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争取八贤王对他的支持，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的。当他刚从金殿下来，遇见八贤王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描写：
寇准 （唱）八王千岁容我见，
只吓得寇准胆战惊。
见千岁比不得见万岁，
一步走错罪不轻。
见千岁施了个骆驼跪。
太监 寇老西儿上跪。
寇准 来了。
太监 再往上跪。
寇准 来了。
太监 说是你再往上……【三锣】跪！
寇准 （唱）头不抬来眼不敢睁。
寇准的胆小害怕，往往被人认为有损正面人物的性格。但不能孤立来看他的胆小。他怕八贤王，一半是真的，一半却是装出来给八贤王看的。他要八贤王知道他所处地位的困难，没有人支持是不行的；他要窥测对方的态度，争取让八贤王先向自己开口。聪明的八贤王也一眼就看出了寇准滑头的地方，也看出了他的机智和聪明。所以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人人来说，个个来讲，言说赵家的官儿好做。一个七品知县，进得朝来，一案未曾审清，先封一个西台御史。看将起来，赵家的官儿真乃好做。”接着，又把自己用凹面金锏打死偏护潘洪的前任西台御史的事告诉寇准，意思是说：你这个西台御史是不好做的，你可得小心呀！你要耍什么花枪，有什么偏心眼，我可是不依的！他还不敢把自己的意思直接告诉他。
寇准第一次坐堂，就碰上了正宫国母贿赂他的礼单。他只好带着礼单到南清宫去见八贤王：“他教我收下，我便收下。他说不收，我便不收。正宫国母怪罪，推在八王爷的身旁。八王爷怪罪，推在正宫国母身旁。……与我寇准一字无干。”八贤王又看出了他的心思，所以看了礼单说：“我把你个谗妃，明知我寇爱卿，新上任的寒官，差人下来一封礼单，再说收下，本御我性体不好。再说不收，你是正宫国母，暗里加害，教我寇爱卿怎样的提防。（看寇）观见寇准，倒有个天官的度才。”这一段话，用体贴口气，把寇准的心思揭露得一丝不遗。同时也把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对寇准表示得更明白，因为寇准拿来礼单的举动，使他对寇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聪明的寇准，一点也不放松这个时机，马上上前谢恩。
八贤王 啊，你谢的何恩哪？
寇准 千岁封臣天官在朝。
八贤王 那是本御一句戏言。
寇准 君无戏言。
八贤王 也罢，我封你个天官在朝。
寇准 臣谢恩。
八贤王 保你个天官在朝。
寇准 臣谢恩。
八贤王 你站起来吧，这个天官，又被你赖的去了。
寇准 臣我谢了恩了。
八贤王 你站起来吧，你是个赖天官。
〔同笑。[2]
不少人往往在这个地方非难寇准的“升官思想”。有的改编本，为了削弱这一点，把它改成不是寇准自动谢恩，而是太监叫他谢恩，他就莫名其妙地谢了恩。这样的改法，也很值得商榷。寇准的谢恩，不能说他绝没有想升官的意思，但是他还有更深的用意。他用接受八贤王的封官，来表明自己是站在杨家这一方面的，以求得八贤王对他的了解和支持。八贤王自然懂得这个意思。这两个人的真实心情，谁也没有说出来，可是互相都看得明明白白。又用揶揄和玩笑，互相暗示着这种有趣的“心照不宣”。到这时候，八贤王才给寇准说出真心话：“一不为潘家，二不为杨家，为只为六郎他是王的御妹夫呀！”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寇准才敢夹打潘洪，假设阴曹。而假设阴曹则是寇准聪明机智的又一表现。
寇准这个人物的性格，的确是很复杂的。他有正义感，也有过动摇；他聪明机智，也有些世故油滑。他不是一下子就坚决地站在正义的一面，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好人、一个正面人物。他是个真实的在剧情中性格有发展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人”的概念，这个人物描写成功之处也正在这里。
我们再看一下，认为这样描写伤害了正面人物性格的人，怎样来修改呢？有的把他改成一开始就非常坚定，比如寇准刚从金殿下来，就给他唱出这样的句子：“有寇准打从东华门过，又听得文武发笑声。笑我寇准官职小，笑我怎审这事情，他言说我若公断潘仁美，得罪下正宫主母了不成。此事儿还须细察省，哟唉！无须犹豫无须惊。我今公断潘仁美，纵然一死落贤名……”很明显，从“此事儿须细察省”到“纵然一死落贤名”一段是后加上去的。但是他既然从来就这样坚决、这样镇定，甚至有一死的决心，那么，就不会顾虑自己在这个斗争中的利害关系了；剧本《调寇》一折中，当作主要内容来描写的他与八贤王那种微妙的心理矛盾，也成为多余和不可理解的。怪不得有的改本，干脆把寇准下金殿遇见八贤王、拿着正宫娘娘的礼单到南清宫去这些主要的情节删掉了。试问：去了这些情节，剧本还剩下什么呢？除了想象中浑身无疵、“教育作用很强”的正面人物的概念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这个例子说明了，把正面人物性格简单化，是不能提高剧本的教育意义的。不论剧本创作或演员的表演，都应该向真实的多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的路子努力。当然，这里所说的多方面刻画人物的性格，并不是说可以脱离戏剧发展的主要情节，脱离人物的基本倾向，而漫无边际、不加选择地做细节的铺叙。
在传统剧目中，也有这样一些剧目：由于歪曲了人物的性格，降低了整个戏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于这样的剧目，就不能以人物性格应该多方面地刻画为理由来反对修改。目前《连环套》已恢复上演，这个戏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它写出了黄天霸的奸诈虚伪和窦尔敦的淳朴豪爽。在表演艺术上也有相当高的成就。但这个戏也有它消极的一面——窦尔敦这样一个绿林好汉，在“拜山”一场中，却会把专门剿杀绿林的清朝统治阶级的鹰犬彭鹏，夸奖为“大大的忠臣”，使自己狼狈不堪，陷于非正义的地位。这样的描写是不真实的，由于歪曲了窦尔敦的性格，也模糊了作品的倾向，降低了这个戏的思想水平。对这样的描写，我们不能拿人物性格的复杂刻画或历史人物的思想局限来解释，因为衡量一个作品是否真实，除了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外，还要求思想倾向上的进步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没有这个标准，就会弄得是非不分，只好做剧本的“尾巴”。有的地方在讨论中认为“窦尔敦和黄天霸两个都是英雄”，甚至“黄天霸比窦尔敦更英雄些”。这种看法，正是不要剧本思想倾向这个标准，就戏论戏的错误。所以像《连环套》这样的剧目，是没有理由反对做必要而慎重的修改的。
四、“大团圆”与“不团圆”，哪个有教育意义？
目前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多，这些争论产生于《琵琶记》、《荆钗记》、《碧玉簪》这一类剧目的改编工作中：让赵五娘与蔡伯喈团圆呢，还是让她被蔡伯喈的马踩死呢？让钱玉莲投水而死呢，还是投水后再遇救呢？让李秀英（京剧作“张玉贞”）抑郁而死呢，还是接受王玉林（京剧作“赵启贤”）的凤冠呢？……“团圆”与“不团圆”哪个有教育意义，哪个没有教育意义呢？有的人认为：悲剧的意义，在于通过好人或好人的善良愿望的毁灭，来暴露社会制度的罪恶。团圆则起了粉饰现实的作用，是不真实的。
的确，外国古典戏剧中，不团圆的悲剧很多。在我们中国的古典戏曲中也不少，如《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窦娥冤》等便是，这些剧目对人民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能不能得出一条结论：凡是悲剧都不能团圆；或者说，悲剧而团圆者，其结局必定是虚伪的光明尾巴，应一律改成不团圆的结局。我想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想法。比如《秦香莲》和《琵琶记》，同样是悲剧结局，却不能都是不团圆的结局，因为这两个剧本，某些情节虽然相似，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是各不相同的。
从主题思想讲，《秦香莲》主要是通过一个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读书人对劳动人民的叛变，揭露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得来的荣华富贵，正是制造犯罪和破坏人民生活的原因。陈世美由招赘驸马到逐步走上杀妻灭子的灭绝人性的罪恶道路，和秦香莲由争取、宽容到完全和负心的丈夫决裂，是这个戏的主要发展线索。《琵琶记》却不同，它主要通过蔡伯喈被迫招赘相府而招致蔡家的毁灭，暴露出统治阶级自私虚伪和与人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蔡伯喈在牛丞相威势下动摇、屈服、痛苦、挣扎，直到反抗，是剧本发展的主线。
从人物看，陈世美与蔡伯喈也不一样。陈世美不仅抛弃前妻，而且为了讨取皇家的欢心和保住自己的富贵，忍心谋杀妻子和儿女。王延龄、包公好言相劝，并愿纠合满朝文武在皇帝面前替他斡旋，保他无罪，他也悍然不顾。他死心塌地要做皇帝忠实的奴才，真像山西梆子《琵琶词》中王延龄骂他一样，是一个“墙头上走马，死不回头的畜生”。蔡伯喈招赘牛府，并不是自己情愿，他曾经辞官辞婚，只是迫于牛相的权势和皇帝的命令，才不得已而为之的。入赘牛府以后，他虽处在荣华富贵的环境中，却过着空虚、无聊和“美酒芳樽懒去斟，幽恨苦相寻”的生活。他难忘家乡、父母、前妻，而相府里的一切，到处都使他触景生情，使他愤慨，使他痛苦，引起他的自咎。湘剧《琵琶记》——“伯喈观图”一出中，这样描写他的心情：“我想天下人巧，巧不过于画工；天下人毒，毒不过于岳丈大人。久闻下官早有思乡之意，故意将我河南一带地方，具已画在烟雾丛中，树木一概隐隐浓浓，这就是下官家乡？……昨宵一梦到家乡，梦见爹亲梦见娘，新婚两月赵五娘，我与她情难割别话难分首两下里恩情难舍。（白）行来行去乃是一所镜台，待下官照照容颜。（唱）将身站在镜台边，照见容颜不似前。（白）曾记在家之时，我一旁攻书，五娘一旁抚琴，正是夫妻好合，如鼓琴瑟。自从上了牛府三载，有心来弹此琴，手抚着琴声自绝。”一想起父母和五娘，便惭愧得无地自容：“家乡地，赵氏五娘，她骂道亏心汉负心郎，一去京华三载不还乡，你不害羞来也害羞！我想昔日老莱子……也曾斑衣行孝，喂呀！二爹娘若得见斑衣归来，怕只怕赶不上披麻执杖。”[3]他的新妻牛小姐也没有使他幸福，他爱她的善良贤淑，但想起赵五娘的时候，又觉得自己与牛氏的距离很远，甚至有些恨她。他与牛氏的关系，正如在“琴诉荷池”中所说，处在新弦弹不惯又撇不下的矛盾心情中。这样的生活，一直继续到“书馆悲逢”，当他明白一家悲惨遭遇的时候，他的悲痛愤怒达于极点：“取下官诰，脱下紫罗袍，待来朝急修一本辞官表，到如今还要什么表章呀，手执二亲仪容，权当一本辞官表……圣上放我归去，全得忠来全得孝；若不放我归家里，碰死金阶做一个不忠不孝。”[4]这是对统治者悲痛的抗议，是从灵魂里呼喊出来的愤怒和反抗。生活的现实，给了他勇气，把他推上与统治者分离的道路。有的人看到了蔡伯喈的动摇懦弱，看不见他性格上的这一层发展，这是不公允的。
蔡伯喈的懦弱动摇和优柔寡断，对这个悲剧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他一错于答应牛府招亲，再错于招亲之后，自己已置身在矛盾的尖端，而采取回避矛盾、等待侥幸摆脱的态度。一方面他害怕牛相，不敢要求回去，不敢把家眷接来；另一方面他在牛府招亲，也觉得无法对赵五娘交代，接她来京也有顾虑，所以在被拐子骗走的那封家书里面，没有提到招亲一节。他唯一的办法，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上：父母在家乡平安，自己在牛府中“姑且隐忍，改日求一乡郡除授，那时却回去见双亲”[5]。这种由于他软弱产生的企图侥幸避开矛盾的幻想，也是构成这个悲剧的一个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