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曲艺史》原系姜昆、倪锺之主编，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中国曲艺通史》中，我撰写的第八章“曲艺形式的不断扩大——民国时期”之内容。借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合作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之机，以《民国曲艺史》之书名，成书问世，对此我是十分感激的。
最早接触民国曲艺史，是我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编的《说唱艺术简史》。当时首任所长沈彭年先生决定建所开山之作为“一史一论”，一史即《说唱艺术简史》，他担任主编的实际工作，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但不署个人的名字。在这本书里我负责编写的是第七章“清末民初以及‘五四’前后的说唱艺术”。《说唱艺术简史》于1988年5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96年，文化艺术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中国艺术简史丛书》，邀请全院有关所室各编撰一本，时任曲艺研究所所长的陈义敏先生，把《中国曲艺史》写作任务交给了我和吴文科，其中的第七章“中华民国时期的曲艺”，是我第二次关注民国时期的曲艺艺术，该书出版于1998年。第三次撰写民国时期的曲艺，则是在2002年参与由姜昆、倪锺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曲艺通史》的撰写。该书按朝代划分章节，我负责撰写第八章“曲艺形式的不断扩大——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划定的是从1912年至1949年不到40年的时间。为此，在《中国曲艺通史》大框架下民国时期仅是瞬间，文字也相应被压缩，是全书篇幅最短的一个章节，这也是在本《民国曲艺史》文后，又选登了几篇我的论文、文章作为“附录”的原因。
1985年，我开始参加国家重大艺术科研项目《中国曲艺志》的编纂。从1985年到2009年该丛书全部出齐。这24年，对我来说是既紧张又漫长的一段人生，也是我从事曲艺艺术研究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从29个省、市《中国曲艺志》地方卷的编审中，我增长了、收获了许多，是我撰写民国曲艺史的根基。
我以为对曲艺艺术发展史来说，在朝代更替，封建王朝终结，推行三民主义的民国时期时间虽短，曲艺艺术却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譬如说皇城中旗籍子弟创造的八角鼓艺术，在民国成为了大众化的说唱艺术，并流派纷呈，提高着曲艺艺术的品格；从大本营苏州进入上海的弹词、评话，几经奋斗，用新书开辟出一片天地；再如广东粤曲改用粤语方言演唱后，平喉的出现和“星腔”的创造，使广东粤曲一时风靡省、港、澳；女艺人登上曲艺舞台，在反对、拥护的声浪中，以她们的技艺实际上推动了曲艺艺术的发展；农村曲艺进入城市所进行的城市化改造中，艺术由粗而精，并由无序到规范；城市的撂地场、书棚、杂耍园子，成为各种曲艺品种、各位著名和不著名艺人争奇斗艳的场所，成就了一批人才，一批优秀的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们本人成为了被人们称之为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曲（书）目和优秀的艺术，则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曲艺艺人们所遵循的传统。
如何正面、客观地审视这段曲艺艺术的发展史，我以为是非常重要的，曾有友人去某图书馆查阅民国时期的各种登载戏曲、曲艺活动和艺人轶事的期刊、小报，先是被告知不能查阅，几经讨论后告知可以查阅，进入书库后发现在这些蒙满灰尘的、从无人翻动过的民国年间的报刊上面，有一张废报纸，上写“黄色”二字，这是一种评价，只是不够客观。新中国成立后所批判的民国时期“黄色”的“花边小报”内容中，就包含有曲艺艺人生平，当时观众的观感，对他们艺术、作品、人品的评价，这是研究民国曲艺史的重要的资料。当然要将这些“黄色”的“花边小报”正式开放之后人们方可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
当我在整理这部准备出版的书稿时，越发觉得不满足，应该重新写过。其实当年撰稿时就边写边觉得遗憾，许多内容或一笔带过或干脆舍弃，因为《通史》是一部大书，每段历史都有字数限制，这是基本常识。我希望重新写过的理由是：清中叶以后城市曲艺崛起，方言的、地域的艺术伴随城市的发达、艺人可定居行艺而稳步发展起来；至清末民初，伴随丧失土地的农民相继涌入城市，并把他们的乡土艺术带了进来，在民国时期不到40年的时间里，在城市的庙会、撂地场、书棚、杂耍园子里，一些曲种更成熟了，一些曲种昙花一现；一批艺人成名了，而淘汰的是更多的艺人；年轻艺人站在了舞台中央，老者或离开舞台或败走边城。在这优胜劣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艺人卖艺求生的过程中，市场对艺术发展的推动，其中有封建把头式人物对艺人的压榨，也有艺术管理方面的合理部分，这些是很值得研究的。因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艺人为守住已取得的成就、地位，对艺术进行着反复的加工、改进和创造，艺术流派由此产生，有一些人在后来则被人们称为大师级的艺术家。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就将弹词与鼓词等列入其中，曲艺艺术的口头文学正式地成为了中国文学之俗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民间艺术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因此可以说对民国曲艺史的研究，是当代曲艺史以及曲艺现状研究的基础。
我的直接感受如相声，民国年间从撂地走入书场、杂耍园子，对它的良莠不齐，现在书中是一笔带过。其实其中有着“臭哏相声”，也有清门、混门相声演员合说的“文明相声”，以及侯宝林先生在天津被人们称为“文明相声”的经历等事。展开说清楚“臭哏相声”、“文明相声”产生的原因，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各地不同的变化，内容应该是极其丰富的，这一点说清楚了，20世纪50年代初“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就成为一种顺其自然的现象。又如曲艺作品，对于这一时期上演和流行的传统和新编的曲（书）目，我以为也大有进一步研究叙说清楚的必要，而且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作品反映的世间百态，浓缩着时代民众的期盼和梦想，以及在条件允许时他们的战斗，最突出的是解放区的曲艺。再如今天我们常从一些文章中发现曲艺史实的错误，在今年的一份刊物上，就曾有人罔顾史实，说什么“坠子皇后乔清秀誓死抗日”云云。事实是乔清秀的丈夫乔立元在奉天宪兵队被折磨致死，乔清秀出狱时已神志不清，后被同行送回天津去世，夫妻遭遇十分凄惨，但这与“誓死抗日”似无关系。对这样的文字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出来澄清，也就说明史实详尽的《民国曲艺史》是多么需要了。
还有曲艺表演的发展，曲艺舞台演员装扮的变化，服装化妆的进步，艺术上受戏曲艺术的影响等都是应该、而且可以详说的。
……但愿有人来弥补这一个缺憾。
蔡源莉
2015.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