的收音机。我们总是等到晚饭以后，等到天黑，然后我们就站在基尔格鲁老人的客厅窗户外面，我们听得见是因为基尔格鲁老人的妻子耳朵聋，他总把收音机的声音尽量调大，因此我想，我和彼得跟基尔格鲁老人的妻子一样能听得清清楚楚，尽管我们是站在外面，而且窗户是关着的。
那天晚上我说：“什么？日本人？什么是珍珠港？”彼得说：“嘘。”
于是我们就站在那里，天真冷，听收音机里那个人说话，只不过我怎么也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后来那人说眼下他就说这么多，我跟彼得就上路走回家，彼得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快二十岁了，去年六月已经读完联合中学[6]，知道好多事情：告诉我日本人往珍珠港扔炸弹了，而珍珠港在水那头。
“哪片水那头？在奥克斯福德的政府水库那一边？”
“不是，”彼得说，“在大海那头。太平洋。”
我们回到家。妈跟爸早就睡了，我跟彼得上床躺下，我还是不明白那水在哪里，彼得又讲一遍——太平洋。
“你怎么回事？”彼得说，“都快九岁了。九月以来一直在上学。你难道没学点东西？”
“我想我们还没有学到太平洋那一段呢。”
当时我们还在种巢菜[7]，这本应该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种完的，可因为爸又晚了，就像我和彼得认识他以来他总误事一样。我们还有柴火得收进来，可每天晚上我跟彼得总去基尔格鲁老人家，在冷风里站在他的客厅窗户外面听他的收音机；然后我们回家上床躺下，彼得就给我讲那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说，他给我讲一会儿，然后他就不给我讲了。好像他不想再说了。他会叫我闭嘴，说他要睡觉，可他根本不要睡觉。
他就那么躺在那里，比他真睡着了要蠢得多，而且有样东西，我能感觉到这东西从他身体里冒出来，好像他甚至在生我的气，不过我知道他想的不是我，又好像他在为什么事情发愁，不过也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要发愁的事情。
他从来不像爸那样误事，更别说有什么事情赶不上趟。他从联合中学毕业的时候，爸给他十英亩地，我跟彼得都觉得爸少了起码十英亩地高兴得很，少了一些自己要发愁的东西，而彼得在这十英亩地上都种了巢菜，翻了一遍，平整好准备过冬，所以，不是那么回事。可又有点事儿。我们每天还是去基尔格鲁老人家听他的收音机，现在他们去了菲律宾，但麦克阿瑟将军在挡着他们。然后我们就回家，躺在床上，彼得不肯告诉我任何事情，也不肯说话。他就那么一声不吭地躺在那里，安静得像是个隐蔽的伏兵，我碰碰他，他的身子或腿硬极了，一动不动跟铁似的，过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后来，有一天——在这以前除了我们在柴林里砍树的时候骂我没有把柴火劈够以外，他什么话都不跟我说——他说：“我得去。”
“去哪里？”我说。
“去打那个仗。”彼得说。
“在我们砍够柴火以前？”
“柴火，去他的。”彼得说。
“好吧。”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可他没在听。他躺在那里，像铁一样又冷又硬地躺在黑暗里。“我得去。”他说，“我可不能容忍那帮人这么对付美利坚合众国。”
“对，”我说，“什么柴火不柴火的，我看我们得去。”这一回他听见了。他还是安安静静地躺着，可这是另一种安静。
“你？”他说，“你去打仗？”
“你揍大家伙，我来揍小家伙。”我说。
然而他告诉我我不能去。开始我以为他就是不想要我跟在他身后，就像他去追塔尔家姑娘的时候不要我跟着去一样。可他告诉我，是军队不要我，因为我太小了。这时候我知道他是真有这种打算，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做我都是去不了的。不知怎么回事，在这以前我一直不相信他会自己一个人走的，现在我知道他要去了，而且他无论如何是不会让我跟他去的。
“我可以给你们大家劈柴打水的！”我说，“你们总得要用柴用水的！”
他转过身把手放在我胸口，因为现在是我笔直地硬邦邦地仰天躺着。
“不，”他说，“你得待在这里帮爸的忙。”
“帮他干什么？”我说，“他永远也赶不上趟了。他也不可能再落后多少了。我跟你揍他们日本人的时候，他当然能够照料这巴掌大的一个农场。我也得去。要是你得去的话，那我也得去。”
“不行。”他说，“别说了。别做声。”他是当真的，我知道他是当真的。不过我肯定那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我不闹了。
“那我就是不能去了。”我说。
“对，”彼得说，“你就是不能去了。首先你还太小，其次——”
“好吧，”我说，“那你就闭上嘴让我睡觉。”
于是他不说话，躺了回去。我躺在那里好像已经睡着了，没过多久他就睡着了，我知道他是因为想去打仗才发愁得睡不着的，现在他终于决定要走了，他不再发愁了。
第二天早上他告诉妈和爸。妈还好。她哭了。
“不，”她哭着说，“你不要走。我宁可我替你去，要是可以的话。我可不要救国家。那些日本人可以拿走，留着它，只要别来惹我，我的家，我的孩子。可我记得我弟弟马许和另外一次战争。他还没到十九岁可他得去打仗，我妈妈跟我现在一样也不明白。但她对马许说要是他非去不可，他就得去。所以要是彼得非去打这场仗不可，那他就得去。就是别要求我弄明白这是为什么。”
可爸不行。他是那种闹的家伙。“去打仗，”他说，“哼，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丁点儿的用处。你还没到征兵入伍的年龄，这不，国家还没有受到侵犯。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总统在注意事态的发展，他会通知我们的。还有，在你妈说的那次战争里，我被招兵了，给送到得克萨斯，在那儿待了快九个月一直到他们终于不打了。在我看来，有了你舅舅马许在法国战场真的受了伤，这对我，至少我这辈子在保卫国家方面也就够了。还有，你走了，我要人帮忙干农活时该怎么办。看来我要大大地落后了。”
“从我记事以来你总是落后的。”彼得说，“反正我要去。我得去。”
“当然他得去。”我说，“那些日本人——”
“你给我闭嘴，”妈哭着说，“没人在跟你讲话。去给我抱一捆柴火！这才是你能干的活儿。”
于是我就去抱柴火。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跟彼得和爸尽量地把柴火抱进来，因为彼得说爸所谓柴火够多了就是墙上还靠着一根劈柴，妈还没有把它放进炉膛，妈在为彼得出发做准备。她把他的衣服洗干净补好，又给他煮了一鞋盒的干粮。那天晚上我和彼得躺在床上听她一边哭一边给他理旅行袋，过了一会儿彼得坐起来，穿着睡衣走到后面去，我听见他们在讲话，后来妈说：“你非去不可，所以我愿意你去。但我不明白，我永远不会明白，也别指望我能弄明白。”后来彼得回来上床，像块铁一样硬邦邦地安静地躺在那里，后来他说，他并不是对我说，他也不是在对什么人说：“我得去。我就是得去。”
“当然你得去。”我说，“那些日本人——”他猛地翻过身来，他好像呼地翻过来侧身躺着，在黑暗里看着我。
“总而言之，你还行。”他说，“我因为对付你要比对付他们大家加在一起还要麻烦得多。”
“我想我也是没有办法。”我说，“不过也许还得再打几年，我还能去。也许有一天我会闯进来跟你碰头的。”
“我不希望有这一天。”彼得说，“大家上战场不是去玩的。一个人不会为了玩就离开他妈让她哭哭啼啼的。”
“那你为什么要去？”我说。
“我得去，”他说，“我就是得去。现在你赶快睡觉。我得一早赶那早班公共汽车。”
“好吧。”我说，“我听说孟菲斯是个大地方。你怎么才能找到部队待的地方？”
“我会跟人打听上哪儿去参军。”彼得说，“现在睡吧。”
“你就这么问？上哪儿去参军啊？”我说。
“对，”彼得说，他又翻过身去，“别说了，睡吧。”
我们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们点着灯吃早饭，因为公共汽车六点钟就经过这里。妈不哭了，只是神色阴郁，忙忙碌碌地把早饭一样样放在桌上让我们吃。后来她把彼得的旅行袋收拾好，可彼得根本不想带什么旅行袋去前线，但妈说规矩人无论到哪里，就算上前线，都得换衣服，都要有地方放衣服的。她往鞋盒里放炸鸡和饼，还把《圣经》也放了进去，这就到了该走的时候了。我们这时候才知道妈不去公共汽车站。她只是把彼得的帽子和外套拿了过来，她还是没哭，只是站在那里两手扶着彼得的肩膀，她站着不动，就那样扶着彼得的肩膀，可她看上去又厉害又凶狠的样子，跟头天夜里彼得翻身对着我说我总而言之还算不错的神情一模一样。
“他们可以把这个国家拿走留着它，只是不要给我和我家的人添麻烦。”她说。接着她又说：“永远别忘了你是谁。你不是有钱人，出了法国人湾，天下没人知道你是谁。但你身体里的血跟任何地方任何人的血一样好，这一点你千万别忘了。”
然后她亲了亲他，接着我们走出大门，爸拎着彼得的旅行袋，不管他要不要。天根本还没有亮，我们上了公路走到信箱边上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天才蒙蒙亮。后来我们看见公共汽车亮着车灯开过来，我一直看着那辆公共汽车等它开过来，等彼得招手让它停下来，果然，这时候天就亮了——我没注意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现在我跟彼得都等着爸说话，说几句傻话，就像马许舅舅在法国受伤，爸在一九一八年去过得克萨斯就足以在一九四二年拯救美国之类的傻话，可他一直没有说。他表现得也不错。他只说：“再见，儿子。永远记住你妈说的话，有空就给她写写信。”接着他跟彼得握握手，然后彼得看了我一阵子，把手放在我头上，使劲揉我的脑袋，都快把我的脖子给拧断了，接着他跳上公共汽车，那家伙把车门关上，公共汽车嗡嗡地响起来，接着就开动起来，嗡嗡声、嘎嘎声、嚓嚓声越来越响；它开得越来越快，车身后面的两个小红灯好像并不变得越来越小，只是好像跑到一起去了，好像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碰在一起变成一盏灯。可它们并没有变成一盏灯，后来公共汽车就看不见了，即便如此，我几乎快要放声大哭了，尽管我都快九岁了。
我跟爸回到家。整整一天我们都到柴林里干活，一直到后半晌我才有了个好机会。我拿了我的弹弓，我还很想拿上我所有的鸟蛋，因为彼得把他收集的鸟蛋送给了我，他还帮我收集，他跟我一样也喜欢把放鸟蛋的盒子拿出来看一看，尽管他已经快二十岁了。可那盒子太大了，拿着走长路不方便，而且还让人提心吊胆，所以我只拿了那只绿鹭鸟的蛋，因为这是最好的一个，把它好好地包起来放到战争火柴盒里，把它和弹弓藏在谷仓的一个角落下面。后来我们吃了晚饭，上了床，我然后想，要是我还得待在那间屋子，躺在那张床上，就算再来一个晚上我都会受不了的。后来我听见爸打呼噜，可我一直没听见妈出什么声响，不管她睡着了没有，但我想她没睡着。于是我拿起我的鞋，把它们扔出窗外，然后我爬了出去，就像我从前看彼得爬窗户，那时他才十七岁，爸说他还太年轻，不能在夜里像公猫似的去找女朋友，因而不放他出去，我穿上鞋，走到谷仓，拿了弹弓和那只绿鹭鸟的蛋朝公路走去。
天不冷，只是他妈的黑得厉害，那条公路在我面前伸展得远远的，好像因为没有人走过它就长出一半，就像人躺着要比站着长一样，所以，有一段时间里，好像我还没走完去杰弗生的二十二英里的路大太阳就会追上我。但它没有。我上山走进城的时候天刚刚亮起来。我能闻到小木屋里煮早饭的香味，很希望我想到带一块冷饼，不过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彼得告诉过我出了杰弗生才能到孟菲斯，可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八十英里。于是我站在那空荡荡的广场上，天一点点地亮起来，街灯还点着，那警察低头看着我，而我离孟菲斯还有八十英里，我走了整整一夜才走了二十二英里，照这个速度走下去，等我到了孟菲斯彼得早就出发去珍珠港了。
“你从哪里来的？”警察说。
我又跟他说一遍：“我得去孟菲斯。我哥哥在那儿。”
“你是说你在这里没有亲人？”警察说，“除了那个哥哥没有别人了？要是你哥哥在孟菲斯你大老远地上这儿来干什么？”
我又跟他说一遍：“我得去孟菲斯。我没有时间跟你详细说，我也没有时间走过去。反正，我得在今天到那里。”
“跟我来。”警察说。
我们又走了一条街。然后看到了公共汽车，就跟昨天早上彼得乘的那一辆一样，只是现在里面不点灯也没有人。这儿有一个跟火车站一样的正规的公共汽车站，有个售票处，柜台后面有个人，警察说：“坐那儿。”我就在长凳上坐下，他拿起电话说了一会儿，放下电话对售票处柜台后面的人说，“看着他。等哈伯山姆太太起床穿好衣服我就马上回来。”他走了出去。我站起来走到售票处。
“我得去孟菲斯。”我说。
“当然，”那人说，“你上长凳那儿去坐下。福特先生一会儿就回来。”
“我不认识什么福特先生，”我说，“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去孟菲斯。”
“你有钱吗？”他说，“这要七毛二分钱呢。”
我拿出那火柴盒，把那只绿鹭鸟的蛋拿出来。“我拿这个跟你换一张去孟菲斯的车票。”我说。
“那是什么？”他说。
“是一只绿鹭鸟的蛋，”我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吧。这值一块钱哪。我只要七毛二分钱就卖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