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爱国也应该讲究方式，注重理性，不能反过来损害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形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一个江湖高手出于爱国，把那两件宝贝偷回来，我们能接受吗？
所以，蔡先生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这种言而无信的行为事实上已经损害了我国商人甚至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所以，这种爱国行为并不可取。
刘谦他怎么就这么火？
2009年春晚，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眼前一亮：一个面容清秀、眼睛明亮、嘴角挂着一丝“坏笑”的帅哥和他的魔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春晚之后，这帅哥在大陆彻底火了。
说实话，刘谦在春晚表演的魔术并不算高级，在我看来，硬币入杯用的应该是道具，而戒指入鸡蛋可能就是手法了。这些一般的魔术师也能做到。然而，火的却是刘谦。原因何在呢？
纵观我国的魔术史，出发点是为了生存。早期的艺人，没什么地位，走南闯北浪迹天涯，从小学手艺根本不是出于爱好，而是被逼无奈，混口饭吃。所以我们看以前艺人学艺的作品，都是一部血泪史，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种观念，甚至一直延续到我们的今天。我们现在考大学，考公务员，纯粹是为了饭碗，很少有人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
刘谦则不然。他学魔术是因为自己感兴趣，从魔术中体会到了人生的乐趣。因此，他无论是和央视一姐董卿的合作还是与其他地方台的主持人配合，都是行云流水，潇洒自然，生动有趣，和观众在心灵上形成了互动，因为他把魔术已经视为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反观我们的魔术高手，总是一脸高深莫测，手舞足蹈，程式化地只管进行着自己的动作，观众也只好呆看，年年没有什么创新，最后没人看也在情理之中了。
去过河北吴桥杂技大世界的人，印象最深的可能不是诙谐幽默的天地大戏台，也不是惊险刺激的上刀山，而是看似平凡的“鬼手居”。那个瘦老头的“鬼手”，玩的只是魔术的入门本领：三球三碗，他美其名曰“三仙归洞”。很多中国玩魔术、练手法的人都是从这里起家的。然而他的居前总是人头攒动，笑声连连。他的一生只练就了这一项技艺，而这一项技艺带给他的却是对人生的感悟，是快乐，然后他又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在“鬼手居”里看到的不仅仅是炉火纯青的技艺，更多的是欢乐。
想做一件事，首先应该有兴趣。做好一件事，应该用心且能从中得到快乐，并且让他人共同分享你的快乐，须知追求的过程也是结果。如果仅仅为了某个目的而不顾条件苦苦追求，最后剩下的，可能是舞台上孤单的自己！
“跳桥秀”背后的法律缺失
2009年5月19日，在广州市区的海珠桥上，以跳桥方式讨欠款的陈富超被爬上桥去的赖健生老伯推下摔成重伤，上演了一幕作秀者和围观者的激烈冲突。目前，二人分别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这也是目前为止警方对跳桥（楼、塔）者开出的一笔最重的法律罚单。个中缘由，引人深思。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从高空作势要跳下自杀解决问题之风愈演愈烈。开始的时候，大家比较好奇，社会、媒体也非常关注，下跳者提出的问题往往得到很好的解决，而表演者自己又不受任何处罚，可谓既经济，又有效，于是效仿者不乏其人。
这有点像我国一些地方的上访。不管有理没理，只要跑到上面去，下面负责的单位先去人去车把上访者接回来，并且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把上访者稳在当地就行。于是五花八门、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出现了：有花钱买平安的，无论上访者提多高的要求，尽力答应；有变味交朋友的，过年过节前去拜访，到上面有重大活动时还请出来撮一顿；有严防死守的，每到上面开会期间，便在火车站、汽车站甚至是上访者家门口盯人，那形象有点像便衣了。上访者于是更看到了上访的价值，一访百仿，形成了恶性循环。
据统计，高空下跳者提出的要求绝大多数是经济纠纷。其实这个问题并非投诉无门，法院天天开着门在那里。但是走诉讼程序，当事人费时、费力、费钱，效果还不一定让他满意。而表演一下高空秀或上访，领导部门处理问题往往打破常规，时间短、见效快，于是他们乐此不疲。
本来，这些高空秀表演（之所以称为表演，是因为广州一名电视台记者跟踪拍摄五十多起类似事件，没有一个真跳下来）时，惊动了警察、消防、急救等多个部门，引发了群众围观，影响了交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社会秩序。其实，从开始阶段就应该按法律进行处罚。当然，对于他们提出的正当要求，要按程序给予解决。对于无理上访又无违法行为者，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当然，因为我们有关部门处事不力引发高空跳或上访的，也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也就是说，谁有责任，就依法处罚谁。
然而，回到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大量的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案例。该立案的不立案，该处理的不处理，该执行的不执行。于是，当事人丧失了对有关部门的信任，走上了极端对抗的路子。而我们的管理部门，自知理亏，于是对他们的过激举动甚至是违法行为，听之任之。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不再依法答复和解决，而是倾全力满足。最终的危害是，我们的部门解决这类问题时越来越不依靠法律，导致当事人越来越不相信法律，跳楼风、上访户于是层出不穷。
好在从广州海珠跳桥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什么事，只要违法，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原来这种不好的风气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国家上层的部门也应该认真地反思，依法拿出科学合理的措施，避免这类闹剧再次发生。
豪华的阵容 平庸的艺术——电影《建国大业》观后
2009年10月10日下午，单位在多功能厅放映时下主旋律影片——《建国大业》。冲着那一堆明星阵容，很多人争相前去观看。巧合的是，电影也是在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最后在10月10日这天与国民党签订《双十协定》中拉开了序幕。
现场的观众显然对明星的出现比故事情节本身更加关注，因为即使在不起眼儿的记者堆里，摇过的镜头中也潜伏着一个个大腕儿的身影。至于能说上句台词的，那绝对不是一般的腕儿。所以当冯巩用天津腔说出“大家都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一句近乎无用的台词的时候，大家都笑了。
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是比较难拍的，因为大家从小就对那些故事耳熟能详，同类电影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就拿《建国大业》叙述的从1945年8月底到1949年10月1日这段历史来说，光电影有《开国大典》《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重庆谈判》等。但是，由于关键历史人物都已基本定型，除了换换演员外，在其他方面很难有大的突破。所以尽管拍得很卖力，观众反应往往平平，票房不理想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建国大业》要想在两个小时里讲完四年的故事，又想把那个历史时期的人物面面俱到地点到，从艺术角度来说，显然是出力不讨好。故事支离破碎，人物塑造也只能是个概念，几个特技镜头也仅是雕虫小技。好在观众并不在乎这个，如果换上外国人来看，肯定看不懂。
在主要演员中，看得出导演想在蒋介石身上有所突破，但我认为是失败的。张国立胖胖的，在外形上就和蒋介石相去甚远，遑论表演了。其实蒋是从十里洋场的地痞流氓群中混出来的，善玩权术，精明强干。假如蒋介石真像张国立演的这样无能，国民党倒台的时间肯定还要早些。
现在是市场经济，导演们的艺术水平进步不大，但这几年拍商业大片的经验那是相当地丰富。于是请来了大概是历史上最豪华的明星阵容，不愁观众不掏钱。正逢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不愁主流媒体不给宣传，不愁有关部门不组织看。所以，这么一部艺术平平的电影目前已创下三亿的票房也就在导演们的算计之中了。据说，我们单位租了一下午的片子，也花了一万元呢。
政府迟早要为天价房买单
2009年12月14日，在《齐鲁晚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在东京工作的王某在上海闸北区发现，一栋二手房的交易价格竟高达400万元人民币，比他在东京同样面积的新居还贵，而东京的收入平均比上海要高出8倍！
也就是几年的时间，感觉周围的房价像疯了一样上涨。各个楼盘之间，各个城市之间展开了涨价竞赛，似乎涨少了都不好意思。“贵族享受”“至尊豪宅”到处都是，天价“地王”此起彼伏。
中国的房价为什么高得离谱儿？是谁在狂拉我们的房价？我们中国人真有那么多贵族需要享受吗？
我的一个亲戚，家在农村，只有一个儿子在城里打工。眼看到了结婚的年龄，媳妇却不进门，为什么？说起来，人家媳妇的要求也不高：在城里得有套自己的房子。小两口都在城里的企业打工，谁也不愿意再回农村。当时县城房价还不算太贵，每平方米1600元左右。但对于每月收入1000多元的青年来说，却是天价。无奈之下，父母卖掉了计划为儿子结婚而盖的新瓦房，重新住进了低矮的草房，又东凑西借了一部分，总算为城里的房子办了首付。至于以后房贷的本息怎么还，我那亲戚说是无能为力了。更有甚者，还有三代人一起凑钱买套房子的。
前些年，某些领导们口中出现了一个新词：经营城市，暗含的意思就是卖城市的地皮，推高房价。听到一则传闻，南方一个省会城市眼见得东边上海、杭州的房价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而自己的房价老在原地踏步，心中非常着急，竟想出了鼓励温州炒房团去炒高房价的妙招。因为地皮越值钱，房价越高，当地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收益自然也会赚得盆满盂满。
再让我们看看创造所谓“地王”神话的都是一些什么性质的企业：今年9月份，在上海拍到年度全国楼面总价和单价“双地王”的是央企中海地产，而最近在北京争得“地王”称号的仍然是央企的中建国际。非常有趣的插曲是，在北京这块地的拍卖中，中建国际在自己刚喊完价后，又主动多喊了1000万元，引得全场哄堂大笑。现在，只要有几家央企在场，参加竞拍的民营企业只能在一旁摇头苦笑。央企不差钱，他们在乎的不是贵贱，而是必须拿到手。现在购买土地的费用已经占到楼房开发成本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也就是说全体国民都有份。央企是国有企业，全体国民也应该有份。而这些决策者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让人人有份的大多数国民，特别是工薪阶层（至于困难户就不算在内了）辛辛苦苦一个月，却买不上一平方米的房子，连“蜗居”都不成。
当然，很多房地产开发商们压根也就没考虑普通阶层，他们想赚“贵族”“至尊”的钱。当这些人对楼市不再感冒，早已住进了别墅，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望着一片片空楼兴叹的时候，楼市高价神话的破灭也就为时不远了。
最终，表面为楼市泡沫这个代价买单的肯定是政府，但受害的仍然是这些普通老百姓。
四月诗会感慨多
2010年4月3日晚，应今朝文学院院长、潍坊市青年作家协会主席赫震之邀，我到潍坊市富华大酒店国际会议中心参加了“春之韵——首届潍坊国际诗歌音乐节”活动，感受颇多。
说实话，尽管自己从小喜欢文字，但早已感觉纯文学在当今的中国渐走渐窄。所以，当朋友赫震去年春节前和我说要搞诗歌节的时候，我心里并没抱多少期待。
赫震是我多年的朋友，以前他在老家高密宣传部工作时我们就认识。后来他到了潍坊，我也到了省城，彼此多年竟没有了音讯。
去年有一天，突然接到他一个电话。原来，他在北京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赵希臣那里看到了我的书，想把其中的《卖葱记》拿到他办的《今朝》文学期刊上发表，征求我的意见。
随后，他到济南筹备诗歌节，顺便带来了刊载我文章的《今朝》杂志，我们终于有机会坐下来把酒长谈。我这才了解，他仍然在纯文学的征途上跋涉。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还有人把纯文学当成事业来追求，我不禁肃然起敬。
今年清明前夕，忽然接到了他邀请我参加诗会的短信。在我内心深处，也曾有一个梦，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台晚会能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也足以说明了它的品位。
“春之韵”，自然以春开篇。《春晓》《春思》《春望》《春兴》，在小约翰·斯特劳斯《春之圆舞曲》的轻柔伴奏下，四个青春美丽的少女缓缓登场，声情并茂地朗诵着古代诗人笔下春的诗篇。
随着一首首古代的、现代的诗歌被人们一次次激情演诵，一千多名观众的情绪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当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桑恒昌、《诗歌中国》主编杨义巢、《诗潮》主编李秀珊等上台，豪情万丈地朗诵他们的原创诗歌时，现场的气氛更是达到了高潮。我也被一次次地感动着，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锲而不舍地追寻着自己心中的梦。
晚会结束后，从北京特意赶来的赵希臣兴奋不已，夜不能寐，奋笔疾书一首《让我们相会在风筝的蓝天下》，诗味浓郁，是他近年的代表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