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故乡 故乡的莫言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宣布后，全球瞩目，举国振奋。他笔下那片神秘厚实的高密东北乡，更是吸引了世人探寻的目光。作为从小在那块土地上生长，又工作过多年，曾和他有过接触的老乡，我深深地感受到莫言对于故土爱恨交加却又痴迷留恋的特殊情感，也看到了高密上下多年来对莫言真心的热爱和不懈的追随。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现在属疏港物流园区），他的笔名就来自于“谟”字的拆写。生活中的他，似乎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大栏乡地处高密东北乡，与青岛市的平度、胶州相邻，是历史上有名的“三不管”地带。这里曾经地势低洼，人烟稀少，高粱遍地，土匪出没。莫言的家庭成分有些高，是上中农，还有一个二叔在新中国成立前跑到了台湾，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无疑给莫言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也造就了他在有的人眼里叛逆不羁的个性。莫言成长的岁月，正遇上三年困难时期，贫穷和饥饿是莫言童年的所有记忆，也成了他后来创作的原动力。
高密，地处山东半岛中部，胶莱平原腹地，归东夷文化圈，齐国属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发展而来的齐文化自由开放，洒脱不羁，兼容并蓄，务实求功，造就了高密人刚健不屈、豪放旷达、追求向上的性格特质。齐国名相晏婴，汉代经学家郑玄，清代重臣刘墉，均出生于此。民间艺术根深叶茂：泥塑、扑灰年画、剪纸、茂腔均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之多，保护之好，在全国汉族聚居区仅此一县。民间传说繁杂神秘：受东夷文化万物有灵的影响，村中古老的大树，野外时隐时现的狐狸、黄鼠狼，水下的老鳖……都会成为人们崇敬的对象，也衍生出了许多扑朔迷离的故事，儿童从懂事起就围着老人“把瞎话”。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更不乏血性男儿。在国家多难之秋，民族存亡之际，这些草根莽雄，总会挺身而出。清朝末年，德国强修胶济铁路，掠夺沿途矿产。高密西乡108村农民在孙文的带领下，奋起抗德，牺牲数千。1938年，高密东北乡民众在孙家口设伏，击毁日军汽车7辆，缴获1辆，击毙日军多人，其中就有在平型关战役中逃脱的中岗弥高中将。1944年，高密南乡农民刘连仁被日本掳去当劳工，因不堪忍受压迫逃出，凭着顽强的信念，在北海道的大山中穴居13年，于1958年回到祖国，他的故事震撼中日……可以说，正是高密大地上英雄辈出的人物、灿若星河的民间传说，为莫言的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在《红高粱》《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等小说中，都能找到上述历史与传说的影子。至于莫言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很多也能在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自从部队转业后，莫言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高密度过。他自己也曾说过，只有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才能找到创作的灵感。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心中的精神王国。故乡那波澜壮阔的历史，玄异的民间传说，一代代人在苦难中对自由的顽强追求，也成就了莫言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神秘空灵的叙事风格，极像在夕阳西沉的时候，仍在洪水中拼命挣扎的那片红高粱。
多年来，在高密这块热土上，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无论是田野农夫还是文学爱好者，对莫言都耳熟能详。高密市原市委书记吴建民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自费订阅《人民文学》30多年。1986年，他还在诸城工作的时候，正是在《人民文学》第三期上读到了《红高粱》，这部小说让他感受到久违的激情，也记住了莫言这个名字。来到高密主政之后，他和莫言自然成了莫逆之交。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孙惠斌，在担任宣传部长的1988年，就邀请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在高密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莫言作品研讨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退休之后，他没有在家安享晚年，而是以个人之力，联合民间一批有识之士，东奔西走，于2006年成立了“高密莫言研究会”，并迅速促成了三件实事：建立了莫言文学馆，创办了《莫言研究》会刊，开通了“红高粱”网站，影响日渐扩大。而由高密市政府主办的“红高粱”文化节，也已举办了多届。
在《红高粱》中，莫言这样毫无顾虑地描述他的故乡，这“无疑是人类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他的作品在国外获奖后，招来了不少的批评甚至是谩骂，认为他以揭露民族的丑陋来讨好外国人。他的《天堂蒜薹之歌》发表后，更是承受了来自多方的压力。但故乡人相信，儿不嫌母丑，正因为莫言对故乡抱以深沉的爱和冷静、理性的反思，才力透纸背，写出如此不凡的作品。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多次来到高密，在莫言的老家和他一起过春节，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要是让我来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首选莫言。”故乡人也多次预言，在中国当代，莫言是最有资格获得该奖的。故乡人从内心里欢迎和热爱莫言，还在于他的平民化和亲和力。他在大集上吃炉包，在戏台下听茂腔，在菜市场买菜，到地里去拔草，总是带着谦和的微笑，没有一点大家的架子，倒像一个邻家大哥。找他签个名或者写幅字，他是有求必应。有的人曾“好心”提醒他：“你以后写字别这么随便，多了就不值钱了。”他一笑置之。20世纪80年代末期，莫言反映故乡改革开放和风土人情的报告文学《高密之光》《高密之星》《高密之梦》连续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有的地方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想重金聘请他去谱写赞歌，他不为所动，只为故乡呐喊。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故乡人当然自豪和高兴，但并不意外和吃惊，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故乡的水土养育了莫言，故乡的文化丰富了莫言，故乡的人民激励了莫言，故乡的人民也深爱着莫言。
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现实与理想——纪实片《心底的记忆·蓝》观后
星期天中午，中央电视台《纪事》栏目做了一期名为《心底的记忆·蓝》的节目，讲述了几个大山深处的文学爱好者，为了追求自己心中的文学梦，自发地走到一起，在山坡上开荒种油菜，用每年两三百元的收入，办了一份名为《金钟》的油印文学杂志。然而由于生活所迫和家庭的压力，最后各人不得不外出寻求生计，故事中的主人公也到了城市打工。
记者在故事结束时给他回放了几年来拍摄的录像，询问他现在的心境。他说，自己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光还是办刊物的时候，现在生活处境虽然改善了，但心里仍然非常空虚和苦闷。最后，他又向记者朗诵了最近写的一首诗，大意是自己像岁月里的一堵墙，随着风雨的侵蚀，终究会倒塌，化为一堆烟。
看完之后，感动于故事的平淡和真实，感动于还有人在极端困难的日子仍然在追寻自己心中的梦，也感动于这位记者对这群默默无闻的人多年的跟踪拍摄。其实，每个人的心中，谁没有自己的梦呢？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里人来人往特别热闹。来的人大都带着厚厚的一沓写满字的纸，恭恭敬敬地给父亲看。父亲看完之后，时而侃侃而谈，时而从箱子里翻出本书，在上面指点着什么，来人总是很感激地听着。当时我很纳闷儿，不知道这些人来干什么。同时对父亲又有一种莫名的崇拜，感觉很有些高深莫测。
上学后，我才明白，来的人都是四乡八村的文学爱好者。因为父亲在县文化馆上班，又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东西，所以小有名气。因了这个缘故，还没识字开始，我便对家里的一本本书产生了浓厚兴趣，包括《人民文学》《收获》《诗刊》《剧本》《电影文学剧本》等，还有很多的小说、诗歌集子，甚至还有竖排、繁体字的线装书。所以我的作文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大学，都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上读。有时也想自己的未来，心底朦朦胧胧就有了一个文学梦。
在高考填志愿时，别的同学都是老师做主，轮到我时，班主任毛老师却让我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我认为父亲肯定会让我选择中文，谁知父亲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缓缓地说：“中国的文学不养人，你还是学法律吧，今后能吃香。”
既然选择了法律就要学好，干工作也必须用心干好。于是，在忙碌的事务里，在不断地应酬中，心中的那个梦也渐渐地远去了。
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把我引到了论坛。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篇篇尽情挥洒的文字，读到了一颗颗澎湃的心。他们在品味着生活的真谛，探求着生命的意义，关注着国民的前途。他们为中国的强大而自豪，因能源危机而焦虑，观歼-10战斗机上天而兴奋，看球赛输了而气恼……尽管并不能见面，然而，读着一篇篇慷慨激昂的文字，品着一个个机智幽默的回帖，我分明看到了一个个有思想、有个性、有追求的朋友，在与自己面对面交流着人生的酸甜苦辣。
记得父亲常说，人一求生存，二图温饱，三思进取。现在温饱基本解决了，是到了拿起笔来，做点自己所喜欢的事的时候了。
家里温馨的生活需要享受，远处巍峨的大山也应该去征服。
拆掉栏杆
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市的不少路口、村头立起了形形色色的栏杆：有的是两根立柱，有的是两根立柱加一横杆，还有的则是在地面上筑起“鲤鱼脊”……不管什么样的栏杆，作用只有一个：限制车辆通行。有的不让机动车进入，有的不让大货车、面包车进入，有的则降低行车速度。
笔者不是专职司机，但也开过车，深为这些栏杆所困扰：碰到限高的栏杆，要伸出头来看车顶；遇到限宽的，要瞪起眼睛测两边；看到“鲤鱼脊”了，要先把坐车的人“卸”下来，再缓缓通过。
这就有些让人疑惑了：修了路，不就是让人走的吗？笔者也曾到过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只看见道路宽阔，人流如潮，车流如水，没碰到过什么栏杆。
我们高密人谈起自己来也很有些看不起自己：故步自封、小农意识……乱收费、乱罚款、乱查车……当我们眼看着周边地区商潮涌动、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似乎也感觉到了门口的冷清。
然而，喊喊口号容易，关键是我们每个单位、每个人是不是都从内心深处为优化投资环境着想了。一个朋友曾在城东开过一个饭店，因为各个路口都有栏杆，大、中型车辆无法进出，门前冷落，只得关门。设置栏杆者的初衷可能是好的，拿钱修条路不容易，别让大车压坏了。但更应该清楚，恰恰是我们拦住的这些大、中型面包车、货车，却能给一个地方带来人流、物流，给一个地方带来财富，我们也才能挣更多的钱，修更好的路。试想，没有人流、物流，哪来的商流；没有商流，我们提出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恐怕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拆掉栏杆吧！拆掉这个与现代开放型社会格格不入的标志。不管它是高的矮的，宽的窄的，不管它是道路上的还是我们思想上的。用我们满腔的热情，畅通的道路，欢迎四方宾朋，八方车流。只有这样，我们高密的经济才能驶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蔡铭超的爱国行为值得提倡吗？
2009年2月25日，我国商人蔡铭超在法国巴黎佳士得拍卖会上以2800万欧元拍下中国圆明园鼠首和兔首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我不会付款。”此言一出，在中、法两国掀起轩然大波。从国内的调查情况看，70%多的网友表示支持蔡先生的爱国之举。对此，本人却不敢苟同。
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圆明园鼠首和兔首是一百多年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铁证，也是我们心中的痛。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希望国宝早日回归。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游戏规则。在外国人看来，佳士得拍卖个人收藏物品，是合法的，每一个竞拍成功者都应该按约付钱，除非他实在付不起钱。为了某一目的故意高价竞拍，然后又声明不付钱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这在商业上是违约行为，说重一点是欺诈行为。由于这件事本身又与我们的国家利益搅和在一起，难免会让世界质疑中国商人的诚信，甚至是中国的诚信。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公民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自信心越来越强。在重大国际会议上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中国人办的企业，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都会听到中国人的声音。中国，已经不再是一百多年前那个任人欺侮的弱国了。
我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想真正得到世界的口头认可和内心敬佩，不仅仅是GDP占世界的比重多少那么简单。她起码应该具备凛然正气，光明磊落，宽广胸怀，敢想敢为，依法办事的品质，她的国民也应该如此。
我们的商人在国外的形象并不佳，从倒爷运往俄罗斯和东欧的假冒伪劣商品开始，到近几年中国商城的商品屡屡被烧，人员被袭击，尽管不全是我国商人的责任，但很多时候却与我们的行为不端有关。即使我们的经营活动全部合法，但挣了大钱之后，也要适当注意和当地百姓共享。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国家。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圆明园。尽管心中已经有所准备，但当夕阳西沉，我置身于那断壁残垣中，仍然感到了莫大的震撼、屈辱和愤怒，幻想着有朝一日这世界就应该变色，他们抢去的东西就应该给我们还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