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是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进步的新文化。它既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又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换句话说，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极为重要的任务。全面审视、认真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是建设和繁荣先进文化的必由之路。
一、先进文化的血脉渊源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连续体。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能建立在虚无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经过批判的传统上，在母体文化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是如此。中国先进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渊源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辈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要创造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就必须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认识其所具有的特质和优势，是我们继承这份宝贵精神遗产的前提。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五四运动以前的几千年，中国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结构、政治体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传承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现代社会的中国古代文化。从广义的范围讲，是指历史上形成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从狭义的范围讲，是指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规范、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我们所探讨的是狭义的观念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经历了五千余年漫长征程，其发展演变主要由以下几个时期构成：
1.远古时代：中国文化的萌生期
历史学家习惯地把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称为远古（或上古）时期。中国古代文化正是起源于这一极为遥远的时期。人类学家发现，距今约1500万年到1000万年之前的拉玛古猿，是人类的先祖之一。在我国云南的开远县和禄丰县，均发现了古猿的化石。1965年，在距开远、禄丰不过百里的元谋县发现了元谋人化石。这两大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有了人，就有了历史和文化。从元谋人、蓝田人（陕西蓝田）、北京人（北京周口店）、和县人（安徽和县）到丁村人（山西襄汾县）、马坝人（广东曲江）再到河套人（内蒙古河套）、柳江人（广西柳江）、资阳人（四川资阳）、北京山顶洞人，在这样一个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文化逐渐萌生。
我国远古时期的文化呈繁花初绽的景象，原始艺术与原始宗教是其主要的存在形态。这一时期的艺术品，主要有陶塑、陶绘、木雕、骨雕、石雕、玉雕、漆器等。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制陶工艺已很精湛，彩陶的造型和纹饰体现了原始人丰富的审美追求。陶绘的图案多样而精美，有鱼形纹、鸟兽纹、花果纹、席纹、编织纹、三角形、方形、菱形等，千姿百态。木、骨、石、玉、牙雕等工艺也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如早在7000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就出土有刻着花纹的象牙杯和象牙长尾鸟，其中鸟的形象生动逼真，雕工很精细。此外，具有强烈模仿人类生产生活特征的舞蹈也出现了。在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的伴奏中，人们手舞足蹈表达各种情感。
原始宗教是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主要表现为灵魂崇拜、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原始人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人死灵魂犹在。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盛有幼童或婴儿的瓮棺的盖子上留有一个小孔，是供其灵魂出入的通道。山顶洞人在埋葬死者时，在其身上和周围撒上许多象征血液的赤铁矿粉，意在呼唤生命。这些习俗说明古代先民已经有了“灵魂”观念，出现了灵魂崇拜。史前人类由于思维能力低下，对千变万化的大自然缺乏科学的认识，于是对自然物及自然现象产生出种种幻化观念，形成对自然的崇拜。自然崇拜的具体物象，主要有太阳、大地、山、水、风、雨、雷、电等。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人们常常发现太阳图形的纹饰。与此同时，出于对自身繁衍的极大关注，又产生了炽热的生殖崇拜。从辽宁牛河梁和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丰乳肥臀的陶塑女神像，在广阔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男性生殖崇拜物——石祖、陶祖，发现于新疆呼图壁县境内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都展示了先人对生命祭祀的庄严感情。图腾崇拜是较高级的宗教形式。中华先民认为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植物有特殊关系，作为氏族的标志加以崇拜，这便是“图腾”。图腾的对象有鱼、鸟、蛙、龟、蛇、熊、虎、马等自然物，以及经过抽象概括了的龙、凤等幻想物。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己有数千年的历史。龙是各种图腾的综合性形象，反映了远古氏族走向融合和中华文化多元共生的特征。
2.夏商周：中国文化的雏型期
中国文化在走过了远古的萌生时期之后，至夏、商、周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生期。文字的出现使中华民族跨入文明时代。夏、商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认知水平的局限，人们对许多自然的和社会的现象无法理解，便认为这些现象背后有无所不能的神在起作用，致使这一时期的文化以神为本，用《礼记·表记》中的话来说就是“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那时的人们事无巨细总要卜而又卜，以求吉利平安。这种以“天帝”、“上帝”为最高存在的神学观念广泛地见诸于甲骨文、典籍以及青铜艺术品之中。例如，卜辞中有“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今二月帝不令雨”等。殷人认为是天帝掌握着降雨权，二月不下雨是天帝的命令。这种天神至上的观念贯穿在殷人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周人灭殷后，把殷人所奉行的宗教精神继承过来并加以改造，引进了“德”范畴，以解释王朝兴替、人事盛衰等社会现象。周统治者思考殷人敬天不谓不诚，天为什么要殷灭周兴呢？结论是“天命靡常”乃是由于“民心无常”。那么，促使上天转命的原因是什么呢？周人以殷为鉴，看到只有宜民宜人，施行“德政”，才能得到“民心”，长治久安。因此，他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德”字及其思想为周人所独创，“德”的含义，郭沫若解释为两个方面：在主观方面是指心正，包括对人不苛责、不侮慢；在客观方面是指不懈地努力治事。[2]“保民”即为了保护其统治而讲究统治策略，以使人民拥护而不反对其统治。具体来说，就是要“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痛苦）”，[3]“敬德保民”的思想和措施，说明周人不再像殷人那样听命于天，而是逐渐把对“天”的信仰转化为对“德”的追求。尤其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在摄政7年中制礼作乐，倡导道德理性精神，制定周礼并广泛实施，不仅使周人强大，而且为后来儒家主张“德”治提供了依据。
在殷周之际，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原始的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于西周初年的《易经》，虽是一部卜筮之书，但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和深刻的辩证思维，它所揭示的宇宙和人生道理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易传》依据“物极则反”的法则，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观，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自强之说，虽然是朴素的，却是非常深刻的，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类的最高智慧。
公元前722年，周平王被迫东迁。这不仅标志着周天子权威的失落，而且意味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和大变革，这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思想素材，也使他们“救世之弊”的社会责任感倍增，促使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按照西汉学者刘歆的说法，气象恢宏的先秦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10家。这10家中以儒、墨、道、法对后世影响最大。各家既相互批判，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通过对周礼的研究和整理，把带有天道神学色彩的礼转换成伦理道德之礼，而这个礼的核心就是仁，以仁释礼，仁礼结合，形成仁—礼—中庸的思想体系。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从政治作用看，仁是礼的精神支柱，仁礼一体；从主体修养来看，恭、宽、信、敏、惠是实现仁的具体要求；从血缘关系来看，孝悌是为仁之本；从人我关系来看，忠恕是为仁之道。孔子以后，孟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仁学思想，他提出仁、义、礼、智的四端说，并将儒家学说发展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修身理论，使儒学成为先秦诸子百家中最大的一家，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
如果说自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是儒家学说广为流传的话，那么，到战国中期就是“儒墨显学”并行天下。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出身贫贱，生活俭朴，所谓“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态度截然不同。墨家的基本主张是兼爱、非攻、尚贤和节用。墨家认为攻人之国最为不义，并以兼爱互利之说反对攻人之国、攻人之身，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墨家不赞同儒家的亲亲主张，提倡尚贤，即选拔贤人来治国，主张“不别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4]。墨家还主张节用，即反对生存基本需要之外的消费，凡饮食、衣服、丧葬、其他日用物品等的消费，都要“去无用之费”[5]。这些思想反映出小生产者和中下层劳动者特有的文化性格。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认为世界万物都源于“道”，万物运动的规律也是“道”，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而自然是无为的，因此，“道”的本质是“无”。人世间的思想原则是“无为”，人性要“清心寡欲”，如水一样能滋润万物而不与相争。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这一无为思想，他只求精神完美，要超脱一切是非、物我，并在自己的人生活动中处处遵循这种无为逍遥的生存方式，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7]的境界。道家思想包含着较多朴素辩证法思想，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8]；“曲则全，枉则正”[9]；“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0]；“合抱之木，作于毫末”[11]等，都反映了事物矛盾的依存性、相互转化性，辩证地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与道家相反，法家重人道而不重天道。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人物，一切都着眼于现实的功利。韩非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思想，并由此制定出治国方略，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的。尽管法家在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问题上与儒家尖锐对立，但在重人道轻天道，倾心于社会人生问题方面，两家却有相通之处。重人道成了儒法两家共同的追求和理论特点之一。
由上可见，儒墨道法四家在其学说的表征上虽各不相同，儒法人道显赫，道墨天道昭著，但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却是共同关注的课题。各家学派在学术争鸣中相互批判、吸收、渗透，提炼自家学说，吸纳别家学说之长，并发展了相互联结的方面，这样，在各家学说渗透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
3.秦汉魏六朝：中国文化的定型期
中国思想文化的统一及其相应制度的建立，是在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经过多年兼并战争，秦王嬴政终于完成统一大业，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统一帝国。秦统一中国后，在许多方面进行改革，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车轨、历法，并实行“书同文，行同伦”[12]。书同文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从思想交流工具、文化载体——文字使用一体化方面促使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凝聚，促进各民族间更加深广的文化交流与沟通。行同伦，是从心理状态和伦理规范方面，促成统一的民族文化形成。
秦亡汉兴之后，汉初奉行黄老思想，无为而治，这一政治方针虽然繁荣了经济，培养了国力，但不适合于统一大帝国的治理。董仲舒从“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出发，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专立儒学《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余家皆废，使儒学成为官学，从文化政策上确立了儒学之独尊的地位，也为后来以儒为主的文化模式提供了蓝本。儒家思想在政治、思想、文化、学术诸领域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清代，前后长达两千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