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金华（1880—1970）：山东齐河县人。其夫为著名弦师傅玉河，民国初年入济南，在大明湖畔鹊华居、趵突泉畔望鹤亭书茶社，与谢大玉、杜婉君、李大玉同台献艺。她的嗓音宽厚明亮，吐字清晰有力，表演气势深沉，深受听众喜爱。民国五年（1916）到开封相国寺演唱，所唱《古城会》、《取成都》、《华容道》、《荐诸葛》等“三国”段，以浑厚奔放的气势，令相国寺听众耳目一新。“民国六年《豫言报》评其演唱为‘金华奔放，钲鼓齐鸣’，在相国寺名家角逐中自成一格。不因年大麻脸而失去人缘，反能与‘色艺俱佳’者相抗衡，足见其演唱功力之佳。”[6]20世纪30年代初，夫妻返回济南，与妹妹“傅大抓髻”、儿媳傅大贵一起，在茶社、书场演唱。济南被日寇占领后，便不再演唱。
谢大玉（1890—1978）：山东武城县人。其父谢化南是为王小玉姐妹伴奏的著名弦师。在父亲的教导下，其演唱颇有王小玉姐妹之遗风。13岁成名，有“十三红”之誉。其艺在“四大玉”之首。她曾到多处献艺，济南、开封、徐州、南京、上海、天津、北京、大连、长春，都曾去演唱过。擅长的曲目有《草船借箭》、《剑阁闻铃》、《单刀赴会》等。民国六年（1917）《豫言报》称她：“山东大鼓人才，以现在计，当以谢大玉为领袖。”[7]民国七年（1918）《河声日报》称她：“谢大玉，玉容桃腮，风度翩翩，一叹一笑，有倾泰山撼阳城之意，所以群侪望尘莫及也。”[8]民国十年（1921）她于北京新世界游艺场三楼演唱时，与在二楼演出的刘宝全同样满座两个月。她在天津行艺多年，所唱《黑驴段》、《草船借箭》、《自强传》、《昭君出塞》等曲目，由天津百代公司灌制成唱片发行。民国十四年（1925），她定居济南，常在大明湖畔鹊华居、趵突泉畔望鹤亭书茶社等较著名场地演唱。日寇占领济南后离开舞台。
杜大桂（1903—？）：山东嘉祥人。出生梨花大鼓世家，父杜增益，母杜婉君（白菜心）。幼学梨花大鼓，14岁随父母至开封献艺，一鸣惊人。《豫言报》称她：“玉润珠圆字字娇，水弦夹韵响春涛。最恰铜板梨花鼓，风沾蝶衣雨打蕉。”[9]返回济南后，渐以演唱《红楼梦》故事的曲目为主，擅长的有《黛玉悲秋》、《黛玉焚稿》、《宝玉探病》及《黑驴段》、《黑牛段》等。其演唱颇为考究，行腔低回婉转，字字有情动人，被誉为“说书女状元”，人称“杜派”，并成为当时可与“四大玉”齐名的梨花大鼓艺人。惜成名后不久嫁人，不知所终。
鹿巧玲（1911—1961）：山东夏津人。出生鼓书世家，其父人称“花弦鹿”，其母即誉满济南的“傅大抓髻”。她幼习梨花大鼓，天资聪颖，13岁登台。她那闪展腾挪，赶板夺字，玲珑巧俏的演唱，显示了出众的才华，以擅唱《昭君出塞》闻名。为长见识，其父带她先后在济南、潍县、青岛等地演唱。民国十九年（1930），《济南晚报》组织评选鼓界皇后，恰逢她在趵突泉观澜亭演唱《昭君出塞》，因此便以票数最多而被当选“鼓界皇后”。民国二十六年（1937）济南《中报》称她：“鹿的艺术却也超群，所以当选为皇后，直到现在，在济南的梨花大鼓，仍推鹿巧玲为上乘。她的拿手戏为《黑驴段》、《鸿雁捎书》……黑白姑娘后，梨花首推鹿巧玲。”[10]“她在翠卖场二楼及松菊园等处演唱时，有些京、沪等地过境旅客都要专程找她听书。”[11]成名后她曾到北京、天津、南京、上海以及东北地区行艺，影响较大。日寇占领济南不久，不再演唱。
梨花大鼓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渐衰微，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社会动荡不安，一些著名的女艺人多因日寇占领国土，不愿遭受凌辱而不再演唱；一方面是艺术的停滞不前，唱腔少改革，歌者一味追求华彩而趋于缓慢死板的唱腔，虽有艺人在演唱中加进了大段皮黄唱腔，仍无济于事，听者无新鲜感而日渐减少。当西河大鼓及河南坠子进入山东境内后，新腔新调给观众以新奇之感，梨花大鼓从此一蹶不振。在农村流行的“老北口”、“南口”梨花大鼓也因上述原因陷入了困境，至20世纪40年代，“老北口”、“南口”艺人多改唱西河大书；济南及鲁中、鲁西南的梨花大鼓艺人如谭金芳、谭金秋、徐玉霞、徐玉兰以及年龄很小的郭文秋等，也都改唱了河南坠子。
二 各地评书的发展
民国以后，京津两地的评书有了更大发展。其表现为两地艺人向着东北、华北及中原地区开拓市场，在行艺过程中广泛收徒传艺。使以北京话说讲的评书覆盖了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等北方各地。此外在各地还流行着许多方言评书，如湖北评书、四川评书、安徽评书、山东评词及流行河南、湖南的评书（又称评词）等。它们在表演、书目等方面各有特色，也出现一些著名艺人，然其艺术却参差不齐。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评书界在求生存的竞争中，出现了上演书目混杂现象，荒诞淫秽的剑侠书充斥书场，传统的优秀书目受到冲击。
（一）评书在京津的新发展。继清代北京评书的繁荣，入民国后在北京说评书的艺人已达百余位，许多人往返京津之间，他们在承继先辈评书艺术表现手法的同时，形成了各自的风格与特色。民国初，受新思潮的影响，北京成立了评书研究会，双厚坪被推举为会长。民国五年（1916），会长一职由潘诚立接任，并由当时教育部学务部刘葆初兼任名誉会长。初始是一个评书的研究团体，民国八年改组为同业公会，民国十六年（1927）因潘诚立去世停止活动。其间，北京评书界的代表人物双厚坪、潘诚立等率先净化书目，并以评书研究会来带动评书艺人改进评书艺术。他们将经常上演的四十余部大书进行了一次修订整理，确定准演书目28部（一说29部）。这一活动对北京乃至整个北方评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反映出在时代发展过程中艺人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心。
从20世纪30年代起，北京出现了商业电台，如中国广播电台、增茂广播电台、北平胜利电台、百力维电台等。这些电台争相聘请评书艺人为其播讲评书，兼播商业广告。商家为招徕顾客，也在商店门口摆放扩音器播讲评书以招引路人。王盓魁在电台播讲《包公案》获得“静街王”的美誉。品正三的全部《隋唐》，连阔如的《三国》、《东汉》，袁盓英的《五女七贞》，赵英颇的《聊斋》，段兴云的《济公传》等，都曾在电台播讲并极受听众欢迎。
进入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已无心听书，为招引听众求生存，京津地区开始流行剑侠书。先是常杰淼据《吕四娘》编演了《雍正剑侠图》，其后张杰鑫据《清列传》编撰了《三侠剑》。这两部剑侠书问世后，出现了许多续书。如沈阳艺人张青山编演的《水浒拾遗》、《洪武剑侠图》等书，使一时剑侠书走俏，导致部分评书艺人放弃了原来的袍带书改说剑侠书。
民国时期北京的评书对北方评书界造成的影响有二：一是评书研究会的成立，为各地评书界所效法，推动了各地评书艺术的发展；二是开了剑侠书的先河，致使剑侠书在各地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