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怪现象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这是战国时候的现象，不但政治如此，整个的社会也如此。譬如梁惠王、齐宣王这一班人，孟子说“上无道揆也”，不讲法治，凭他们的聪明在乱玩，有聪明，有权力，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今天的国际上也是如此啊，前几天跟年轻的同学谈到卖花生的卡特当选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南方人，我说由南到北就不行了，美国也一样。上面不照法度来，下面一般的干部就乱来，不守法搞特权。“朝不信道”，他说那些诸侯、那些大臣，不相信文化政治的大原则，什么道德的政治，在他们都变成了口号。“工不信度”，工商界也在乱干，只要有钱赚什么都干，做的东西不合标准，只要钞票一拿到手，退货都不管，没有商业道德。
知识分子呢？“君子犯义”，知识分子书读得好，道理讲得非常通，但头脑里乱七八糟，这是犯义，违反自己的道德，背过来随便干。换句话说，拿自己的学问知识来做坏事，叫做学足以济其奸，学问越好坏事做得越大；法律越学得好，犯法的本事越多，这就是“君子犯义”。小人呢？“小人犯刑”，那些老百姓们乱干，杀了人反正坐牢就是了，没有关系，法律都不怕了。孟子讲，你看在这样的时代国家，他们到现在还能够存在，那是命好啊、幸运啊，那是不合理的。所以孟老夫子胡子一翘，气得只好回家去，在这里干什么呢？没有办法啊。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了，所以我常说，一个国家亡了不怕，是可以复国的；最怕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整个亡掉，那就翻不了身了。诸位青年同学千万要注意，将来的时代，我们的文化要你们年轻一辈的挑啊，不能使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种子断绝。所以《孟子》在这里就说，“城郭不完，兵甲不多”，这个不是国家的灾难，这个没有关系。“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甚至于农业荒废了，乃至于国家的财经出问题了，孟子说这也不严重。最严重的是文化精神没有了，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根一旦丧失，那就真完了。
所以他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这三句话包括意义很大，每一句话只有三个字。“上无礼”，我经常说这八十年来文化教育出了大问题，教育出问题就变成“上无礼”。这个上你不要看成爸爸或长官，那太狭义了，这个上包括时间空间。“下无学”，这个学不是指知识，而是指真正的学问，也就是做人做事真正的道德，那才是学问，不是呆板的道德。古人解释这个学字是“学者效也”，有效验的、实际的人生经验，这个是学，一方面也包括道德的经验。
他说的每三个字都是大问题，我只提原则，最要紧的是“贼民兴”。几十年前，当然你们在座的青年不知道，革命分子是怎么起来的？就是“贼民兴”，当年的知识分子都喜欢走这个路，今天世界上也是这样。
有些人自己认为聪明智慧，专门玩这个捣乱的事，这些是贼民，这个贼民的意义包括了很多。换句话说，社会上正人君子越来越少，走正路的越来越少；走偷巧的路，走作奸犯科的路的，越来越多。这个是教育的失败、文化精神的丧失，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到了这个情形，违反了原则，“丧无日矣”，马上要完了。“无日”，无法说时间，很快就要完了。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因此孟子再引用《诗经·大雅》篇的话，“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这两句诗的意思就是，上天要毁灭一个人，蹶就是跌倒，就是说天命要变更的时候，这代表了时代要变化，变乱的时代要来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人要怎么样做？“无然泄泄”，不可以马马虎虎，不可以跟着时代随便走。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人说“你这样做不合时代”，我说老兄啊，我已经不合时代几十年了，我还经常叫时代合我呢，现在头发都白了，不合时代就算了。我说你不要问我问题，也不要跟我学，因为我不合时代，怕传染到你。如果你要跟我学，对不起，你要时代跟我走，“无然泄泄”，我不将就你。此所谓独立而不移，要有这个精神。
所以孟子解释，他说古书上讲“泄泄犹沓沓也”，泄泄就是沓沓，也就是马马虎虎，也就是孔子所讲的“乡愿德之贼也”。看起来做人很好，处处和蔼，很有道德，挑毛病挑不出来；但是也找不到好处，这叫德之贼也，将就、马虎，不可以这样。这就是孟子所说战国时代的糟糕现象。下面是鼓励学生，吩咐他的弟子们：我们晓得时代有这样的毛病，为了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要站起来，要留下种子，不能将就时代。
因此他又说“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我发现，年轻同学们在一个公司做事，学个三个月半年，回来自己也开个公司。我说那些老板们真倒霉，让你在那里偷学东西，又给你薪水，这个是“事君无义”，这个要不得。中国文化不是那样的，你说整个的社会都是这样，我不这么做怎么办呢？那有的是办法，就是自己站起来。当然现在上下都搞成这个现象了，不合理的地方很多。“进退无礼”，不择手段地进去这个公司，要走的时候，不管了，就跑掉了，做人的标准都没有。整个社会变成这样一个没有人格、没有标准的社会，当然个人更不要谈了。既然做人的标准没有了，文化的法则也亡掉了，“言则非先王之道者”，所以言语思想都不同，只是跟着时代浮沉，自己没有独立的中心。
什么是恭 什么是敬
好了，中间经过了许多的转折，现在这一段的结论来了，就是由“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起，到这里，“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严重的结论来了。所以《孟子》全篇连起来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只在中间抓到几句，往往把《孟子》了解错了。刚才已经先给大家点出题目来，他开始就指出，战国时候所有这些领导人都是玩弄小聪明，不是真正的大智慧，更没有人品。这一段是讲战国当时领导人的罪过，因为君道的错误，孟子提出来中国文化君道的精神，以尧舜为标榜。
其次，他指出一般臣道的错误，换句话说，整个教育文化失败了，没有把人教育好，君道的人格没有教育好，臣道的根本也没有教育好，然后师道也不对，他痛恨这三个方面，重点在这里。所以他说领导人固然错了，可是那些为臣的错误更甚，这都是师道的问题。
我们举最有名的孟尝君来说。当时孟尝君可以左右齐国的国君，如果他走上正路，齐国国君乃至社会，都会跟着他走的。但他不走正路，孟尝君的做法等于是帮会，就是流氓，他反而向坏的路上去带领大家。战国四大公子这个阶段，跟孟子差不多是同时的，还有很多名人，都是坏的臣道。他痛恨臣道的错误。他说这些人啊，不尽心力，没有仁慈之心，对社会国家人民不仁爱、不负责，只玩弄自己的聪明，玩弄自己的权力。
因此他提这三个原则，所谓“责难于君谓之恭”，就是刚才我说，中国文化几千年，讲起来是帝王政治，但是常常碰到臣道的宰相、或高级干部当面批评皇帝。那些人的精神就是“责难于君”，对于皇帝责难，你不对就是不对，充其量是死，但我不能对历史没有交代，不能对不起国家和老百姓。这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所以大臣名臣立朝非常正直，皇帝不对的就是不对，就要批评，也就是责难于君，这样才是恭。
“陈善闭邪谓之敬”，古代的大臣对皇帝，是尽忠服从，但文化的精神是要暗中对皇帝教化。“陈善”，是把好的报告上去；“闭邪”，是使上面不走上错路。譬如当年范仲淹当了宰相，那时皇帝年纪比较轻，有一个人犯罪，皇帝批示要杀掉；范仲淹就把公文退回去，说，这个事情还不至于杀头。有人就问，这个皇帝的决定也没有错啊，他说年轻当皇帝，不要给他杀成习惯，杀顺手了，天下人就遭殃了。这就是对皇帝“闭邪”，先防止他，如果他那个权力使用惯了，后来可能把杀人当切萝卜一样，那就不好了。所以“陈善闭邪谓之敬”，这个叫做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一个臣道的人，对于时代的责任、政治的责任，都要做到，如果君王不听你的建言，那是他有问题，那就没得办法，所以吾君不能就谓之贼了。这是孟子对于君道、臣道、师道的一个原则的结论。
孟子说的君道、臣道、师道的要点，也就是延续孔子著《春秋》的精神，这在孔孟思想里，可以说是一个奥秘。
至于说一个人臣怎么样做到“责难于君”，怎么做到真正的恭敬，待我们把这一段的精神讲完再加讨论。这个所谓恭敬，并不只是听命，像唱京戏里的“末将听令”那一套，那不是真恭敬；真的恭敬是“责难于君，陈善闭邪”。在历史上有许多事实都说明这个道理，但是有一点首先要与诸位同学研究的，是古代的教育精神与现代的不同之处，究竟哪一个对，我不下结论，只是做一个比较。
前两天跟同学们讨论时，想到一个问题。我责怪青年同学们有许多地方搞不清楚，譬如写一个条子啊，写一封信啊，做人处世啊，都有问题。我说也难怪，这五六十年的教育害了你们，不是你们的错误，我们上一代本身就受错误教育之害。记得小的时候十一二岁，像我们家庭的教育，把《朱子治家格言》摆在桌上，而且要会背。早晚要向父亲背，背完了照着做，“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我在家里是独子，没有兄弟姊妹，虽不算大富大贵人家，也是很不错的家庭，家里很多佣人，可是大雪天，一大早父亲把我叫起来扫院子。我母亲当然心疼，何必呢？家里有佣人啊！不行，非要他自己出来扫不可，不然长大了没得出息，不知道人事的艰苦；佣人固然有，为什么他该享受啊？！我那个手冻得啊都肿起来，像螃蟹一样，还不准我带手套，拿个扫把在扫雪。夜里关了门以后，点个灯到处看看门闩好没有。我说我们当年是受的这种教育。所以我经常训这里年轻办事的同学，电啊，水啊，门啊，都不知道检查，每一次都要我老头子叫，我不叫你们就不去看，生活没有养成习惯，都是教育的问题。
像《朱子治家格言》，是我们当年必读之书，到现在几十年以后，想起来最后两句话，虽然是很落伍，但很有道理：“读书志在圣贤”，换句话说，读书求学问的目的是什么？志在为圣贤，并不是只为了学技术，找待遇好的工作；“为官心存君国”。这是《朱子治家格言》的最后两句话，这个朱子是明末的朱柏庐先生。“读书志在圣贤”，中国文化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先完成一个人的人格，技能是附带的。这个话也可以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志在圣贤”。我们现在是读书志在联考，为官志在金钱吧！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个《朱子治家格言》在我们脑子里印象非常深，现在几十年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所以我们这个文化教育的目的太伟大了，求知识读书是志在圣贤，立志做圣贤，做超人。为官呢？为官心存国家天下，现在来讲为官是为人民谋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