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有理想的，我从小就这么认为。
每一个父母总是期待自己的孩子能成龙成凤，最不济也能成器成人，能在社会安身立命。我的母亲也不例外，甚至这样的心事更浓更重，这可能缘于她比普通的村妇多识些字的缘故。她讲不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大道理，她只是一心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并时时不忘记监督孩子们期中期末的分数。她不懂得鼓励与赏识教育的前因后果，只是对考试过后的结果颇有兴致，并一再用分数来检阅孩子们的用功程度。为此，我们没少挨她的棍棒。
她高高地举起棍棒，口中责骂我们的声音飘荡在村庄的上空。我知道那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殷殷希望。在我一路成长的旅途中，母亲的脸上很难有慈祥与温情的时刻，她总是那么忙碌，大到起房盖屋，小到鸡毛蒜皮，哪一样都离不了母亲那双手，她甚至都没时间拥抱一下她的孩子们。
终于，我们在母亲严厉的教育下开花结果了，母亲的理想实现了。她像一个园丁检阅满园的芬芳那样，眼睛眯成一条缝，心里甜成一罐蜜。在别人的赞赏与表扬里，母亲为她实现的理想而骄傲。母亲忘记了她所有的辛劳，固执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即使她的双腿因超负荷的劳作而患下疾病，她也认为是多么光荣的负伤。我寻遍良医，想要治愈母亲的疼痛，而它们总是顽强地生长在母亲的身上，像是母亲的理想那样，有不可动摇的坚定。我难过地看着她的双腿，母亲笑说习惯就好了，又不伤及性命，不必太担心。
母亲为了实现她的理想，曾养成过无数习惯。比如，她习惯深夜去挑水浇菜，一晚上挑几十担上百担的水，来回奔跑在一公里的距离间。白天，人们为争夺有限的水资源浇菜，人多口杂的。拥挤让母亲更加疲惫，于是，她选择夜深人静时劳作，那样效率更高。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母亲，你害怕吗？母亲说当然也有害怕的时候。偶尔遇上的怪事会让母亲惊慌地逃回家，但这并不妨碍母亲第二天的工作。她始终坚信凶神恶煞的东西一定是冤有头债有主的。
母亲还养成早起的习惯，在每个赶集的日子，母亲总是早早叫醒我们，把最早上市最新鲜的蔬菜拿到市场上去卖。集市在离家五公里的地方，通常是我们赶到集市了，人们才惺忪地睁开眼睛钻出暖暖的被子。我多次看见街上的居民们才睡醒的样子，有人正慌忙地提着裤子奔向厕所，有人正打着哈欠开门，有人正在门口梳头。母亲仿佛对她的苦累一点儿也不在意，她分给我两毛零钱，我飞奔到卖鸡蛋糕的小摊旁边，吃着八分钱一个的蛋糕，觉得生活太幸福了，人间居然有这样的美味！
母亲总是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只要能读好书，我砸锅卖铁都拼命供你们读书。母亲说得坚定有力，我们也听得热血沸腾。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理想与母亲的理想是同向的。有时我对学习倦怠了，母亲恶狠狠地说，不读书也没关系，将来考不起学校，回来每天去后山拾六次柴火，做饭洗碗喂猪的活儿全是你的，我倒是可以省事了，再不用这么辛苦，我翘着二郞腿吃闲饭，等你长成大姑娘了，贴几个廉价的嫁妆嫁到山里，你就等着好日子过吧。母亲仿佛在给我描绘我明天的生活，我的心一阵阵地收紧，不敢再悖逆母亲的旨意，埋头读书。我听到母亲与祖母的对话，她们说我长大了。
母亲在得知我中考的分数后，她像一个得势的孩子那样，兴奋得语无伦次。她拉着我的手，骄傲地从村庄的大路上走过，迎接着所有人羡慕和嫉妒的目光。回到家中一副不知道要怎样对我好的样子，她向我亲昵示好，我有些冷漠地疏远回避着，倒是与祖母一惯的亲热。我想母亲是受伤了，但她还是高兴的样子，进进出出地哼着小调。我还记得母亲大辫子往后一甩，明眸红唇地站在那里。那时，母亲才三十五岁，如我现在的光景一样。
弟弟妹妹们相继上了大学，母亲的理想已功德圆满。她的脸上不再是年轻时藏不住的喜悦和愤怒，而是多了几分慈祥与从容。我以为母亲没有理想了，甚至大言不惭地对母亲说：“小时候我们听你的，现在你老了，得听我们的了。比如，你不能总想着土地里的小白菜们，得多想想你的孙子孙女们，这样我们才感觉更幸福些。”母亲总是不改她的倔强，辩解她有她的事。她说只要你们好好的，我想去哪家就去哪家吧，想回老家待些日子你们也不要反对，因为那里才是我的家。一句话说得我沉默良久，终是熬不过母亲的固执，就由她吧。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倒是渐渐理解母亲多些。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一种归属感，也就是我们称为港湾的地方，它可以承载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伊壁鸠鲁曾说过，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安宁。因此，我不再幼稚地想要把我的所谓理想强加给母亲。我们还小的时候，母亲带领着我们经营着共同的家，每个人在这个家都有自己的归属感。如今，我们大了，有家了，这个家与母亲的家有了区别，即使好得不分彼此，也难以割舍心头最隐秘的归属问题。这大概是为什么子女们向父母要钱时一副天经地义的样子，而父母若是要向子女要钱，显得格外难为情。归属感的问题让母亲显得不那么自由，母亲来到谁家，都摆脱不了一个客人的身份。子再贤，女再孝，孙再慧，这些都难在母亲的心口长久停驻。这就是母亲为什么更眷恋地里的小白菜的原因。因为那是只属于她的。
在我明白这些以后，我不再像从前一样，母亲一离家就催命似的叫她回来，像一个永远断不了奶的孩子那样。母亲爱去哪里，我总是念叨说如果住得好就多住几天吧，别急着走。这不，母亲才去了妹妹家两周，又风火似的回来了，妹夫还笑着抱怨母亲，说她怎么能在姐姐家住那么久，就不能在昆明多待些日子呢？母亲说地里的辣椒、西红柿成熟了，街上的价格贵得咬手，不如回去采摘些回来。
从乡间回来的母亲，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这一次她带来许多辣子、西红柿、豆子，在送了亲戚朋友们后还剩下很多，母亲把它们放到门口的市场上。不到一小时，全部抢购空了，卖得一百多。我一下班就跟我讲卖菜的经过，那高兴的劲头比我给她一千块来得更痛快。弟弟和弟媳一副不理解的样子，说不缺那个钱，就不用去卖了，那苦日子还过不够呀！我跟他们说，自己的树上结出的果子永远是最甜的，就像每个人看见自己的孩子的感觉一样，这是母亲的劳动成果，她当然会为这些而高兴，正如她为我们拥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而高兴一样。这些都是母亲理想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权利去剥夺她的快乐。
在母亲最远大的理想实现后，她心中定还有一些细小贴心的理想未去经营。比如她要给某个亲戚织件毛衣，做双鞋子，去看看她高龄的姑妈，去服侍一下她病床上的父亲。这些琐碎的小事，都有可能是母亲要想实现的一种理想或是愿望。我不再阻止母亲想干的事情了，就在这个阴雨的早晨，我也愿意帮母亲撑着伞去街上卖她地里生产的新鲜蔬菜。母亲看看我，像从前与祖母的对话那样，只是这一次，她说我真的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