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寅恪先生说：“虽已登进士第之李益以不得意之故，犹去京洛而北走范阳，则董召南之游河北盖是当日社会之常情而非变态。”[18]唐代知识分子得中进士却不能马上跻入仕途，他们往往以夤缘幕府作为进身之阶，大批文人进入幕府，生活于军旅之中，造成了唐代边塞诗的空前繁荣。唐代边塞诗，特别是盛唐边塞诗，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对爱国精神的讴歌，对征人思妇的同情，对边将昏庸的谴责，对朝廷政策的批评，对边塞风光的描写都可成为边塞诗吟咏的主题。这些主题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受到人们的喜爱，甚至歌伎都以演唱边塞诗歌较胜争强，所谓“旗亭画壁”[19]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随着唐王朝国势的逐渐衰弱，边塞诗发展至中唐已不像初、盛唐那样慷慨激昂、气象雄浑了，然而它所独具的清醒深沉的写实特色仍能获得人们的青睐。顾况、戴叔伦、戎昱、卢纶等诗人都是中唐时期擅长边塞诗的作者，在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上，他们似比李益稍逊一筹。李益的边塞诗占其诗歌总量的三分之一，共有五六十首，为数虽不算太多，内容却极为丰富，这使他的边塞诗篇在中唐占有突出的地位。
李益的边塞诗中有许多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爱国主义属于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要求，讨论爱国主义，就是要把问题局限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们今天分析古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要从祖国是个历史的概念出发，而非以今范古，胶柱鼓瑟。李益边塞诗中的爱国精神是同他建功立业的思想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正如一曲气势磅礴的边塞交响乐，时而在慷慨激昂的高音区奔腾跳荡，时而又在深沉悲凉的低音区回旋宛转。如其《塞下曲》：
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支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这是一首情调高昂的战歌，奏出了边塞交响乐的最高音。全诗以气壮山河的无畏胸怀歌颂了战功卓著的历史人物，末二句与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诗中“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20]的理想是一致的。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以后，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又乘虚而入，攻陷长安，代宗仓皇东奔。历时半月的长安大乱给人民的心理投下层层阴影，陇右十馀州也从此战乱频仍。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记述，贞元三年（787）九月“吐蕃大掠汧阳、关山、华亭，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21]景况异常惨烈！“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赴邠宁留别》），诗人在国家多事之秋毅然从军，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尽管唐王朝国力不足，诗人收复故土的雄心犹在，在《送常曾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一诗中吟道：
今日闻君使，雄心逐鼓鼙。行当收汉垒，直可取蒲泥。
他热情鼓励朋友立功塞外，杀敌报国：“君逐嫖姚将，麒麟有战功。”（《送柳判官赴振武》）又说：“为报如今都护雄，匈奴旦暮下云中。请书塞北阴山石，愿比燕然车骑功。”（《塞下曲四首》其一）诗人这样歌颂边塞将士们的乐观献身的精神：“昔时征战回应乐，今日从军乐未回。”（《暮过回乐峰》）这些诗句语调铿锵，意气风发，与“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22]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23]的气概一脉相承，显示了初、盛、中唐边塞诗讴歌爱国精神的传统性和继承性。
然而从军的失意也往往销磨着诗人报国的壮志，“汉将不封侯，苏卿劳远使”（《来从窦车骑行》）的牢骚，“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边思》）的自嘲，也时而出现在李益的边塞诗中。“去矣勿复言，所酬知音遇”（《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同希图个人显身扬名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回旋在边塞交响乐的低音区，潜伏着悲观感伤、知音难遇的情调。这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文人的内心苦闷。
李益边塞诗的另一主题，是对广大人民苦难的同情：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
胡儿起作和蕃歌，齐唱呜呜尽垂手。心知旧国西州远，西向胡天望乡久。回头忽作异方声，一声回尽征人首。（《六州胡儿歌》）
这两首诗感情真挚，意境含蓄。前一首反映了汉族士兵久戍边庭，怀念故乡的惆怅情感；后一首描绘了六州少数民族人民离乡远徙，追怀故土的缱绻心理。二诗表现手法同“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从军北征》）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抓取住人们思乡时的某种凝神状态，形象鲜明地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感情。相同的表现手法来源于相同的感情，相同感情又基于表现对象的共同遭遇，战争给各族人民所造成的苦难，在诗人的笔下升华为对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憧憬。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各族人民的苦难，诗人含蓄委宛地告诫还军的使节：“平生报国愤，日夜角弓鸣。勉君万里行，莫使虏臣惊。”（《送辽阳使还军》）这些诗句已流露出对那些轻启边衅、急功好战的边帅们的不满，表现了诗人清醒的头脑。他在描写广大士兵怀乡恋土的同时，还进一步揭示了产生这种厌战心理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中唐时期，不但吐蕃对唐王朝虎视鹰瞵，朝廷内部也纷乱不堪。各藩镇拥兵自重，尾大不掉，日益嚣张。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朱泚之乱逼得德宗仓皇出逃，西奔奉天。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引《通典》所云“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间”，[24]正是对这种大混乱局面发出的浩叹。这种混乱的局势增长了广大士兵的厌战思乡情绪，在边塞诗中，诗人始终将士兵的呼吸同时代的脉搏联系在一起：“今日边庭战，缘赏不缘名。”（《夜发军中》）“来远赏不行，锋交勋乃茂。未知朔方道，何年罢兵赋。”（《五城道中》）
别林斯基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25]李益基于对广大征战士兵的理解与同情，曾有“表请回军掩战骨，莫教士卒哭龙荒”（《回军行》）的呼吁，体现了他作为士兵的“代表”与“喉舌”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