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于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后果的职业性关注可以同样用于对日本的研究。日本和美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无人不知。美国民间甚至传说无论我们干什么，日本人都对着干。如果因此便坚定地认为我们不可能了解如此不同的人显然是有害的。我可以用自身经历证明哪怕行为再古怪也不妨碍我们去理解它。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更多地把差异当作助力，而不是包袱。制度和人越是奇怪离谱，反而更要集中注意力。在研究部落生活时任何事都不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值得关注。在研究西方国家时，没有受过比较文化训练的人容易忽略整片领域的行为。他太过自以为是以至于忽略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和家常事务中的约定俗成。其实正是这些东西，放大到全国，比外交官签署的条约更能影响国家的未来。
人类学家必须培养研究寻常事物的技巧，因为这些部落中的寻常事物和他自己的国家中对应的东西截然不同。当他试图理解某部落的穷凶极恶和另一些部落的胆小怕事，当他试图预测特定情况下研究对象的可能反应和感受，人类学家很大程度上必须取材于他的观察和文明社会中不常有的细节。他有理由相信这些细节至关重要，也懂得如何发掘它们。
这种方法在研究日本时值得一试。只有当人认识到任何民族的存在都再自然不过，才会完全认同人类学家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是在原始部落还是文明前沿的国家，人类的行为都习自日常生活。不管一个人的行为或意见如何古怪，他的感受和想法是和他的经历有关的。我越是对某些行为纳闷，就越相信日本生活中存在某种影响造成了这种怪异。追寻答案如果把我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那是再好不过。人们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学习的。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从这个前提出发：即使是单独发生的看似毫无关联的行为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系统的联系。我认真研究如何把成千上万的细节归纳为总体模式。人类社会必须对自己的生活有所规划，比如面对某些情况该怎样反应，如何掂量当时的情形。这个社会里的人把这些解决方式当作宇宙的基石。不管有多少困难人们都会贯彻执行。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一个生活价值系统，却长期在某一方面依照另一个相反的价值系统思考行事，他就不可能不造成混乱和低效。他会试图尽量统一两者或者给自己编出一些共同的理由和动机。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是必不可少的，不然这个系统就支离破碎了。
经济行为、家庭秩序、宗教仪式和政治目的就是这样啮合到了一起。某一方面的变化超前就会给其他方面带来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本身来自于各方面一致的需要。文字出现前的社会致力于追求统御他人的权力，这种渴望不仅表现在经济交易和与其他部落的关系里，也通过宗教习惯表现出来。与没有书面文字的部落不同，在有古老书面文字的文明社会里，教会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过去几个世纪的记载，但是在某些领域却放弃了权威，因为那有可能影响公众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支持。字犹存，意已变。宗教信条、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泾渭分明地各自为政，它们其实是一潭浑水。正因如此，对研究者来说越是分散地调查经济、两性、宗教，甚至婴儿照料等各方面的实例，越是容易跟踪了解这个社会。有了假设，很容易就能在生活中的任何方面获取数据支持。任何国家提出的要求，不管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只是他们社会经历中积累的习惯和思考方式的表现。所以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详述日本宗教、经济、政治、家庭的书，而且它解析了日本人对于人生行为的潜在观点，并描述了这些观点是怎样不停地通过各种行为展现出来的。本书解释了日本何以为日本人之国。
二十世纪的一大弊病就是我们依然抱有模糊而又极度的偏见。不光是针对日本，也包括美国、法国和俄罗斯。如果不能了解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人民，各个国家之间就会相互误解。当我们害怕不可调解的差异时，其实问题可能只在于是娧德尔顿（Tweedledum）还是娧德尔第（Tweedledee）[1]。当我们大谈共同目标时，两国有意采取的行动却可能因为历史和价值系统的差异而大相径庭。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给自己机会去发掘别人的习惯和价值观。否则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个对我们而言陌生的行动方案并不一定邪恶。
往往每个国家对自身行为和思考习惯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每个国家的作家都曾试图解释自己的国家，但这谈何容易。各国看事物的角度都不相同，每个国家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视角无可厚非，而被一个社会公认的价值体系对那个国家的人民来说更是神圣不可变更的。拿眼镜作个比方，我们不指望戴眼镜的人知道如何计算自己镜片的公式；同理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个国家分析出它们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眼镜，我们会请专业眼科医生，让他们写出镜片的计算公式。同样，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想要了解当代世界各国，也得依靠社会科学家的专业知识。
做好这个工作有时候需要坚忍固执，有时候又需要非常宽容。这种必要的坚忍固执有时候会被善意的人们诟病。一些“世界大同”的倡导者把说服全人类的希望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黑人或是白人，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所有的差异都是肤浅的，全人类的想法其实是类似的。这个观点又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不懂为什么相信“四海皆兄弟”就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行为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那些空想者似乎只能把善意原则建立在全世界的人都是出自同一个模子的这个假设上。实际上，以这样的绝对一致来作为尊重他国的条件就如同要求自己的妻儿同自己一样般神经质。尊重现实的人不以差异为意，他们尊重差异的存在。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让各种差异安全共存的世界。那里无论是美国人、法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可以各行其是而不威胁世界和平。对于不把差异看作是时刻高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人来说，以外力去强硬地阻止这种尊重差异的态度是毫无道理的。他也无须害怕这种观点会造成世界停滞不前。鼓励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世界将静止不变。英国并没有因为从伊丽莎白时代到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它的文化特征。正是因为英国人坚持自己的个性，他们才能在不同的时代彰显出不同的社会标准和民族情绪。
系统地研究各国差异既需要坚忍固执，也需要一种宽容的心态。比较宗教学之所以能够兴盛，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信仰有了足够的信心，因此才能拥有不同寻常的宽容。这些人也许是耶稣会成员，也许是阿拉伯学者，或者并不信教，但他们绝不可能是宗教狂热分子。同样，如果人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作唯一的正道来维护，比较文化学就无法兴盛。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因为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更加热爱自己的文化。这种愉快而有意义的经历与他们无缘。他们防备心理太重，只能要求别国采用他们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样的美国人要求所有的国家都信奉我们最喜欢的信条；而其他国家则无法立刻按照我们的方式生活，就如同我们无法学习十二进制来代替十进制，或者像某些东非土著一样以金鸡独立的姿势休息。
所以这本书写的是日本人期待和公认的习惯。诸如什么情况下讲究礼貌，什么情况下又不讲究；什么时候觉得羞耻，什么时候又觉得尴尬；还有日本人对自己有什么要求。能够评判书中所述的最佳权威应该是日本街头的普通人，或者任何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无须亲身经历过书中所描述的每一个特定场合，但他们一定能够辨别某种场合下日本人的行为习惯就是如此。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日本根深蒂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即使我没有完全做到，至少这是本书努力的目标。
在研究过程中，我很快发现要了解很多行为习惯并不需要采访大量的对象反复论证同样的信息。比如说，想要弄明白谁应该什么时候向谁鞠躬就不完全需要进行全民统计。几乎任何日本人都能准确解释那些约定俗成的东西，一般经过几人确认后就不必再向上百万的日本人调查同样的信息了。
日本之所以形成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要挖掘出其中的成因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难度远远大于仅用统计数字作验证。这些公认的习俗和意见如何成为日本人看待事物的出发点，这是研究者面临的巨大挑战。研究者必须论述清楚日本人自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是如何影响他们看待生活的重点和角度的。研究者还得把一切解释得清清楚楚，让截然不同的美国人也能明白。评判这一任务是否完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人比如说田中先生，就不一定是最佳的裁判人选了。因为田中先生不会把自己潜意识里接受的观点表述出来，写给美国人看的解释在他看来更是多此一举。
美国的社会研究很少会涉及文明社会建立的基础。大部分研究都认为这些基础是不言自明的。社会学家也好，心理学家也好，都忙于研究民意和行为的“分散性”，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统计。他们用统计分析来处理大量的人口普查数据、问卷调查的答案以及心理测试等等，试图从中得出某些因素是独立存在或者相互依赖的结论。在公众言论领域，美国早已高度完善通过科学方法选择一小部分人作为代表来调查全国民意的宝贵技巧。要知道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一政策都不难。通过统计，我们可以知道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分布，比如他们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低收入还是高收入，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这个全民拥有选举权的国家，所有的法律都由人民代表起草和通过，所以这样的研究发现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在本土搞民意调查并理解其调查结果，有一个不言而明的前提：他们都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了这个前提，民意调查才能够加深我们对已知事物的了解。当我们试图了解另一个国家时，除非我们能够先系统地、定量地研究那个国家国民的习俗和惯例，否则民意调查没什么用处。通过仔细选择调查对象，民意调查能够发现多少人是反对或者拥护政府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对政府的概念，这个调查结果又有什么帮助？只有了解了日本人的政府概念，我们才能知道各个党派在街头或者国会争论的是什么。一个国家对于政府的潜在认识和理解远比党派势力的大小更为广泛和持久。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个不得不有的祸害，它限制了个人的自由。除了战争时期，公务员远不及私有企业的职员有地位。这种看法和日本人相去甚远，甚至和不少欧洲国家也完全不同。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日本人的看法，具体表现在他们的习俗，他们对成功人士的评价，对于国家历史的神化，还有他们的国庆演讲上。这些间接的表现都可供研究，但必须是系统的研究。
我们总是投入地仔细研究某个选举中投票赞成或反对的人群比例。我们至少可以用同样的热情去研究一个国家潜在的定例和法则。日本的基本潜规则就值得探索。我所受的西方熏陶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日本人对生活的看法，一旦发现这点，再了解了一些他们使用的范畴和标志，我就明白了许多西方人眼里日本人的矛盾行为其实并不矛盾。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把一些行为上的巨大转变看成一个统一整体的和谐部分。我可以试图阐明其中的原因。随着我和日本人工作的深入，他们开始冒出一些奇怪用词和概念，后来我才发现其寓意深远并充满悠远的情感。西方意义上的善与恶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系统是独一无二的。它既不是佛教也不是儒学。这就是日本的特点，既是彼之所长也是彼之所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