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留学心得之一
自晚清以来，留学成为中国人一个说起来百感交集、做起来五味俱全的事情。留学或者说通过留学引进的西方文化给中国现当代社会、给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相信，只要中国还没有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留学就仍然是中国人实现富国强民理想的必要之路。
在我国政府公派留学的规划中自然科学专业派出人数所占比例为88%，社会科学留学人数仅占12%。在国人的心目中，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能立竿见影地提高生产力，而把对西方人文科学的学习看成是无足轻重，甚至是无益有害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始终有一种反对西方文化的声音存在。近些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来临，排斥西方文化的势力在中国再一次抬头。将经济与文化割裂开来，拿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排斥西方的文化艺术，是我们许多人的立场。
作为一个西方现代艺术史研究者，我曾两次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以国家公派访问学者身份先后留学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研究院和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文学与哲学学院艺术史系。在“洋插队”的那些年，在因想家思乡、学习压力和受种族歧视的刺激而失眠的那些夜晚，我常常仰望欧洲的夜空反复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留学？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现代艺术？当我认识到西方现代艺术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时候，当我确信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时候，我的痛苦便焕然化作了发奋求学、认真钻研的动力。
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即：西方现代艺术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中国没有工业文明，因而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产生现代艺术。但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它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是西方人按照人本主义世界观、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和科学主义手段创造出来的。认真研究一下西方现代艺术史，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就孕育在西方现代艺术的追求之中。
人们将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称为“现代艺术之父”，一部西方现代艺术史就是从他开始写起的。塞尚与前人的区别亦即其革命性的创造，就在于他将西方艺术从宗教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注重“画什么”，而将“怎样画”的课题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目的，他追求的是“形式主义”，亦即“为艺术的艺术”。形式主义听起来空洞无物，没有意义，但只要知道塞尚的那句名言——“要用圆柱体、球体和锥体来描绘对象”，我们就知道塞尚的绘画带有几何学研究性质。他的形式主义并非胡涂乱抹，随意而为。事实上，从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到风格派、至上主义、构成主义、光辐射主义、光效应艺术、机动艺术等形形色色的抽象艺术，许多现代艺术流派的名称和内涵都表达的是科学的主题，即使是追求非理性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也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理论即精神分析学和梦幻心理学作为依据。应该说，一部西方现代艺术史就是一部科学主义艺术史。
西方艺术史家指出：“这是一个科学和机器的时代，而抽象艺术正是这个时代的艺术表达。”人们公认，抽象艺术是20世纪西方最典型的艺术样式，因为抽象艺术充分体现了工业文明时代的特有精神。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抽象艺术与写实艺术是那样面目迥异，但两者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从本质上看，西方写实艺术与抽象艺术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两者的区别是牛顿的古典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的区别。写实艺术描绘的是看得见的外在的真实，而抽象艺术揭示的是看不见的内在的真实。许多抽象艺术家宣称他们描绘的是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宇宙的宏观和微观世界。的确，我们凭肉眼看不见宇宙星际间的结构，也看不见细胞、病毒、分子、原子和电子的形态，但这些在工业文明之前人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甚至想都未想的东西，都被现代科学证明是客观的真实存在，正是它们带来了现代工业文明，也正是它们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感性主义与西方理性主义的格格不入，中国人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科学主义本质始终缺乏足够的认识。更令人忧虑的是，由于感性主义的根深蒂固，我们许多艺术家至今仍在对理性和科学进行着顽强的对抗。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时代，一个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努力增强综合国力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建设工业文明、发展经济需要理性与科学，生产力的提高来自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西方现代艺术史告诉我们，艺术虽然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它应该，也可以给社会和民众提供理性主义和科学的观念和思想。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科学技术成果，但对这些科技成果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而要做到正确利用都不容易，更遑论在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科学家的责任，理性、科学和法制观念的建立依赖整个社会的努力。
我始终认为，文化是在一定生存环境中形成的，包括世界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内的人的生活方式。简而言之，文化就是人的活法。不同的文化亦即不同的活法会给人带来不同的生命质量和生存竞争力。正是生命质量和生存竞争力的不同，使得文化有了优劣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
我知道，我们之所以要留学西方，是因为西方国力的强大，而从我们自己的农耕文化传统中找不出人本主义、理性主义这类能够产生坚船利炮、能够实现富国强民的基因。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学习强者的文化。我也明白，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和接受是一种被动、被迫的选择，每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异质、陌生的西方文化都会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心理，正如吃惯了馒头稀饭的我们很难迅速接受西餐中那带血的牛排和发霉的奶酪。特定的文化传统既表现为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的特殊性，也表现为这种生活方式的习惯性。要让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很快改变生活方式谈何容易。我们看到，对于“要不要学西方文化”这个在“五四”时期就反复讨论的问题至今仍然有许多人还在提起，还要争论，为什么中国历史一定要一再回到它的起点？！
鲁迅说过，“国粹我们是要保存的，但要看国粹能否保存我们”。这句话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文化与民族的存亡是密切相关的；第二，死抱着中国传统文化不放并不能保证我们的生存。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只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可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许多人把文化上学习西方或维护传统与政治上的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吃着改革开放的饭，唱着保守排外的调。他们的立场与民族的根本利益相违背，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方针相悖逆。在阻止中国经济发展、遏制中国强大方面，他们起到了西方反华势力起不到的作用。
世界各国不乏弃旧图新、由弱变强的例证，只要我们不坐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回，我们就能打破弱者的宿命成为世界的强国。
（原载《美术报》2005年1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