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由酷爱延安那批老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柳青和四小名旦马烽、刘绍棠、李凖、浩然的作品逐渐走上文学之路的。两次在国外进修学习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悟到，要想把外国文学研究好，翻译好，首先应该把本国文学弄明白，对本国文学具有一定的修养，最好是做一个钱钟书或冯至那样的学贯中西的学者。这也是我老早就有的一个夙愿。第二次在南斯拉夫学习期间，目睹南斯拉夫当代文学民族性的丧失，这一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起来。所以，1982年底从南斯拉夫回来以后，在研、译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同时，也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予以适当的关注，并根据自己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跟踪刘绍棠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有意识地对他的乡土文学研究下了些功夫。从1983年到1991年的8年时间里，写了几十篇很浅显的随笔式的评论文章。不过，写这批文章纯属“客串”，并没有付出主要精力。但是，古人说得好，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借着绍棠这棵文学大树我真的乘了凉，成了文坛公认的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专业户。1991年1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动为我的这批拿不出手的文章结集，出版了一本小传与评论文章的综合集子《大运河之子刘绍棠》。从此，我的这个小本经济的阿南文学译、研小店的门口，又挂起了虽然不大但却挺显眼的“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的幌子。半年以后，即1992年7月，应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著名红学研究专家、文艺评论家李希凡同志之邀，我被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当代文艺研究室主任，正式开始了中外文学研究并举的文学新征程。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工作到2002年初退休，差不多有10年。
在中艺院当代文艺研究室的10年，是今生取得成果最多的一段时间。我们当代室虽然只有十来个人，但却是一个蛮好的集体。在这个集体里，没有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拉帮结伙、损人利己等丑恶现象，全室笼罩着事兴人和、团结友爱的君子国气氛。在这样一种难得的人情味十足的氛围里，我聚精会神，辛勤笔耕，在中外文学两条战线上策马扬鞭、自由驰骋。用10个月写出了评论刘绍棠传奇性的人生和文学成就的《刘绍棠传》（50万字）。用6个月写出了全面介绍、评价巴尔干诸国的当代荷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沃·安得里奇的《安得里奇传》（20万字）。用4个月为北京大学李赋宁、刘意青教授主编的《新编欧洲文学史》撰写了东欧文学史有关部分。用3个月写出了《20世纪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文学史》（6万字）。应译林出版社之邀，为他们出版的《新编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辞典》撰写了全部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文学条目（共252条）。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应作家出版社之邀，翻译、出版了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代表作之一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和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摄制的电影《亡军还乡》（上、下集）。应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先生之邀，为他主编、海霞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翻译了全部阿尔巴尼亚小说。应著名翻译家飞白先生之邀，为他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诗库》翻译了全部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诗歌。应许自强、王守仁教授之邀，为他们主编的《世界名诗鉴赏金库》翻译了全部阿尔巴尼亚诗歌。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为他们出版的《中外文学名著精品库》翻译了全部阿尔巴尼亚小说和诗歌，并写了赏析文字。在中国文学领域，与女儿郑秋蕾合作，为文化部“中国文化艺术丛书”撰写了《中国文学》卷。在任职的最后两年，还受院领导之托，集中全部精力参加撰写并主编了50万字的院重点科研项目《新时期文艺主潮论》。在这10年中间，我还应有关方面之邀，主编了《中国当代艺术名人大辞典》《中国名著诞生记》《刘绍棠与运河乡土文学》《新中国文艺事典》4部重要著作（共约250万字）。1994年，我晋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外文学研究员并开始享受国家特殊津贴。2005年3月12日，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授予我该协会唯一的外籍荣誉会员的称号。
每个人都有退休之日，但专业和学问却永远不会退休。自2002年退休以来的13年中间，我除了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完成上级交给的重要任务之外，还从头到尾通读了8厘米厚的《阿尔巴尼亚百科全书》和4厘米厚的《阿尔巴尼亚文学辞典》。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约稿，与学友、著名巴尔干问题研究专家、保加利亚历史研究专家马细谱研究员一道撰写并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列国志”之一种《阿尔巴尼亚》。同时，还为“列国志”之另一种《塞尔维亚和黑山》撰写了与《阿尔巴尼亚》栏目大致相同的内容。应塞尔维亚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邀请，翻译、出版了塞尔维亚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的好朋友茂玛·迪米奇的诗集《吉卜赛母亲》。应重庆出版社盛情邀请，修订、重新出版了卡达莱的小说《亡军的将领》，还翻译出版了阿尔巴尼亚当代最富有影响的诗人、作家德里特洛·阿果里的长篇讽刺幽默小说《居辽同志兴衰记》。应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的邀请，翻译并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播映了故事影片《口号》。应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之邀，在他主编、山东画报社出版的《名家点评·外国小说中学生读本》中，对俄罗斯作家列斯科夫的《珍珠项链》、库普林的《甘布里努斯》和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作了点评并写了赏析文字。应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先生和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共同邀请，在他们主编、时代出版社出版的《初中生必读名著导读本》中对苏联名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了近2万字的导读文章。在中国文学方面，应文化艺术出版社之邀，修订并重新出版了《刘绍棠全传》。与文史出版社签约，主编、出版了《刘绍棠纪念文集》。
42年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我曾译了阿果里的3首长诗（节选）和6首短诗，出版了一本《阿果里诗选》。但是，那本仅有几十页的诗选，不能全面反映这位著有15本诗集的大诗人诗歌创作的全貌。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阿果里的诗歌、小说的创作和社会活动，把他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2003至2005年，我有幸又到阿尔巴尼亚工作两次，总共有一年多时间。这期间，我又多次访问过阿果里，细心研读了他赠送给我的全部诗作。特别有意义的是，我还得到了他后来根据《人民之声报》发表的《母亲阿尔巴尼亚》增写并修改过的单行本，根据这个单行本我又重新译了这首3000余行的长诗。另外，我还把原译本中未选的长诗《我的土地，我的歌儿》也选了进来。在短诗方面，在原译本6首的基础上扩充为100首。用长诗《母亲阿尔巴尼亚》的标题作为书名，我觉得最能概括全书的内容，表达诗人的心魂。阿果里完全同意我的这一想法。此书于2012年8月由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忠诚的儿子，文坛上最重要、最有威望、最富人气的大诗人、大作家，用阿尔巴尼亚文坛的评论说，阿果里的作品至少能代表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成就的一半。我想，这本《母亲阿尔巴尼亚》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对我们了解曾经较为熟悉、如今变得陌生的阿尔巴尼亚文学，一定会大有裨益。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库依蒂姆·扎尼先生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毫无疑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郑教授是了解阿尔巴尼亚语言与文学最好的翻译。”未过两年，这家出版社还为我出版了近40万字的“散文随笔·报告文学·文艺评论集”《我与阿尔巴尼亚的情缘》。
身为当代文艺研究室的主任，对当代的文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再加上我又是一个面软的人，朋友找我帮忙，不管能做到或做不到，我都像办自己的事情一样帮助人家忙活。对报刊和出版社的主动约稿，我更是受宠若惊，从来都是有求必应。至于朋友们找我为他们的著作写序、写书评，我更是感到荣幸，哪怕忙得脚丫子朝天，也要认真地、及时地、满怀激情地去完成。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约稿者便始终不断，我也就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文章写个没完没了。文学、美术、音乐、摄影、小品、影视等各种艺术门类我都有所涉猎。退休后这13年，比从前更忙，为完成上级交给的重要工作，每月都要写1篇评论文章。到头来盘查一算，除了上述的那些成本的作品之外，单篇的评论文章共有200多篇，约100万字。这本《恭王府文评》的34篇文章，就是从这200多篇文章中筛选出来的。从这些文章中，读者朋友可能会看到我在文艺道路上留下的一些值得回味的脚印，领悟到我对党的忠心，对文艺事业的热心，对同志和朋友的爱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命运的关心。如果您能从我这批文章中捕捉到我的这“四心”，哪怕是“一心”，我都将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欣慰。
金果送馨，五谷飘香。盘点一下几十年的劳动果实，我委实是满面汗颜、诚惶诚恐。虽说在将要出版的12卷《郑恩波文集》中研与译阿、塞文学的成果占了一半以上，但说实话，这些成果并不能代表我在阿、塞文学研与译领域里应当取得的成绩。扪心自问：我是否把阿、塞文学、艺术、文化的研究搞深搞透了？何时才能成为“阿尔巴尼亚通”或“塞尔维亚文学通”？还需要有多少更新、更精、更尖的成果才能不辜负周总理的恩情与期望？我不敢多思深想。未来有效的工作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必须全神贯注、分秒必争，至少再大干、苦干、巧干10年，起码再拿出5部含金量更高的研、译成果，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立下的誓言。我坚信，只要病魔离我远远的，不给我添麻烦，我就会如愿以偿。正如歌儿所唱：一息尚存，就别说办不到。我想，只有这样，将来如果见到周总理，我才能脸不红心不跳地面对他老人家对我严格而全面的考试……
2015年7月盛暑于京华寒舍“山鹰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