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电影发展史》与影视所的中国电影史研究
本文拟简要回顾我国第一部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过程，探求此部著作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的渊源关系，以及电影史研究在影视所几代研究者手中的不断拓展。从一部书开始，努力勾勒影视所重要的电影史学传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电影学术发展的历程。
一
20世纪80年代，什刹海旁的前海西街、柳荫街还是两条非常安静的街道，马路不宽，行人稀疏。夏季里，高大的白杨、婀娜的柳树投下片片荫凉，不时会听到几声蝉鸣。前海西街和柳荫街环围的是京城知名的恭王府，文化部下属的艺术科研单位——中国艺术研究所便藏身于这座保存完好的王府院落里。走过深深庭院，可以看到一幢有着许多房间的两层楼，俗称“九十九间半”。这座当年王公大臣的藏宝楼，后来变身为各个研究所的栖身之地，成了高雅的艺术研究“殿堂”。正是在这里，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感应着时代风潮的变迁，追赶着电影发展的脚步。
影视所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文化部艺术研究机构”的电影组。“林彪事件”之后，中央干部政策发生很大变化，解放干部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1973年，在“文革”期间下放到天津静海县团泊洼干校的很多文艺干部被抽调回来工作，参与正在筹建的文化部艺术研究机构。该机构在原有的中国戏曲研究院（1951）、中国音乐研究所（1954）、电影剧本创作研究室的基础上，补充了更多专业的研究人员，组成了京剧常识、中国戏曲简史、样板戏研究、电影、美术、舞蹈、编译、资料和行政九个小组，并在同年陆续入驻前海西街的恭王府办公。[1]李少白和邢祖文属于第一批抽调上来的干部，从事电影理论研究和批评工作。
1973年5月16日《筹建艺术研究机构情况汇报》在谈到机构建立的必要性和目的时，这样说道：“‘文革’前，原文化部所属艺术理论研究机构只有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电影剧本创作研究室3个单位，这些机构研究力量薄弱，研究工作处于零星分散、缺乏全面系统规划的状态，为对当前仅有的《中国戏曲史》《民族音乐史》《中国音乐史》《戏曲艺术概论》《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舞蹈史》《中国话剧史讲义》《中国美术史》等初稿、草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检查、批判、修改、重写，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于1973年4月16日成立艺术研究机构筹备组。”[2]
由此可以推定，李少白和邢祖文首先被抽调上来工作，正是因为他们十多年前参与撰写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如今是“检查、批判、修改、重写”《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最合适人选。
在中国电影学术的演进过程中，《中国电影发展史》无疑是一部值得反复讨论和研究的著作。根据该书主编程季华的回忆，1950年老电影人陈波儿创办了培养演员的表演艺术研究所，提出应该为学员开设中国电影历史的课程，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学人选，她打算自己教，让程季华做她的助手，收集和整理中国电影史料。同年，陈波儿还负责前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国电影”的条目，程季华也为此整理了史料。鉴于当时的体制特征，资料的收集工作是通过行政渠道完成的，由文化部电影局发信给各地方文化局，各地方收集起资料再打包集中到文化部的电影局。与此同时，电影局还组织人力采访一批老电影人，回忆了当年电影创作的经历。1955年左右，起草了《中国电影史写作大纲》，作为对资料收集工作的总结，这份大纲得到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和“影协”主席蔡楚生的首肯。[3]
但直到1958年这部书才真正开始动笔。当时分别在艺术研究部和《中国电影》编辑部工作的李少白和邢祖文先后被调至电影史写作小组。[4]从此，长达四年的写作开始了。这期间，不断有从其他的政治或组织活动插入进来，但相对来说，还算一段比较平静的时期，作者们可以相对集中地投入写作和修改的工作。对他们的合作过程，李少白在接受访谈时做了细致的回顾。经过三四次的相互修改和重大的章节调整，1962年全书初稿完成。据编著者们回忆，排出清样后，不仅请夏衍、蔡楚生审定，而且也送到中宣部审查，并按照他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1963年，《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一、二卷出版，公开发行，成为新中国电影界的一个重大事件。
自1905年中国电影问世以来，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回溯文字时有问世。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年鉴》（1927）、谷剑尘的《中国电影发达史》（1934）、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1936）和徐公美的《电影发达史》（1938）都是受到影史研究者关注的电影史文本。其中，引用最多、最受电影史学者关注的是谷剑尘的《中国电影发达史》和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两种。但是，无论是从史料的掌握还是影史的体系建构来看，《中国电影发展史》都达到了前人无法比拟的高度，特别是在中国电影史的专题研究尚未全面展开之前，它“横空出世”，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难以超越的范例。
《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之后，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电影艺术》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革命和战斗的传统——祝贺〈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出版》，高调肯定了这部电影史著作的撰写，指出《中国电影发展史》是“一部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电影历史的著作，它比较明晰地给我们描绘出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的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5]。1963年，曾参与润色、编辑《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著名翻译家、散文家、诗人郭安仁（笔名立尼、丽尼）也发表长篇文章《中国电影的战斗道路和革命传统——〈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读后》，全面评介了这部著作。他高度肯定了编纂者在资料收集和整理上的贡献：“在阅读这相当厚实的两册电影史著作时，不能不时常为编著者们在材料占有方面所作的努力，感到十分惊讶……为了能够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作一个真正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他们有时必须做一些表面看来似乎是极其琐屑的、令人乏味的、然而却是必不可少的调查研究工作。”[6]同时，作者也指出“《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的最鲜明的特色，主要还在于它对中国电影历史发展规律所进行的严肃探讨。所有关于历史材料的搜集与整理，结构方案的考虑与抉择，其目的均在于力求科学地引出这个规律和完整地反映这个规律”[7]。这个规律就是中国电影存在着两面性，一面是萌芽和初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性质，另一面是1931年之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电影，《中国电影发展史》对“两种传统、两条道路之间的激烈、复杂、艰巨而又曲折的斗争，作出了在我国电影史研究目前条件下所可能希望的十分清晰的描绘和具体的分析”[8]。
抛开这些评论上的时代印记，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两大贡献或者说特征。一是扎实的史料工作。在资料的收集上，这部著作可说是集全国之力，因此，尽管它在材料的整理和使用上有所偏重，但总体上说它在材料占有上至今很难超越。当年在撰写书稿时，邢祖文充分展示了他对电影资料的掌握和梳理的能力，正如李少白所说：“《中国电影发展史》现在真正有价值的，就是史料。搜集那么多史料本身是零散的，能把它理成一体，有年份、有人、有影片，这个框架都是祖文搭下的，所以他对这部书贡献很大。”[9]特别是邢祖文整理的电影目录，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因此，《中国电影发展史》成为被引用最多的电影史文本，正是基于其史料之功。二是这部书的历史体系建构。李少白总结说，《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具体来说，在构建中国电影史的叙述框架时，又依据了几篇重要文献，一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它对30年代文化革命的评价和肯定；二是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和他在上海电影公司成立时的讲话，肯定了30年代进步电影传统；三是夏衍的《瞿秋白的两三事》和题为《中国电影的历史和党的领导》的讲话，也对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做了回应；四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这篇讲话为延安电影专设一章，正是重视延安电影的体现。正是在这些文献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电影发展史》梳理出一条始自30年代的革命电影传统，并以此为准绳，评价各个时期的创作。
《中国电影发展史》参照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描述中国电影发展，衡量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为中国电影历史建立一套“宏大叙事”，这种整体史观成为这部史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它不断引起争议的根源。当年出版后旋即遭到批判，一方面有个人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时局的影响，适逢思想斗争日趋紧张的大环境，对30年代左翼电影的肯定性评价与越来越高的革命调门不相契合。70年代初接近“文革”后期，“林彪事件”之后，国家的诸多方面都出现变化，几近停顿的电影事业也面临重要调整，这使得《中国电影发展史》获得重提与“修正”的机会。
二
可以说，1973年文化部艺术机构的电影组，是缘于这部史书而起。调李少白、邢祖文参加艺术研究机构电影组的工作，本意是要修订《中国电影发展史》。不过，囿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这项工作并未真正展开。电影组的研究人员大多从事的是电影时评的工作，包括一些样板戏电影，还有“文革”后期不多的几部电影，比如《闪闪的红星》[10]。但正是凭借这一契机，电影史研究的传统通过李少白、邢祖文等先生之手得到了传承和延续。
直至“新时期”拨乱反正，才真正打开了重写历史的大门，使得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也由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80年电影组已更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1983年电影所与中国电影资料馆成建制合并。经过李少白等人的共同努力，1986年，经文化部同意，中国艺术研究院重建电影电视研究室（相当于所建制）。谈到复建影视室的过程，李少白曾回忆说，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兼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的批复是，可以成立，经费由院解决，办公房屋自行解决。时任常务副院长李希凡也十分支持，说只要部里同意，其他的事情由院里解决。就这样，电影电视艺术研究室在“九十九间半”找到了立身之地。1990年，经文化部决定，影视室与外国文学艺术研究所合并，成立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虽然机构与人事的变迁纷繁动荡，但电影史研究却一直贯穿始终，并形成了影视所的一脉重要学术传统。
我们知道，当年撰写《中国电影发展史》时，曾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电影资料，包括报刊、说明书、剧照、海报等。1963年，该书遭到批判后，书被收缴，大量的资料也被拉走，在“文革”中大部分又散失，不知所终。基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研究经验，影视所始终将电影史料的挖掘、收集、整理放在第一位，把资料准备视为“立所之本”。1980年电影所成立不久，就开始了电影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当时在资料室工作的刘桂清、胡明等同志远赴上海，购买电影书刊，按照“一片一带”的原则整理剧本和评论资料。1984年，在没有课题经费支持的情况下，李少白、吴瑞庭前往上海，停留一个多月，在上海图书馆及上海电影局查阅、复印了许多与电影有关的资料，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上海电影局收藏的电影特刊。1987年，《中国电影艺术史》立项后，陆弘石和王素萍再次赶赴上海，到上海藏书楼、上海书店等地购买老期刊。据陆弘石回忆，当时恰巧碰上上海一个“古旧书市”开张，在那里也淘得不少老电影资料。经过前后几拨人的共同努力，影视所的电影史资料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打下了十分必要的基础。除了老电影的历史资料搜集，影视所也将目光投向中国当代电影史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关方面的资料收集，编辑了《中国艺术影片目录提要》《三十年电影文章索引》等资料性书籍。重视资料搜集与整理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目前，所研究人员承担的研究课题中，就有《中国电影史学及资料库建设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
在重视资料准备、追求史实准确的指导思想之下，影视所的电影史研究同时强调历史研究的开放性，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发展进程，不断修正早期的成果，另一方面追求多视角、多维度地观察与描述历史，形成了以综合性再现历史为旨归的电影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