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友为郦寄”的“友”又系何指？不是别人，而是罗振玉。罗、王之为友，自无疑问。而王自沉之前，两人交恶，也是不争之事实。历史上管鲍之交的美谈和郦寄卖交的不德，是朋友相交的两个极端的例子。但按传统的纲纪之说，即使友是郦寄这样的不友之人，仍然应待之以鲍叔。王国维就是这样对待罗振玉的。罗王是儿女亲家，晚年交恶，也是因儿女之事所引发。1926年9月26日，王之长子、罗的女婿王潜明病逝于上海。静安先生将潜明所遗之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洋银寄给住在天津的罗女，罗振玉以女儿拒收为由欲退回，引起静安不满，信中致有“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10]的极强烈的措辞。实际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王国维大半生的学术活动，多得到罗振玉的经济资助，因此一涉及经济问题，王格外敏感。《白虎通》释朋友之纪有言：“货则通而不计。”[11]依王的文化理想，他会感到罗之所为不合于纲纪之说。当然王罗交恶，还有政治观点不合的方面。1925年8月罗六十大寿，王祝寿诗有句：“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12]问题就发生在同为溥仪老师，而对溥仪离宫后的出路，却有不同的预设。这个问题复杂，容笔者另文论述，此不多赘。
总之晚年的王国维越来越认识到，先是逊位尔后又被赶出宫的宣统皇帝溥仪，毕竟不是刘秀，几十年与之相交的罗振玉也不是鲍叔。他失望了，痛苦了。不是一般的失望，而是极端失望；不是寻常的苦痛，而是苦痛得“达极深之度”。寅恪先生说：“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而所以死之故，也不是由于“具体之一人一事”，而是此人此事所代表的“君臣之纲”和“朋友之纪”，即具体之人事反映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理想，已彻底破灭，身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因此王国维之死，不是殉清，而是殉为其所化的那种文化、那种文化理想、那种文化精神。
论者或认为，尽管王国维是为传统文化所化的大文化人、大学者，而晚清以还的文化与社会，确是传统价值崩塌的时期，但完全可以在保存自身生命的情况下，使个人（不是社会）的文化精神得以保持，何必一定自陷绝境？陈寅恪先生昔年撰写《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时，曾写下如下一段关涉社会与文化变迁底里的警世骇俗之语：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13]
这段话陈寅恪直接针对的是中晚唐的社会风习和道德标准的变迁，但其普遍意义适用于任何新旧更替、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时代。尤其对知识阶级的“贤不肖拙巧之分别”，其今典之意涵，可延长至今天。而“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不是明显指王国维吗？王之所以死之故，不仅因为晚清以来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毁灭了他的文化理想，也因为求诸个人品质他不是巧于用世的“巧者”，而是“贤者拙者”。
（三）陈寅恪的王国维《纪念碑铭》和《遗书序》
王国维自沉后的第二年，即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师生议决为王先生建立纪念碑事，碑文请陈寅恪先生撰写。陈先生毕生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此碑文中首次提出的。其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4]对王之死，再次重申《挽词》序的观点，即不是“殉清”，而是殉自己的文化理想。此处尤点明，既与罗振玉的“一人之恩怨”无关，也与爱新觉罗氏“一姓之兴亡”无关，而是要摆脱“俗谛之桎梏”，追求“独立自由之意志”。陈之《碑铭》是写王，也是写他自己，寅恪先生学术思想的力度和学术精神的理性光辉在此《碑铭》中得以集中体现。
王国维逝世的当年，罗振玉编辑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即石印出版，但所收王氏著作多有遗漏，体例未称完备，故罗编之《遗书》流传不广。越五年，王之弟子赵万里重新编校董理王的著作，以《王国维遗书》名之，分十六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弟哲安当时请序于陈寅恪先生，陈慨然允之。此序是陈先生继《挽词》、《挽词》序、《纪念碑铭》之后关于王国维的又一篇大著述，写于1934年农历六月初三。此序的贡献，主要在于对王国维平生学术的为学范围和治学方法作了精辟的概括。
陈寅恪先生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15]这等于给人们常说的人文学术的“大师”，下了一个定义，即必须是能够“为往圣继绝学”，成为文化托命之人，同时有超越前贤的新的开拓，其学术成果能够自开风气并建立足可启导未来的新典范。具备这些要件，才能荣获名副其实的大师的称号。而具备这些要件的大师，必然与民族的盛衰和学术的兴废有一种关联。此义实即观堂《沈乙庵七十寿序》所说的“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亦即寅老《挽王静安先生》诗所谓“吾侪所学关天意”。王国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堪此义，陈寅恪亦最堪此义。
陈寅恪《遗书序》对王之为学内容和治学方法所作之概括如下：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16]
这里，陈寅恪先生把王国维的学术方法概括为三目，即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且各举代表著作以为证明。中国现代学术的一大特征就是重视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方面王、陈均为典范性的代表。而陈的方法与王完全一致，两人之“气类相同”即使见诸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亦复如是。所以可以说陈是最了解王的学术之人。
王国维逝后，陈寅恪先生接连发表的关于王的三大著论，《挽词》序、《纪念碑铭》、《遗书序》，可谓给静安先生的学术与人格盖棺论定之著。倘加分别，则《挽词》序写的是文化理想，《纪念碑铭》写的是学术精神，《遗书序》写的是学术方法。有此三著论，静安先生可以瞑目矣。因此王国维的学术知音，我敢说也许不是罗振玉，而应将陈寅恪先生排在最前面。
二 王国维、陈寅恪与吴宓
（一）吴宓和《雨僧日记》
当我们讲王国维、陈寅恪的时候，不能不讲到吴宓。吴宓的学术成就自然不能与王陈相比，但亦自有精彩处，如果不是因为吴宓，我们对王陈的人格与学术的细节，不会了解得那般清晰。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二十今人志》给吴宓画的一幅肖像，是这样的：“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常有人得介绍一百次，而在第一百次，你还得介绍才认识。这种人面貌太平凡了，没有怪样没有个性，就是平平无奇一个面庞。但是雨生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禀赋，恢奇的像一副讽刺画。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面是瘦黄，胡须几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是每晨刮得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颧骨高起，两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枝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17]《二十今人志》传写的二十个人当中，有严复、林纾、王国维、章太炎、梁漱溟、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齐白石等，很多都是“五四”前后学苑艺坛的胜流，而吴宓被列在第一名。作者是温源宁，发表的当初，曾有人误会为钱锺书先生所写，钱先生尝作诗解嘲：“褚先生莫误司迁，大作家原在那边；文苑儒林公分有，淋漓难得笔如椽。”此事成为二十年代文坛的一段佳话。
吴宓字雨僧，又作雨生，1894年生于陕西泾阳，早年留学美国，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与陈寅恪、梅光迪、汤用彤等哈佛同窗相友善。归国后历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校教授，主讲西洋文学，阐发中国文化。1949年以后，隅居四川重庆，执教西南师范学院，但1965年开始已不再任课，史无前例时期肉体精神备受摧残，1978年在泾阳老家逝世，终年八十四岁。《二十今人志》“志”的是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的吴宓，那是他相对较为平稳少波折的时期。除此之外，世道人心便与他捉迷藏、闹别扭、造误会，一生矛盾痛苦，终于赍志以殁。中国现代文化人的遭遇不幸，吴宓是最突出的一个。
他的不得志，不是生不逢时，而是不肯趋时。白话时兴的时候，他提倡文言；新诗走俏，他作旧诗。“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传统打得七零八落，他与梅光迪、柳诒徵、胡先驌等创办《学衡》，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竭力回狂澜于既倒。他的不趋时，一方面基于新人文主义的文化信仰，反映出个人文化思想的恒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具有严正认真的个性，为人坦荡无伪，对事真诚不欺。至于1929年与原配陈心一女士离异，曾酿起轩然大波，师友同事悉皆反对，认为言行相失，不足取信。唯陈寅恪不以为异，说在美初识吴宓，就知其“本性浪漫，惟为旧礼教、旧道德之学说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18]，并认为其他种种说法都是不了解吴宓。《二十今人志》的作者用“慷慨豁达，乐为善事”，“孤芳自赏，不屈不移”概括吴宓，是说对了的。而前引肖像描写中传出的奇蜕不驯的神气，也确为雨僧先生所独具。
吴宓的躁动不安的心灵可以感到安慰的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与他结有深厚的友谊，不仅同道合志，而且情意相通。1922年至1924年他主持编纂《学衡》杂志时期，往还与共者有梅光迪、柳诒徵、汤用彤等。他一生与陈寅恪的友爱尤为深挚。早年留学哈佛，两个人就一见如故，吴宓写信给国内友人，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19]。而对比自己小十六岁的钱锺书，他同样推崇备至，曾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20]。由此可见他的慧眼与卓识。萧公权1918年考入清华，当时吴宓已在美一年多，等到他赴美留学，吴宓已经回国。直至1934年，彼此才有所交往，这使得爱才若渴的吴宓深感遗憾，所以《空轩诗话》第四十五则在全录萧作《彩云新曲》后，特补笔写道：“予交公权最晚，近一年中，始偶相过从，然论学论道论文论事，皆极深契合。”[21]只要有可能，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与同时代第一流学者雅相爱接的机会。
我们今天不能忘怀于吴雨僧的，最主要是他生平中的三件大事：一为创办《学衡》；二为筹建并实际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工作；三是慧眼识陈、钱以及与陈寅恪建立的终生不渝的诚挚友情。这三件事，都是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传薪续命的伟绩，时间过得愈久愈显出它们的价值。至于讲《红楼梦》，授西洋文学，撰写《空轩诗话》，出版《吴宓诗集》，比之这三件事，还是小焉哉。当然吴宓生平中还有一件事也足以嘉惠士林，传之久远，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记日记，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许多人与事、问题与主义、轶事与趣闻，以及他个人的心路历程，困扰与矛盾，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与文化人的命运，日记中都有忠实的具体而微的记录。吴宓自己称他写日记的特点：“体例一取简赅，以期能不中断，如电铃之扣码、书库之目录。凡藏诸脑海者，他日就此记之关键，一按即得。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藉免费时而旋中辍云。”[22]《雨僧日记》实际上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日记体中国现代学术史叙录，也是一部现代学人的文化痛史，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均不可低估。[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