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蒲剧《薛刚反朝》（原名《归宗图》）是《徐策跑城》的本戏，由山西省晋南专区蒲剧团改编演出，蒲剧名演员阎逢春、杨虎山、张庆奎、王秀兰等分饰徐策、薛刚、薛猛、纪鸾英等主要角色。他们表演得都很好，阎逢春的“跑城”，既有周信芳那样优美丰富的身段，又看得出蒲剧朴质坚实的特色，“苍劲中姿媚跃出”，倒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喻。这个剧目好些剧种都有，故事情节也大致上相同。我看到的本子，如京剧的《九焰山》、川剧的《阳河堂》、温州乱弹的《阳河摘印》，都是叙述薛刚酒醉大闹花灯，被奸臣张台（一作张泰）陷害满门抄斩，徐策用自己的儿子在法场上换下了薛猛的儿子三月蛟，抚养长大，观图归宗，搬来薛刚的人马，兵围长安，大报冤仇的故事。不过各个剧种的本子，又各有自己不同的路子，京剧《九焰山》，删去了阳河摘印的重要情节（据有的同志说，京剧中另有《阳河摘印》单折子戏），川剧和温州乱弹都以“阳河摘印”为主戏，这一点与蒲剧相同；但它们只到“法场换子”为止，其中“女反”一折戏也很重要，又与蒲剧改编本不同。我不知道川剧和温州乱弹是否还有下面的戏？也许失传了，也许根本没有，也许因某种原因，没有让下面的戏发展下去？当然这都是臆测，也许正因为如此，倒足以见前人改编剧目的创造性了。
蒲剧的这个戏，对我说来是闻名已久了。在没有看到演出的时候，心里先有两种印象，或者确切地说是有两个疑问。一种印象是从《铁丘坟》之类的连台本戏里来的；一种印象是从《八义图》里来的。看了演出之后，才惊讶于自己的眼界狭窄和主观臆断！这个戏有鲜明的人物、完整的结构和独特的风格，完全与我的想象不同，故事情节有的部分与《八义图》相似，可千万不要以为它是简单的抄袭或模仿。正如《琵琶记》和《秦香莲》在某些情节上相似，却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各自不同的剧目。写戏讲究“避熟就生”，避免刻板落套，这十分重要；也不回避“运熟入生”，吸取某些熟知的情节，运用到另一个戏中，把它融化了，赋予新的意义。这虽不足以取为定法，比起能把任何题材都写成千篇一律的作者，似乎还高明一等。《薛刚反朝》在故事梗概上可能受过《八义图》的影响，但戏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确乎与《八义图》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还在于结构和风格方面。中国传统戏曲剧目中，悲剧和喜剧融合在一道的优秀剧目很多，悲剧中有喜剧人物、喜剧纠葛的穿插；喜剧中有某些悲剧性的情节，自不必说。比如《梁祝》前半场是抒情喜剧，后半场是悲剧，喜和悲之间构成了对比和反衬，前面的喜给后面的悲渲染了气氛；《薛刚反朝》则是一悲一喜交替发展，像两根缠绞在一起的藤子，迂回曲折却又各自向自己的方向伸展，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有悲剧的悲壮激烈，又有喜剧的轻松愉快，两者起着交相辉映的作用。
二
戏是从“阳河摘印”开始的，我们也不妨从这里谈起，这折悲剧的主人公是薛猛，他是薛刚的大兄长，当奸臣张台杀了薛家在京一门三百余口的时候，他还以两辽王薛丁山之子、世袭金锁侯的身份，统领十三万人马，与夫人马氏镇守在阳河。他的夫人号称双刀马氏，也是一个十分了不得的人物，对于这样一对夫妇，奸臣十分害怕，当然也不肯轻易放过。他们采取两个步骤来对付薛猛：第一步，要骗薛猛进京，好拿下问罪。为了麻痹薛猛，派薛猛的心腹部将宋廉，到阳河来提调他进京，要他回朝子代父职，又把宋廉的老母押在监中，以防发生变化。宋廉的母亲临行嘱咐儿子，要他劝薛猛造反，“劝不反薛老爷休来见我”。这却是奸臣们没有料到的。第二步，以皇命为挟持，派同党马文渊大胆到阳河来摘薛猛的印信，解除他的兵权。这场斗争是很尖锐的，因为奸臣虽然阴险毒辣，但薛猛此时还有还击的力量，他身边的宋廉、马氏和中军张龙，都是激烈地主张举兵复仇的人，只要号令一出，哀兵一动，唐室江山是会震动的，正如后来薛刚兵临长安、逼皇帝订城下之盟一样。问题完全在于薛猛的态度。当他听到全家被杀的消息时，他会采取什么态度呢？要反，是一种态度；不反，是一种态度。在这紧要的关头，他到底要怎样做，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关键性的问题。可是薛猛既不是前一种态度，也不是后一种态度，而是两者兼而有之，戏也恰恰出在这个地方。对薛猛这个人物，不同剧种有不同的处理，情节上也都有所出入。温州乱弹似乎着重刻画薛猛愚忠的一面，宋林（蒲剧的宋廉）劝他反上长安为薛家申冤报仇，他不反的态度十分坚决，骂宋林是“逆臣之辈”，撤了其座位，将其赶出营帐，逼得宋林拔剑自刎而死；马氏夫人要反，他又用自杀相要挟，不让她反；最后马龙（蒲剧作马文渊）前来摘印，交出了印信。蒲剧薛猛的性格要复杂些，他又想为父母报仇，又想替皇帝尽忠。他不同意宋廉等人的劝反，但心里又真心感激他们对自己的好意。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有两重性的人物。根据人物的这种性格与关系，剧情发展大概可分下面几个层次：（1）宋廉到来，到薛猛明白了事实的真相；（2）马文渊到来摘印，至薛猛交出了印信；（3）中军出走，宋廉自刎，薛猛同夫人马氏进京领罪。而每一个层次都是紧紧围绕着薛猛性格的两重性展开的。作者运用了欲扬先抑、欲擒故纵的笔法，使剧情曲折起伏，渲染出强烈的悲剧气势。
好的戏曲剧目，好像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一样，说起来从容不迫，娓娓动听。即使是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也不匆促从事，以便在事件的背后，形成一股“潜流”，给观众更多的想象。在这个剧目里，这样的“潜流”我们也感觉到了。宋廉来到阳河，作者没有让他直接上场。在他上场之前，先安排了报子接连的三报，把剧中人物和观众都带进焦急不安的心情之中。第一次报子报告王命到来，薛猛还不以为意；第二次来报，他有些恼火报子报事不明，在恼火的后面已经模糊地透出不吉的暗影；第三次来报，他真吃惊了，王命为何来得这样紧急？等他问明了宣旨官是宋廉，才又松了一口气。宋廉上场，似乎事情立即就要爆发，因为他是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性急如火地到阳河来的。一个疏忽或者粗心大意的作者，在这种情势下，完全可以让宋廉来个“哎呀大事不好”或诸如此类的办法，马上把底揭开，以后就顺流直下，一泻而尽。但是在这个剧本中，宋廉上场以后，我们却看见了这样一段寒暄：
薛猛 你今前来，你母可安？
宋廉 我母……我母她好。捎言问候薛老爷你好！
薛猛 托蒙挂念。今春我二老爹娘寿诞之日，你可曾过府拜寿？
宋廉 倒也拜过。
薛猛 酒席筵前，可曾见过你家三爷？
宋廉 倒也见过。
薛猛 他的酒性如何？
宋廉 他的酒性……噢，已大大地改过了！
薛猛 嗯，改过了者好。
这一段对白，看起来十分平淡，却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潜台词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在薛猛的心里，三报所引起的不安情绪，显然没有平静下去，他急于想知道究竟，却又不便直问，所以只好转弯抹角，但句句都带试探的性质。宋廉则处在一种相反的心情中，他想说又不忍说，问到他的母亲，本来可以说了，他吞吞吐吐岔了过去。问到薛刚，本来更可以说了，又没有说。直到他看见薛猛因听说薛刚酒性改变而大为高兴的时候，再也忍不住了，他可怜他，可怜他欢喜得那个样子；他又恨他，恨他不该派薛刚进京拜寿，闯下了灭门大祸。这种紊乱复杂的心情，逼得他忍不住反问薛猛进京不进京，才揭开了事情的真相。花了这许多周折，才把事情说穿，好像作者故意在对我们卖弄关子似的。我们常说戏曲剧本描写矛盾要“开门见山”，这是不是过于絮烦琐碎了呢？有些人对戏曲剧本“开门见山”、直接进入戏剧冲突的描写矛盾的方法，有一种简单的理解，以为“开门见山”，就是把事件交代明白，不必通过必要的细节描写去刻画人物的性格。有的剧本，仿佛故意在避开细节描写似的，直接把结果写在纸上，忘掉了达到这个结果的过程；带过了应该一笔带过的地方，却把需要着重描写的地方也一笔带过了。于是剧本没有变化，没有曲折，枯燥无味，一目了然，还误以为是集中简练。戏曲剧本要求简练，并不排斥细节描写，相反，没有细节，就没有形象，没有性格，等于取消文艺的基本特征，所谓集中简练是要求紧紧围绕着戏剧冲突展开细节描写，而不是去描写那些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细节，这是戏曲剧本刻画人物方法的特点之一。报子的三报和薛猛、宋廉的寒暄，看起来似乎平淡琐碎，但这些细节对戏剧冲突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的烘托，观众就无法真实地感受薛猛性格中那种惴惴不安的无力的忧虑心理，正好比你要画月而不去烘云，在无数崇山峻岭间，只画了一个圈圈当作月亮，可是在人们心目中，并不把它看成月亮，因为它不能给人以那种欲隐欲现的真实的感觉。要知道这种无力的忧虑，是与薛猛的悲剧命运密切地联系着的。薛猛并不是一个糊涂人，对于薛家的灾祸早有一种预感。他知道薛家处在危机四伏之中，所以处处小心，但求无事，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灾祸的到来，保全薛家的忠孝，他的处境和态度，好像一只被赶进荆棘丛中的柔软可怜的小兽，吓得浑身发抖，不敢走动一步。可是对于存在侥幸心理的人，现实总是残酷无情的。宋廉的到来，使他的幻想破灭了，他在强烈的震动中发出了复仇的令箭。辕门外士兵的呐喊，使他仿佛从一场可怕的噩梦中惊醒过来：这不是造反吗？最后看到那块悬在头上的忠孝牌，坚决把发出的命令收了回来，原来它终究不是一只敢于猛闯和反噬的野兽！马文渊来摘印，情形也是如此，他仿佛要发作了，形势又剑拔弩张了，但是敌人拿出了圣旨，他终于交出了兵权。这一系列矛盾的行为，正是他软弱无力的性格的具体表现。把他与他的对手比较起来，马文渊倒是一个有力的人物。他是张台的同党兼女婿，净扮，时时不自觉地微微偏着头，流露出自信和骄傲的神情，说起话来先是一脸奸笑，他不动声色地跑到阳河来解除薛猛的兵权，把圣旨藏在袖筒里，窥视着，警惕着……他的狡黠果断，必然战胜薛猛的犹疑无力。这是深寓在人物性格中的悲剧的原因，也是那股真正的“潜流”。这股潜流，正是从上述那些围绕着戏剧冲突的细节中开始透露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