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探讨的对象是技术，它被理解为代表着一切即将来临的可能性和未来的可能性之前景。
十年前，当我构思最初的轮廓时，这个问题还显得是次要的。如今，它贯穿所有的研究，其范围之广，无所不及。虽然这个问题提出的工作极富刺激性，而且也引起了人们的关切，但是其紧迫感才刚刚开始被意识到。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它在经过了一段不可避免的沉闷和可怕的焦虑之后被提了出来，坚韧和艰难使它更富于趣味。在此，我要把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及其必然性正告读者：哲学自古至今把技术遗弃在思维对象之外。技术即是无思。
由技术的强大动力在我们时代的舞台上造成的巨变引来了一系列的反应。无论这些反应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或是媒体化的，无论它们是“肤浅的”还是深思熟虑的，都必须给以超越。现时代已被卷入了一种沉闷的决策（危机）过程的漩涡，这个过程的机制和趋势尚晦暗不清，必须经过艰巨的努力才能使之变得可以理解。这种努力既要求回忆过去，同样也要求注重当前发生的事物的复杂性。本书所阐发的观点仅仅是一个尝试，它与其说是结论，不如说是探索：探索（用手实现的探索）正是这种反思的对象本身。
即将来临的不可能性从未像今天这样迫近，以至于时间的激流在它本应敞开未来的明晰性的时候，却变得更加自相矛盾了。一种根本的立场和观点的转变势在必行，它越是不可避免，就越会遭遇抵抗。积怨和否弃既代表着顽固势力同时也标志着它的瓦解，这一点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被尼采和弗洛伊德置于他们的沉思中心。他们的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获得多方面的印证。读者因而会察觉，这些在本书中几乎没有被引用的作者，实际上处在我试图展开的视线的焦点。
我很遗憾不能向众多的朋友以及他们对这项研究工作给予的支持言谢。我谨向图卢兹-米拉伊大学教授热拉尔·格拉内尔表示深深的感谢。他的热诚、严谨——这是有幸在他指导下从事过研究的人们所共知的——唤醒了我对（向事物本身、向形而上）回归和大转折的必然性的认识。
我在此也向蒙代夫人、埃丽雅娜·埃思古巴斯、阿妮克·若兰、列维·埃伯拉尔夫人以及伊丽莎白·李加尔表示谢意。她们的珍贵指教回荡于字里行间。
雅克·德里达的著作是这项研究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我力求在阅读德里达的过程中，既忠实原著，又要（从“相关差异”【1】的各种角度）和这样一位富于感召力的导师的诱人的精神财富做抗争。其诱人处尤在于导师本身对一切权威性持怀疑的态度。雅克·德里达对不同己见的可能性的巨大的奉献精神不仅仅停留于一种典型的论述和沉思的对象，他由此倡导一种人生风格，一种人生的思想和思想的人生。这种风格使他在与学生、好友的交往中以及在诸种私人或公共的关系中，既实事求是地肯定自己的著述，又对其权威所及的界限持非常审慎的态度。
如果不是让-弗朗索瓦·里奥达尔接受我进入国际哲学院，如果没有他因此为我建立的同他本人、以及同其他朋友——在此不能一一言谢——的交流，毫无疑问，这项研究在我看来不可能迈出关键性的步伐。
保尔·维里略、雷吉·德布莱以及安托万·杜劳尔同我的交流，不仅大量地丰富了这项工作，而且给予我难以估量的鼓励。
朋友常常是对工作的最珍贵的督促者。我和安托万·贝尔曼、蒂埃里·夏普还有如今已经去世的米歇尔·塞尔维叶共同分担过的记忆问题的烦恼和奥秘，在此也尽收文中。
卡特莉娜·马拉伯在进行自己的研究的同时，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日常生活繁琐的困难中给我以勉励和关照。我们被柔情一同系于严谨的哲学追求，这种追求使我们聚合，同样也带来一种争斗的气氛，正如赫西奥德【2】以黑夜之女爱丽丝为名唱颂的那样，这是一种既富于创造性而又具有危险性的竞争。我对缺乏共同体者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在我试图探讨的主题深处的既华美又可怕的概念）的体验从未像和卡特莉娜在一起那样彻底，这种体验既在概念中，又在爱的圈子里，即便是为了形成概念，为了概念的爱，也是如此。她把对概念的爱称作爱情的终结（即哲学企图“废除它爱智的名分以便成为切实的知识”）。
我的孩子巴尔巴拉和于连在长大成人的同时，也经历了一本书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同胞的孕育和出世。但愿这一段令我无暇旁顾的时期还是给他们留下了一丝喜悦。这个最终的产物已经留在我的身后，我想它应当转向一个已不属于我的未来，但愿它也能为孩子们开花结果。
我的学生们也常常为本书中不少观点的成熟提出过宝贵的见解，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我也要谢谢宫片涅大学的校领导，他们觉察到了哲学和技术之间的交流的紧迫性和必然性。作为这项交流荣幸的受益者和积极的参与者，我对校方这种难得的明智深感钦佩。
最后，我们要感谢罗歇·雷加尔、雅克·塔尔奈罗还有“科学和工业城”：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