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静文女士著《徐悲鸿的一生》[1]一书里，认为是她的丈夫徐悲鸿首先提议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来很多报刊以及广播电视里都采用了这个说法，长期以来广为流传，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但是根据我去中央档案棺查阅的1949年首届政协开会的原始历史资料与会议发言记录，以及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核实，证明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一 第六小组的审议
为筹划建立新中国而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1949年6月15日在北平（今北京）开幕后，即分成六个专门小组开展工作。其中第六小组负责研究和制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的方案。组长为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不久因他担任新解放的广州市市长，增加沈雁冰主持此组的日常工作），加上组员田汉、郭沫若、马寅初、郑振铎、张奚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共16人。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彭光涵担任小组秘书兼任会议记录。
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首次会议，决定：（1）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公开发布启事，向全国人民征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2）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与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推选郭沫若（召集人）、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另外聘请数名专家为该委员会委员。该《征集条例启事》经周恩来和新政协筹委会常委会批准后，7月15日起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民报》等报刊连续刊登了8天，各地以及香港、海外华侨的报纸都纷纷予以转载。
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为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专家顾问，聘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为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专家顾问。到征稿的截止日期8月20日为止，该小组共收到解放区、待解放区、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等各界人士应征的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94件。
8月24日第六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1）从应征的国歌歌词中复选出13件排印200份，以备提供参考。（2）因复选出的歌词似尚未臻完善，仍由文艺家继续拟制。（3）复选提出之歌词，经常委会通过后即制定曲谱，并登报公布，征求群众团体试唱后，再做最后决定。
第六小组9月14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只是讨论国旗与国徽的问题，没有谈论有关国歌的事宜。其间还召开了数次专题座谈会。
筹备会议期间第六小组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国歌的应征稿件虽然很多，可是都不理想，而短时间内要创作出满意的国歌词、谱是很困难的。因此大家都倾向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上海电通影片公司1935年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为国歌。但是有人认为其歌词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已经不适合当前新中国的形势，应该修改一下。为此曾推选郭沫若等人起草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修改稿（共三段歌词），排印了200份发给小组成员和政协筹委会的常务委员，请常委会审定。
新政协筹备会议结束前，9月17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决议将第六小组负责的国旗、国徽、国歌等的审定工作，移交给即将正式开幕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领导处理。
二 政协会议的决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后，次日的全体会议决议成立由各党派、民主人士、解放军、工农商学妇、科教文化、民族、华侨、宗教等各界人士共55人（其中原第六小组成员有马叙伦、欧阳予倩、廖承志、钱三强、沈雁冰、田汉、徐悲鸿、郑振铎、翦伯赞、陈嘉庚、梁思成共11人），组成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召集人仍为马叙伦，秘书是徐寿轩、彭光涵，继续办理国歌等有关事宜。
新政协的600余位委员，9月23日曾分成11个小组共同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各个小组讨论得都非常认真、热烈，特别是关于国旗的图案。对于国歌主要仍然是前面提到的那两种意见。
开国大典举行在即，可是国旗、国徽、国歌等重要事宜还久议不决。9月25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宴请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界人士。当晚8时就在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召开了一次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的座谈会。（毛泽东、周恩来审定工作人员拟定出席者名单时，特意删去了某些共产党员，增加了一些党外与文化界人士。）当晚出席会议的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李立三、洪深、柯仲平、艾青、马寅初、梁思成、徐悲鸿、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共19人。由彭光涵担任会议记录。
讨论到国歌时，首先由召集人马叙伦介绍以前议论的情况——新政府就要成立，合用的国歌目前一下子还制定不出来，大家认为可以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也有人提出歌词要修改一下。李立三接着发言说：“这歌的曲子是很好，但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张奚若、梁思成都说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它的完整性，主张词曲都不修改。徐悲鸿说：“该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郭沫若说：“我赞成暂用它当国歌，因为它不但中国人会唱，而且外国人也会唱。但是歌词修改一下好些。”黄炎培说：“我觉得词不改好些。”田汉说：“该曲是好的。我写的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发言的顺序与内容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当日座谈会的记录）
周恩来这时说：“要嘛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毛泽东接着说：“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2]
听完毛主席讲的话，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赞同。会议结束前周恩来提议与会者一同起立，由他指挥大家合唱未来的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热烈激昂的歌声中座谈会圆满结束。（此次座谈会讨论国旗的情况本文从略，国徽因为还没有收到适当的设计图案，座谈会决定暂缓议决，本次政协会议结束后还可以继续征集。）
9月26日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决议”草案提交给第一届政协主席团审定。9月27日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通过了以下六项决议：（一）……（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六）……[3]
三 徐悲鸿与《国歌》
廖静文在《徐悲鸿的一生》一书中说：“……在毛主席召集的讨论会上，悲鸿提出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刻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他认为这支歌曲很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节奏鲜明。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说……接着大家都纷纷发言表示赞成，最后毛主席综合大家的意见，表示同意。”
《光明日报》1997年6月24日发表的《廖静文女士讲述〈国歌〉由来》一文，更“生动形象地”把此事引申发挥成：“……讨论国歌问题时，会场一片沉静，各位代表思索再三。这时，著名爱国人士、享誉海内外的画家徐悲鸿站起来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说，《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作为代国歌是很合适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也先后发言表示同意。”
《由来》一文里比《徐悲鸿的一生》相关部分新增加的内容还有：“毛主席说：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马叙伦说：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完全赞同主席意见，但有个别要求改某些歌词。周恩来同志接着说……毛主席说……”
199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廖静文女士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中，还说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召集的那次座谈会只是讨论国歌的事情，国旗和国徽此前都已确定了。（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由此也可见廖文与历史事实有多大的差距。）
事实上以五星红旗作为国旗，也是在25日的座谈会上才确定的。而国徽由于一直没有理想的图案，25日的会议上只是决定本次政协会议结束后继续进行征集。27日首届政协会议通过的决议里，也只有国旗、国歌、国都和纪年，而没有国徽。国徽是1950年6月才由第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讨论、审议通过。1950年10月1日第二次庆祝国庆节时，国徽才首次悬挂在了天安门的城楼上。
根据上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的历史事实，徐悲鸿并不是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最先倡议者。（第六小组8月5日决定聘请徐悲鸿等人为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专家顾问。根据会议记录，9月14日徐悲鸿才首次出席了第六小组的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却没有讨论有关国歌的事宜。而第六小组及其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七、八月份开会时已经多次议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问题。）
即使是在9月25日毛泽东召开的座谈会上，徐悲鸿也不是首先发言者与倡议者——根据会议记录是由原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首先汇报该组几个月来议论的情况时，已经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了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的办法。
另外根据会议记录刘良模那天并未出席这次座谈会，《由来》一文里廖静文女士却说刘良模在座谈会上“发言表示同意”，不知这句话是从何而来？徐悲鸿的发言在那天的座谈会的记录里只有一句话：“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这不仅难以说徐悲鸿是国歌的首先倡议者，而且看来他对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还有些保留。还有周恩来、毛泽东一般都是先充分听取了与会者的见解以后，最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好像更合乎他们的工作习惯与思想作风，不会在座谈会一开始就那么早地发言表态拍板。
四 周恩来首先倡议
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最早倡议者，其实是周恩来。我1994年采访原第六小组的秘书彭光涵时，他介绍说——早在7月上旬他把要登报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歌词谱的《征集条例启事》，拿去请兼任大会秘书长的周恩来审批时，周恩来就说“我个人的意见最好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不过你们大家可以讨论，再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政协档案里周恩来签批此《启事》的日期手迹是7月9日。）彭光涵所写的《关于第一届政协讨论和确定〈国歌〉的经过》一文[4]里，也重申“当时是周恩来同志最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后来各地寄来的国歌应征稿里，果然有很多人提出同样的意见。第六小组很快也一致赞同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分歧意见仅在于是否要修改某些歌词。这些都是发生在9月25日座谈会之前的事情。
有人认为是马叙伦首先提议把《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事实是马叙伦作为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的组长（首届政协1949年9月21日正式开幕后，马叙伦继任为“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的召集人），9月25日毛泽东召集的座谈会上讨论到国歌的问题时，他综合小组成员的意见，首先发言介绍了大家都同意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但是有人认为歌词应该修改一下的意见。因此马叙伦也不是首先倡议者。
也有人和发表的文章里认为刘良模是此事的首先倡议者。曾经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干事的刘良模，确实是非常喜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从1935年起他就在青年会组织了民众歌咏会大力传唱《义勇军进行曲》。1936年6月7日刘良模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指挥5000余名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更是盛况空前。1940年刘良模被国民党政府胁迫出国，他又在美国组织华侨歌咏队传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并教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中文来演唱此歌。罗伯逊不仅在美国，而且去英国、苏联、捷克等国家演唱此歌，还录制了多张以《起来》为名的唱片。1942年在美国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起来》的封套上，罗伯逊的题词里就预言了《义勇军进行曲》将是中国的国歌。
应周恩来的邀请，刘良模回国来参加新政协会议，9月23日在全体大会的分组会上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但是查阅刘良模的资料他是1949年8月才从美国归来。这样就可以排除刘良模是“首先倡议者”。因为7月9日周恩来在审批登报征集国歌词曲的《启事》时，就已经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国歌。刘良模也没有参加在丰泽园召开的会议。
我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了1949年首届政协的会议记录，采访了彭光涵（离休前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顾问）、吕骥与贺绿汀（1949年任中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正副主席）等当事人以后，写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纪实》[5]。文中转引了上述彭光涵关于周恩来首先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说法和过程，想只是从正面介绍国歌诞生的历史事实，力图回避并避免公开否定徐悲鸿是“首先倡议者”的说法。
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光明日报》，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廖静文女士讲述〈国歌〉由来》一文；更具普及性的中央电视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播出的《焦点访谈》等数个关于国歌的特别节目里，都没有认真查阅、核对有关的历史资料，采访更多的有关人士特别是直接当事人。仅根据其夫人事后的回忆和一家之言，就广泛传播了徐悲鸿是把《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首先倡议者”这个错误的说法。
廖静文女士1982年在《徐悲鸿的一生》里提出来的这种说法的根据，仅仅是其丈夫徐悲鸿1949年9月25日动身去中南海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议定国旗、国歌、国徽的座谈会时，临走前对她说的那一段话（徐悲鸿后来在座谈会上确实是怎么说的，廖女士并没有记述）。
即使徐悲鸿当年确实是说过这一段话，这也是相隔33年后才由其亲属重述的一个历史事实——这种口头的间接的而且至今没有别的历史事实能够予以印证的孤证。从历史科学“孤证不证”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是难以确立的，是缺乏说服力的。何况现在已经有许多事例——如当时的会议文字记载和当事人的言行，确切地叙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对廖女士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反证。
为此特写作此文，再次说明应该不是徐悲鸿而是周恩来，才真正是把《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首先倡议者”。
（原载《人民音乐》1999年12期）
注释：
[1]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2]周恩来、毛泽东的发言均摘自彭光涵提供的他1985年写作的《国旗、国徽、国歌是怎样诞生的》一文。刊郭超：《国歌历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
[3]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4]郭超：《国歌历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
[5]《人民日报》1995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