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在诸君面前的，是笔者1995年的一本读书札记。它留下了笔者对于尼采人生哲学的别样解读，融入了笔者的体会和心得、感观和感悟。这些解读和体会、心得、感观、感悟，无论对和错，是和非，都一一记录在案，好歹是笔者阅读经历上的一路足迹。
对于尼采和他的哲学来说，2000年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年是中国具有吉祥意义的农历龙年，正逢尼采谢世一百周年，恰好又是他生前期待他的学说可望时来运转的起始之年。为此，此稿当年曾发到ChinaRen（中国人）网上，算是对这位哲人的纪念。
一百多年前，尼采这个自认怪人的哲学家和他的哲学，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连出版都很困难，以至他的主要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4卷自费印刷了40册才得以问世。尼采把希望寄托于他百年之后，寄托于新千年新世纪。他指望“到2000年的时候，人们准能读我这本书”。这话虽然具体所指是后来的《善恶的彼岸》一书，但是，它也恰好表露了尼采在自己的超人学说陷于厄境中的复杂心情，其中带有几分苦涩和无奈，包含着出自他孤傲品格的执着和自信。“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他如是说。
一百多年来，尼采的学说历尽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上演了一出悲剧。尤其可悲的是，期间竟又鬼使神差地被插演了热热闹闹的一幕丑剧，以致招来无尽的责难和辱骂。这却是尼采做梦都不曾料想到的，他的在天之灵恐怕也要为此而日夜难安了。
尼采被许多人视为**的鼻祖宗师，蒙尘含垢几十年。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状况才开始好转，才有人为他说公道话。但是时至今日，关于尼采及其学说，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不一。这从一些大型工具书关于尼采的不同评介中，就可见一斑。我们以为，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尼采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对神权、王权和其他威权的挑战，那总归是不可辱没的。而且对于处在当今中国的我们，也仍然是有启迪的。
尼采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正是欧洲以及全世界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急剧变化，各种斗争日益激烈，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经历大变动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历史性的社会大变革在哲学上折射出来，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黑格尔哲学学派的解体和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人本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思潮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尼采的哲学可以看作是当时人本主义哲学的突出代表。
尼采一反前此哲学主要是适应和解释现存社会秩序的态度，转而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实，力图找出一条消除社会弊端以改进人类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途径。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离开了传统的理论哲学，转而研究人生哲学，探求人生真谛。
尼采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学识基础出发，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上。在研究了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思想文化并加以比较之后，尼采痛切地感到，现实社会的一切病态和丑恶都根源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各教派的总称）。他警示人们说，是基督教以及流淌着基督教神学家血液的哲人和文人迷蒙了世人的心灵，泯灭了世人的“权力意志”，致使世人变成了愚昧地屈从于上帝和一切偶像的威势权力的懦夫、可怜虫。尽管尼采对于在精神上统治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基督教缺乏足够科学的和历史的分析，但是他对于19世纪基督教的精神统治及其统治下欧洲的社会病态所作的剖析，却是颇有见地的。
尼采承继了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又借用所谓“力本学”改造了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他提出了“权力意志”是一切生命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因的命题。
尼采认为，一切生命之本是“力”。不过，他这个“力”的概念和当时的物理学家或哲学家所用的“力”的概念都有所不同。依照他自己的话说，他给这个“力”的概念灌注了丰富的内涵，即生命的意志。
尼采反对基督教把上帝当作一切生命生存发展的原始动因的说教，也不赞成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第一推动力）说，到生命之外去寻找外在动因。的确，“不动的推动者”最终也还是落入了冥冥之中神明主宰一切的窠臼，连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成了经院哲学的支柱和媒介。尼采强调，生命的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因就在生命自身，也只在生命自身，那就是每个生命各自的与生俱有的“权力意志”。
在尼采看来，一切生命原本都有自我支配、自我发展的意志，即自我主宰的权力意志。他说，这是“运用、行使生命的创造性的本能”。这就是说，自主地创造是生命固有的权力，是生命的本能。就是它，激发着、推动着、催促着、诱导着生命不断生长，发展，壮大，强盛，向更高类型的生命“超升”。
尼采说，作为高级生命的人类也是要“超升”的，或者说也要超越自我的。他说：“‘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他认为，人类向着“超人”（Overman）自我提升，如同猿人发展到今人——现代人类——一样，今人也将发展到超人。所以他说，今人是一座索桥，一个过程，即架在猿人和超人之间的索桥，从猿人步向超人的过程。
这是一个唤起自主权力本能、彻底根除奴化品性的漫长的过程，一个需要历经许多世代和无数磨难的漫长的过程。为此，尼采向“旧社会的权力产物”宣战。
在尼采眼里，大多数今人已经不成其为人了。他们丧失了权力意志。他们在沉沦，在衰朽。究其原因，如上所说，归根到底在基督教，在基督教文化。他说，基督教文化把人变成了绵羊，变成了像鸡鸭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顺民、庸众；基督教文化把人变成了依赖怜悯而生存的“红脸兽”，变成了依靠上帝的恩赐而苟且偷生的乞儿、懦夫、懒汉；基督教文化使“国家”成为上帝发号施令指挥一切的号手和指挥棒，成为一手举着利剑、一手托着利欲的冷酷的恶魔。
为了改变这种厄运，尼采决心教化世人，引导世人追寻人生真理，“改进”自我。他高歌人的生命，张扬人的价值。他要唤起世人的权力意志，焕发世人的自主意识、图强意识和抗争精神，确认并争回自我主宰的权力，自我超升的创造力，凭借这种创造性本能去实现现今人类生命的超升，去催促未来超人的降生。
为了改变这种厄运，尼采立志发起一场大战，一场文化大战。他要向基督教文化，中心是向他所认为的基督教的要害，它的道德观念——怜悯以及由此生化而来的施舍、恕罪，猛烈开火。尼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道德实质上是奴化道德，奴役道德，就是把人化为奴隶的道德，役使奴隶的道德。从被奴化被奴役的可怜虫方面来说，这也就叫做奴性道德，奴隶道德。
尼采昭示世人，基督教道德将生命引向沉沦、衰朽，因为它让人们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外来的怜悯、施舍、恕罪之上。“主啊，拯救您的负罪的奴仆吧！”信徒们时时都在这样乞求着。上帝，还有耶稣基督，被塑造成创世主和救世主，人间的一切苦难都要靠他们的怜悯、施舍、恕罪来拯救；也只有他们的怜悯、施舍、恕罪才能够拯救生来就罪孽深重的生灵，才能够使这些生灵超脱苦难而走向“永生”。尼采锐利地指出，这种说教是安眠药，是麻醉剂。
尼采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仔细想想，倘若依了这类说教，人们便无须自主、自为、自强、自救，便无须勤劳、进取、奋斗、拼搏；倘若依了这类说教，人们便只有祈望、乞求、等待、依靠神明的恩典，终生臣服在神明、教会或其他偶像的威势权力之下，做他们的顺从的奴隶。
即使在今天，尼采的这一批判也具有借鉴的意义。那些习惯于依靠神仙皇帝的善良的人们，如果读一读尼采，也许就不会拜倒在那些现代救世主、人间上帝、顶着科学王冠的神明的祭坛下，任其摆布的。还是《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正是由于这种缘故，尼采将奴化道德、奴性道德恨之入骨。他猛烈地鞭挞了这种毁灭人类的鸦片道德，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在这种道德毒害下产生的种种社会病态和人间丑行。
尼采致力于传布另一种道德，即自主道德，主人道德。在字面上，“主人道德”也可以称为“贵族道德”。因为，尼采笔下的“贵族”就是新的高贵族，就是“精英”。他认为，只有这些高贵族精英族才是不屈于神权、王权和其他威势权力的超脱了奴隶状态的人，才是掌握了自主权力的能够主宰自我的人，他们才堪称“主人”。
主人道德，自主道德，这是一种充满自强之力、阳刚之气的道德，充满探索进取之战斗激情的道德。尼采要用这种道德来教化世人，以铲除那自卑自贱的可怜虫，扫尽那懦弱慵懒的乞食者，荡涤一切察言观色的“小眼睛”和唯命是听的“大耳朵”。他企望以这一道德建树的宏伟业绩，为人类的超升，为未来世界的主人——超人的诞生，清除障碍，奠定基石。
在尼采的哲学里，这种观念的变革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的变革，也是一种价值转换，即善和恶的相互转换。那就是把错了位的善和恶再转换过来，把被颠倒了的善和恶再颠倒过来。
尼采对自己的教化艺术满怀着信心。他形象而又风趣地表示，他有能耐将任何一架钢琴，哪怕是一架蹩脚的钢琴，弹奏出悦耳动听的乐章。
诚然，尼采也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前程是险恶的。“我愿用好的格言为自己铺设通向地狱之路”。这正是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精神在尼采身上的显露。他慨叹自己生不逢时：“我来到这个世界太早了”。没有人懂得尼采，没有人接受尼采。其实，任何一种启迪心智的思想，当它意在为民众启蒙的时候，其命运大体都是如此的，只不过尼采的学说更难以被人们理解而已。
尼采寄成功的希望于未来。他相信未来，因为他确信“上帝已经死了”。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参照这一说法，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解析尼采的潜台词：上帝已死——精英当立。他这是在说，救世主不存在了，支撑救世哲学大厦的顶梁柱坍塌了倾倒了，怜悯道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部思想文化已经腐朽，推行高贵族精英族的新道德新思想的时机必然成熟。
这个高贵族精英族大概是哲人们吧，因为按柏拉图的说法，哲人是最高层次的人。在尼采心目中，他本人也许就是这高贵族精英族当之无愧的先驱。
尼采把人分成为三等：第一等是统领者，他们是高贵族，是思想家，精英；第二等是管理者，政府官员，他们是治理社会公务的工作人员，是统领者的帮手；第三等是被统领被治理者，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黎民百姓芸芸众生了。尼采认为，应当遵循精英的新道德新思想来统领治理天下，实行“贵族政体”。
尼采把政体也分成为三种：一种是贵族政体，即上述由高贵者或曰精英统领的政体，这是他极力推崇的；又一种是君主政体，这是他不赞成的，因为君主也是偶像，且君权也是神权的体现，即所谓“君权神授”，它和人权是对立的；再一种是民主政体，这是他所反对的。
尼采为什么反对民主政体？因为他把民主主义也看作是个人权力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物，认为服从多数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是丧失自主权力；再说，黎民百姓已经被奴化，由多数来统治势必扼杀精英，阻碍人类向超人的提升。尼采贬斥和否定社会主义的主张，说不定也是由此而引发的，虽然他有时候也曾经无可奈何地哀叹这世道或许真的得用社会主义来“恶治”。
总观尼采的思想，我们以为可以这样讲，即：他主张打破神权（包括体现神权的王权和其他威权）的偶像崇拜，摆脱奴性枷锁，争回自主权力，超越自我，迈向超人。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将尼采哲学称为自主哲学，超我哲学，超人哲学。
纵观尼采的学说，都是围绕着自我做文章。尼采立足于个体，也局限于个体。他孤立地看待个体的生存发展，孤立地倡导个性解放，孤立地张扬个人的自主权力，把个体和群体、个人和团队绝对对立起来。梁启超曾援引本杰明·颉德对其学说所作的剖析说，“尼志埃之个人主义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个人主义，精英论，这就是构筑尼采人生哲学的基石。
尼采哲学百多年来的遭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悲剧。尼采一生傲视同群，处在悲凉的孤独之中。他的超人学说也别具一格，长期难以被人们理解，甚至被视为怪诞邪说、洪水猛兽，因而遭受无情打击。对于愚弄群众屠戮百姓的希特勒，他的学说倒成了可以利用的上好精神武器，为此他不可避免地被当作**的宗师而遭到人们的唾骂。
导致尼采哲学难以为常人所理解而又易于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的原因，除了它具体内容上的诸多谬误、弱点和局限之外，也要算上它所独具的特色的那一份。这种特色虽然给他的哲学增添了不少光彩，但是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尼采哲学的这一亦利亦弊的特色主要就在于，尼采以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的激情灌注于他的哲学，尤其是他的主要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在内容上便给他的哲学涂上了非理性主义的浓墨重彩，在形式上又给他的哲学戴上了充满诗意的斑斓花环。尼采曾经赞叹“犹太人”善于用“更精细的分析和严格的推理，并且用更明晰更易懂的方式写出来”，可是他自己最得意的这部代表作，竟然从头到尾都不是用精确的简明的科学语言写就的，而是以绚丽的韵文编织装饰起来的，用抑扬的咏调吟唱协奏出来的。因此有时候它就难免以词害意，陷尼采的著作于理论模糊、文字晦涩的境地，以至铸成诸多容易被人误解和被人恶意曲解的缺陷。
说到模糊、晦涩，这在中译本里问题就更加突出，有些词语几近含糊、拙涩。这固然因为原文文体所致翻译相当困难，生奥句词在所难免，也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常用的中文本《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译文，出自七十多年之前，这对习惯于现今规范化汉语的读者来说，其模糊晦涩的程度自然是与日俱增。
为了求得这种状况有所改善，我们怀着这样的愿望来解读尼采的书：用明晰易懂而又尽可能生动活泼的语言，把自己所理解所体察的尼采的超人哲学系统地记录下来，并且循着自己的心得体会谈天说地讲古论今地加以品评和敷衍，力求做到集学术性、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于一体，以强化其可读性。这只是一种尝试，成败在所不计。
所觉遗憾的是，笔者竟也在不知不觉中受了尼采的澎湃激情的感染，并且被他的多姿文采所折服，以至把这本叙述和评说尼采及其哲学思想的札记，也妆点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尼采作古已经一个多世纪了。我们现在来话说这位古人，平心而论，尽管他有诸多的谬误、缺点、局限，可他毕竟是为世人摆脱愚昧和奴性，摆脱神权桎梏和偶像崇拜，为确认人类生命的价值和自主权力，而耗尽了自己毕生的心血，给后世留下了一份颇具特色的文化遗产。
尤觉可贵的是，这份遗产给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和文学艺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曾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给反对旧礼教旧传统和改造国民性以强劲的助力。直到今天，它仍在激励着人们去焕发生命的璀璨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