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左翼音乐运动70周年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1927年发动的“四·一二”政变，葬送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好形势。面对着敌人带血的屠刀，共产党人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毛泽东领导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多次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四·一二”政变后，一批革命文化人从各地陆续聚集到上海。在转入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他们消除分歧，于1930年后相继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等革命文艺组织。他们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诸领域，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与宣传，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的创作，深入学校、工厂、农村演出，形成了一支蓬勃发展的左翼文艺大军。
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从一开始就对左翼文化运动进行极力镇压、迫害——颁布了许多法令、条例进行禁止、取缔左翼文化组织，设立专门机构审查稿件、书籍、报刊、戏剧、电影，查禁没收书刊（到1931年4月被查禁的书刊已达228种），指使“流氓”打砸拍摄进步影片的艺华影片公司，出动军警封闭进步书店、剧社（如上海艺术剧社、南国社），拘捕（如田汉、阳翰笙）和杀害（如左联五烈士）左翼文化人士。以鲁迅为旗手的手无寸铁的左翼文化大军，面对着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和前仆后继的大无畏气概，成功地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文化围剿”，在许多文艺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与成就。
成绩卓越的左翼音乐运动，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左翼音乐工作者团结爱国民主音乐力量开展的无产阶级音乐运动。
一 思想准备
左翼文艺运动初期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探讨“文艺大众化”时，左翼文艺界人士已开始注意音乐方面的问题。左联领导人瞿秋白曾经要求左翼文艺家们深入下层群众，熟悉和利用民间音乐等传统文艺形式，进行通俗的革命文艺创作。左联文学月刊《大众文艺》（郁达夫等人编辑，1930年6月被国民党中央党部查禁）发表《革命十年间苏俄的音乐之发展》、《音乐之唯物史观的分析》等译文以及有关音乐的评论文章，呼吁造就真正能为劳动群众所接受的大众化的“新兴的音乐”。
谢韵心（章泯）和郑导乐（沙梅）编辑的《戏剧与音乐》创刊号[1]发表《音乐短论》等文章，阐述了“音乐是社会意识形态……作家主观的情感……被时代、社会决定着”的唯物主义观点。周起应（周扬）在所译《苏联的音乐》[2]的“译后记”里，介绍了苏联的“大众歌曲”和“大众歌唱队”，并指出：“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形式上是民族的音乐的创造，便是目前普罗（无产阶级）作曲家的主要任务。”
二 组织建设
著名文艺家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和南国艺术学院，聚集了音乐家张曙、冼星海。其后田汉结识了从法国留学归来担任英商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任光和明月歌剧社的小提琴师聂耳，为开展左翼音乐活动发现和培养了人才。田汉堪称是中国革命音乐家的“伯乐”。
1932年春天田汉介绍聂耳加入“左翼剧联”的剧评小组（左翼电影兴起后转变成“影评小组”）。这年10月来到北平的聂耳，与李元庆、黎国荃等人组织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组织演出与群众音乐活动，编辑出版书刊。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田汉领导任光、张曙、聂耳、安娥等人，1933年初在上海成立“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苏联电台广播的歌曲，观看苏联电影，学习、研究苏联歌曲的创作经验。并进而探讨中国革命音乐的发展道路，同年春天他们组成“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成员还有周畸、成洁），集体讨论与研究创作中国的群众歌曲。1934年春天在田汉领导下，萧声（萧之亮）、张曙、任光、聂耳、安娥、吕骥、王为一、陈梦庚（留学德国回来的舞蹈家）等人组成了“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组长先后为萧声、聂耳、吕骥）。
冼星海1935年秋天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很快也投入左翼音乐活动的行列。
担任百代公司音乐部正副主任的任光、聂耳，利用外国老板只要赚钱就行的原则、外国公司不被国民党政府注意和控制的便利条件，以出版流行的“电影歌曲”为名，使用英商百代公司的机器设备，1934—1937年录制发行了《义勇军进行曲》等众多进步歌曲唱片，并组织百代国乐队创作与演奏民族器乐曲。
三 音乐创作
田汉1925年就组织“南国社”开始从事戏剧创作与演出，后来一直担任左翼剧联的领导工作并经常亲自写作剧本、歌词，左翼剧联专门成立有田汉领导的音乐小组。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后左翼电影迅速崛起，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组成专门的电影小组（组长夏衍）。戏剧和电影都是拥有众多观众的艺术门类，戏剧和电影中都需要有歌曲。在瞿秋白和田汉、夏衍同志的领导下，配合着左翼电影、左翼戏剧活动的开展，左翼音乐工作得到迅猛发展。
任光为左翼影片《母性之光》、《渔光曲》、《凯歌》写作了同名主题歌与插曲；聂耳为影片《桃李劫》、《大路》、《新女性》、《逃亡》、《凯歌》、《风云儿女》写作了《毕业歌》、《开路先锋》、《大路歌》、《塞外村女》、《打长江》、《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主题歌与插曲；吕骥为影片《自由神》写作了主题歌。
聂耳为左翼剧联组织演出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写作了《码头工人》、《前进歌》，为话剧《回春之曲》写作了《告别南洋》、《梅娘曲》等歌曲；张曙为话剧《洪水》写作了《筑堤歌》等歌曲；吕骥为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写作了歌曲《新编“九一八”小调》。
聂耳还写作有《卖报歌》，张曙写作有《农夫苦》等歌曲。
随着电影、戏剧的演出，许多广播电台与唱片的播放，这些反映了时代精神、使人耳目一新的著名歌曲迅速广为流传，深受人们的喜爱（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中，《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成了他们有力的斗争武器）。
四 推广传播
1934年10月，任光、聂耳以百代公司名义主持举办“百代新声会”，播放了许多新录制的进步歌曲唱片，获得到会的听众和新闻媒体记者的好评。
为演唱和推广新创作的进步歌曲，1934年底聂耳组织了联华声乐团、电通歌咏队。1935年4月聂耳出国后，吕骥、沙梅在其基础上于次月组建了业余合唱团（其成员孙慎、周巍峙、麦新、孟波、王莘等人多为上海群众歌咏团体的负责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干事刘良模1935年2月成立民众歌咏会，在麦新、孟波等人的协助下会员很快发展到近千人。后来还成立有蚂蚁剧社歌咏团（指挥孙慎）、新生歌咏团（指挥周巍峙）等歌咏组织。
1935年8月16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举行的“聂耳追悼会”上，多个工人夜校女工组成的“新声歌咏团”演唱了聂耳创作的歌曲。同年秋天在上海精武体育会礼堂，业余合唱团、民众歌咏会等歌咏团体联合举行了首次群众歌曲音乐会。
五 深入工农
左翼音乐家在工作与创作中，曾经去工地、工厂、农村体验工农群众的生活。根据田汉、安娥、孙师毅等人写作的歌词，他们谱写了《毕业歌》、《码头工人》、《开路先锋》、《新女性》、《打长江》、《筑堤歌》等体现工农群众的苦难生活和革命精神的优秀歌曲，成功塑造了中国工农群众的典型形象。这些以新的世界观和创作手法写作的充满战斗激情的进行曲、具有生活体验的劳动歌曲和诚挚感人的抒情歌曲，歌词通俗易懂，旋律新颖明快，节奏活泼有力，结构短小精悍，易学易唱，深得人们的喜爱，迅速广为流传。他们组织、领导许多群众歌咏团体，通过学歌教歌、去电台播音，以多种形式开展群众歌咏活动。大众化进步歌曲的广泛传播，表达和鼓舞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沉重打击了当时泛滥的庸俗爱情歌曲。
左翼音乐家根据组织的安排，曾经去浦东、沪东、沪西等多所工人夜校，教纱厂、烟厂的工人识字、学唱歌，讲解国内外形势，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左翼音乐家也在深入工农群众生活的过程里，受到深刻的教育。
六 理论评论
针对“九一八事件”后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高涨，黎锦晖“家庭爱情歌曲”的泛滥，聂耳发表《中国歌舞短论》[3]，公开批判了黎锦晖脱离时代、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打响了批判庸俗爱情歌曲的第一枪。聂耳撰写的《我所知道的〈生路〉里的音乐》[4]，介绍了观看原苏联影片《生路》后的深刻感受。
汀石（张昊）与穆华（吕骥）1934年10—12月在上海的《新夜报》、《中华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对唯心论、唯物论，实用主义，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社会制度的变革，建设适应进步的大众要求的中国新音乐等问题，进行了论争。但是显示出论战双方的认识和方法的简单化与幼稚性。
聂耳写作的《一年来之中国音乐》[5]，从音乐在电影、音乐在播音、音乐演奏会、音乐出版界、音乐论争、音乐的前途瞻望六个方面，回顾了中国（主要是上海地区）1934年的音乐生活，指出“新音乐的新芽将不断地生长，而流行俗曲已不可避免地快要走到末路上去了”。
七 局限与不足
从国际范围来看，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是当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产物（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组成部分，作家萧三是中国在该联盟的常驻代表）。在国内，左翼文化运动当时处于革命低潮与“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并竭力镇压抗日爱国行动，连报刊、歌本里的“日本”两个字，都只能用“××”来代替。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左倾盲动主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下，参加者还要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从事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及秘密活动，从而决定了左翼音乐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与局限性。
张曙曾经两次被国民党政府拘捕，聂耳因为被列入“黑名单”而被迫出国。周巍峙编辑的抗日救亡歌曲集《中国呼声集》被作为禁书没收，租界巡捕曾去出版社当面向周良骥（周巍峙当时正式的用名）查找该书的编者周巍峙。由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抗议，百代公司出版的《打回老家去》等进步歌曲唱片曾被迫毁版，该歌的曲作者任光也因此被迫离开上海去法国躲避。
以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为核心，虽然也曾经联合一些音乐家共同工作，如：1935年春天聂耳出国前委托贺渌汀担任影片《风云儿女》的配乐；应影片《都市风光》编导袁牧之的约请，赵元任、黄自、贺绿汀1935年夏天担任该片的作歌配乐；吕骥与沙梅创办的业余合唱团里，汇集了许多群众歌咏活动的积极分子，并曾经邀请冼星海、贺渌汀给团员讲授指挥、作曲知识。
但是左翼音乐运动在总体上，在思想上与组织上，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脱离群众、“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特别是张曙离开上海去长沙任教、田汉被国民党政府拘捕、1935年4月聂耳离开上海去日本后，剧联音乐小组的人员减少，这时该小组仍然没有扩大补充新的血液。当时一些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群众歌咏活动的骨干人员如孙慎（先已是左联成员）、盛家伦（剧联成员）、沙梅、周巍峙、麦新、孟波等人，还有1935年秋天从法国归来的冼星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师生（黄自、刘雪庵、贺绿汀等人都创作有抗日救亡歌曲），一直都未被左翼音乐组织吸纳。
聂耳出国后，该小组的活动与创作成果也大为减少（一直到1936年初“词曲作者联谊会”成立后才有所改变）。
八 新的战斗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号召全民总动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左联、剧联等左翼文艺组织根据上级的要求自动宣告解散（鲁迅对解散的程序有保留意见），1936年初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也停止了活动。
这时由孙师毅（中共中央特科人员）出面，发起组成了广泛的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又名“歌曲作者协会”）。其成员有词作者孙师毅、安娥、周钢鸣、陈子展、塞克、许幸之、龙沐勋、任钧、柳倩、关露等人；作曲家有吕骥、张曙、任光、冼星海、贺渌汀、沙梅、孙慎、周巍峙、麦新、孟波、江定仙、刘雪庵、丁珰等。在该会的活动中，产生了《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孙慎曲）、《打回老家去》（安娥词、任光曲）等著名歌曲。1936年秋天吕骥组织了歌曲研究会，邀请冼星海、贺绿汀对成员进行辅导。
在新形势下，左翼音乐家们响应领导的号召，顺应时代的要求，纷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投身于新音乐运动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小结
1932—1936年初的中国左翼音乐运动中，左翼音乐家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深入中国工农群众的社会生活，在与中外反动派的殊死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继承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学习借鉴原苏联等国家进步歌曲的创作经验，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沃土上，以新的世界观与创作手法，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民族呼声并流传至今的新颖歌曲。他们通过辛勤的劳动，以自己的智慧、生命和热血，开创了中国革命群众歌曲创作的新时代，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
左翼音乐运动中培养的音乐人才，创作的众多著名歌曲，成立的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都为其后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70年后我们纪念左翼音乐运动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原载《人民音乐》2004年第2期）
注释：
[1]上海艺术书店1932年初出版。
[2]［美］J．弗莱曼著，良友印刷公司1932年9月初版。
[3]1932年7月22日出版的《电影艺术》第三期。
[4]1933年2月20日上海《晨报》。
[5]1935年1月6日上海《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