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功能来看，《牡丹亭》问世以后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这也是明清时期任何一部戏曲作品都无法望其项背的。“书初出时，文人学士案头无不置一册”[36]，《牡丹亭》被文人学士视作案头必备书，足见他们对它的喜爱程度。文人墨客纷纷对《牡丹亭》发表意见，王骥德、梅鼎祚（1549—1615）、臧懋循（1550—1620）、潘之恒（1556—1621）、黄汝亨（1558—1626）、袁宏道（1568—1610）、沈德符（1578—1642）、凌濛初（1580—1644）、吕天成（1580—1618）等人或寄书函，或写序跋，或撰评论，对汤显祖的新作提出自己的看法[37]。而普通读者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沈德符所谓“《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38]，指的就是《牡丹亭》受到普通读者和观众普遍欢迎的状况。清人俞用济（嘉庆间人）说：“《牡丹亭》唱彻秋闺，惹多少好儿女拼为他伤心到死？”[39]近人仲玉说：“牡丹亭出世后，使无情的人读了变为有情，有情的人读了变为痴情。”[40]《牡丹亭》一直发挥着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教育功能，因此可以作为明清戏曲情感教育研究的重要蓝本。
第二，笔者认为，在明清戏曲史上，有关《牡丹亭》的传播与接受的文献资料最为丰富而翔实，足以支撑“戏曲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这一论题。
无论作任何学术研究，拥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是最重要的前提。文献资料的缺乏，对学术研究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至少也会令研究者捉襟见肘。尤其是历史研究，人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依靠凭空虚构来描绘历史事项，而只能、也必须依靠丰富的文献资料展开对历史事象的探究、复原和建构。
由于戏曲在明清时期仍然被认为是“小道”、“末技”，甚至在清乾隆年间“钦定”的《四库全书》中，戏曲也还被排斥在外，没有取得一席之地。因此，有关戏曲作品传播与接受的史料相当匮乏，严重地影响了明清戏曲史研究的有效展开。尤其是有关明清时期女性戏曲活动和戏曲接受的史料，更是犹如凤毛麟角。
相比较其他戏曲作家和戏曲作品而言，汤显祖和《牡丹亭》无疑是相当幸运的。近人编纂的《汤显祖年谱》《汤显祖全集》《汤显祖研究资料》《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等著作[41]，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牡丹亭》传播与接受的相当丰富而翔实的文献资料。此外在浩如烟海的明清史料中还可以钩辑出大量相关的资料，这种状况是任何一位戏曲作家和任何一部戏曲作品都无法比拟的。例如，现存的文献资料提供了有关《牡丹亭》的女读者、女观众、女演员的大量信息，其中有关女读者的资料尤为珍贵，它们构成研究明清时期女性戏曲文本批评和接受的主要依据。如果排除有关《牡丹亭》女性阅读的大量文献资料，我们仅凭其他只鳞片爪的史料，几乎无法描述明清时期女性戏曲阅读和戏曲批评的基本状况。因此，以《牡丹亭》为主要研究对象，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资料对“戏曲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这一论题展开较为充分的论述。
第三，笔者认为，学术研究中，微观研究往往比宏观研究更为困难，对研究者来说也更富于挑战性。
同宏观研究相比较，以《牡丹亭》为中心展开“戏曲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这一论题，既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示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生动状貌，更为具体地描述明清时期戏曲与女性情感教育的密切关联，也可以更为透辟地剖析戏曲女性教育的丰富含蕴，更为深入地思考戏曲女性教育的理论问题。关于这一特点，笔者相信，在本书各章节的展开中足以得到确切的证明。
其实，微观研究决不比宏观研究易于把握，反而比宏观研究难以驾驭。宏观研究可以超越具体的史料，展开想象的翅膀，遵循抽象思维的逻辑对论题加以自由演绎，以雄辩的逻辑力量慑服读者。而微观研究则不同，它必须牢牢地奠基于坚实可靠的文献资料之上，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以史料自身的魅力征服读者。因此，微观研究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更富于挑战性。在本书的具体写作中，笔者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汗牛充栋的书海中搜辑、爬梳第一手文献资料，广泛借助前人的学术成果考证、解读相关的研究材料。在这一过程中，笔者不但切身体会到学术研究的艰辛，也深刻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愉悦。
鉴于以上三方面的考虑，本书拟以汤显祖《牡丹亭》文本所呈现的情爱发生方式和情爱实现过程为中心，分别从至情思想、经典阅读、自然感发、感梦身亡、发情止礼五个方面，深入考察明清时期《牡丹亭》女性情感教育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功能。
第一章《〈牡丹亭〉的至情思想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概括汤显祖至情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其对明清女性的教育作用。《牡丹亭》至情思想所蕴含的哲学内涵，使明清女性在接受情感教育时不仅表现出感性的领悟，而且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并在具体的创作和批评中将这些感悟和思考或具体或理性地呈现出来。
第二章和第三章，集中论述《牡丹亭》所描述的情爱发生方式的文化内涵及其对明清女性可能产生的情感教育作用。在《牡丹亭》里，汤显祖描写了引发杜丽娘情爱发生的两种重要方式，即经典阅读和自然感发。这两种情爱发生方式，是汤显祖对明清女性情爱发生方式的文学概括和艺术提炼，而当《牡丹亭》成为新的文学经典和舞台经典以后，它们势必会对明清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和行为发生某种程度的情感教育作用。清楚地爬梳《牡丹亭》的情爱发生方式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之间存在的既是结果又是载体的互动关系，是这两章的主要任务。
第二章《杜丽娘的经典阅读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从《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经典阅读与情爱发生之间的关系切入，探讨明清女性的经典阅读与情感教育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私塾教育是明清女性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而经典阅读则是私塾教育的主要内容，杜丽娘阅读学习《诗经》的场景正是明清女性私塾教育情境的缩影。受诗书经典的启迪，杜丽娘内心引发了对情爱的渴望，经典阅读成为牵动杜丽娘情爱发生的主要媒介。《牡丹亭》在明清时期拥有一大批的女读者，杜丽娘的情爱发生方式影响了她们的接受心理，她们在阅读《牡丹亭》的过程中感同身受，在情爱的认识和追求上与杜丽娘达成一致，从而裸露出明清女性情感教育的显著痕迹。
第三章《杜丽娘的自然感发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从《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自然感发与情爱发生之间的关系切入，探讨明清女性的自然感发与情感教育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怀春、伤春之情是中国古代闺阁女性经常咏叹的主题，它启发了女性内在的情爱心理以及对自身生命的反思。明清女诗人既接受了怀春、伤春文学传统的熏陶和培养，又在文学创作中真实地践履着传统。在游园赏春时，蓬勃生机的自然春景催发了杜丽娘的情爱发生，在怀春和伤春中，杜丽娘获得了大自然赐予她的情爱感悟，在心境上经历了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转变。为之，明清女读者充分肯定了杜丽娘“因春感情”的行为，用批语阐发了自然感发与情爱发生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春色在启发女性恋爱情感方面起到了独特的教育作用，赞许和肯定杜丽娘受自然感发而追求婚嫁及时的情爱心理。
第四章和第五章，集中论析《牡丹亭》所描述的情爱实现方式的文化内涵及其对明清女性可能产生的情感教育作用。在《牡丹亭》里，汤显祖描写了导致杜丽娘情爱实现的两种方式，即感梦身亡和“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两种情爱实现方式，是汤显祖对明清女性情爱实现方式的文学概括和艺术提炼，并对明清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情爱追求产生了重要的情感教育作用。深入地考察《牡丹亭》情爱实现方式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及其深广的教育功能，是这两章的主要任务。
第四章《杜丽娘的感梦身亡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在描述杜丽娘的感梦身亡与情爱实现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着力探讨情梦、情死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的关系。两性之梦是启发杜丽娘主动追求情爱实现的教育载体，杜丽娘为之而寻梦、写真、情死，这明显地凸现出情梦对杜丽娘追求情爱实现所产生的强烈教育效果。杜丽娘情梦的情感教育内涵，表现为明清女性借情梦倾诉了内心对意中人的梦想，她们充分肯定杜丽娘以梦承载情爱理想的情爱实现方式，从形而上的意义上倡扬两性情爱之梦的真实性，并正面地审视和大胆地认可杜丽娘的情梦即是性梦。杜丽娘的情死不仅是对梦中人的思念和忠诚，更是对自己情感的肯定和迷恋，它对明清女性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情感教育功能。明清女性大多对杜丽娘的情死持赞许和肯定的态度，她们或用文字书写的方式，或用现实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杜丽娘情死对她们产生的巨大的情感教育作用。情梦和情死是杜丽娘实现理想情爱的一种独特方式，它们把原本对立、矛盾的现实与梦幻、生与死奇特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独特的哲学含蕴和教育意义。
第五章《杜丽娘的发情止礼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着重阐发杜丽娘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爱实现方式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一方面，《牡丹亭》运用暗场、魂会等多种艺术手段，生动地描写了杜丽娘与柳梦梅之间的两性之情，深刻地展现出杜丽娘独特的性意识和性观念，即追求男女性爱的自发性与合理性、审美性与合情性、伦理性与合法性。杜丽娘对于情欲的追求，在明清女性面前打开了一个审视性行为和性观念的窗口，由此调动和唤醒她们的性意识，促使她们在人性解放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一步。另一方面，《牡丹亭》反复强调与说明杜丽娘与柳梦梅的两性之情是今生注定的姻缘，杜丽娘之所以能够为情而死、为情而生，就是为了实现“从一而终”的爱情理想。这种“始若不正，卒归于正”的表现方式体现出明清戏曲独具的“情教”意义，即渲染与强调合乎传统礼教的女性性意识和性观念。明清女性普遍认同情爱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包容，认为遵守伦理道德的情爱才是理想的，才堪称为“至情”。经由这种情感教育，明清女性自觉、主动地追求实现情爱理想，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现实意义。
本书的结语部分，旨在论述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特色与意义。笔者认为，与女教读物、诗文作品、通俗小说、通俗故事等相比较，戏曲女性情感教育在文化内涵、审美功能、社会效果等方面表现出极为鲜明的特色。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社会意义表现在依次递进的三个方面，即激发女性的自觉意识、强化女性的自主意识和提升女性的主体意识，一句话，即有助于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从而促进妇女价值和潜能的实现。
四、《牡丹亭》女性情感教育的对象类型
在明清时期，《牡丹亭》女性情感教育主要有三种对象类型，即女读者、女观众和女伶，不同的对象类型接受情感教育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与特点。
（一）《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汤显祖构思多年的《牡丹亭》终于完稿。书刚面世，很快就引起广大读者的瞩目，据记载：“《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42]；“书初出时，文人学士案头无不置一册”[43]。阅读《牡丹亭》，观赏《牡丹亭》，成为一时风气，从明末一直延续到整个清代。明清时期《牡丹亭》刻本、选本以及改编本的大量出现和持续梓行，正是《牡丹亭》拥有无数读者的最好诠释[44]。
在这些读者中，当然也包括女读者，顾姒（清康熙间人）曾说过：《牡丹亭》“闺阁中多有解人”。[45]《牡丹亭》甚至成为明清女读者女工闲余阅读的主要书籍之一：“崔浩所云：闺人筐箧中物。盖闺人必有石榴新样，即无不用一书为夹袋者，剪样之馀，即无不愿看《牡丹亭》者。”[46]根据现有资料，可知姓名的《牡丹亭》女读者，在明代末年有俞二娘、冯小青（1595—1612）、叶小鸾（1616—1632）、黄淑素、金凤钿、汤传楹夫人等，在清代有陈同（？—1665）、谈则（？—1675）、钱宜（1671—？）、林以宁（1655—1692）、冯娴、李淑、顾姒、洪之则、浦映渌（约1690年前后在世）、程琼（？—约1723）、吴兰徵（？—约1806）、王筠（1749—1819）、张襄（？—约1840）、吴藻（约1799—约1862）、吴规臣、林陈氏、程黛香、姜映清（1884？—？）等[47]。
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汤显祖为俞二娘事赋诗二首算起[48]，到晚清女弹词家姜映清为止，《牡丹亭》女读者的队伍从明末到清末一直延续了近300年。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总结出明清时期《牡丹亭》女读者的三个构成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