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人与自然的和谐
阅读《红楼梦》，会有许多场景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贾府和大观园的艺术画卷中，最美的场景是什么？显然不是贾敬的焚香拜佛、王熙凤的狠心毒手、贾琏的偷鸡摸狗、贾蓉的厚颜无耻、薛蟠的飞扬跋扈，也不是贾政的道貌岸然、心灵枯槁和贾雨村的穷凶极恶、恩将仇报。《红楼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它们也是最美的意象和场景（这些场景已经成为许多绘画艺术家描绘的对象和题材）。这里，我们见到了宝玉和花草鱼虫的对话（第五十八回）；这里，我们见到了史湘云的花丛醉卧（第六十二回）；这里，我们见到了宝玉和宝琴琉璃世界的雪中同立（第五十回）；……处于《红楼梦》艺术画卷中心地位的是，宝黛之间摆脱了一切功利考虑和得失计较的、天情般的爱情[1]。自然美的最高结晶体是人，而男女之间的关系——爱情又是人间最自然的感情，只是这最自然的关系被蒙上了过多的外在因素的面纱，如门第、利害权衡、利益征服等，而日益丧失了其应有的光彩。
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之所以美丽动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她）们听从自然的召唤和对于爱情的忠贞不渝。宝玉和黛玉一见面，就恍若前世姻缘再世重逢。这里极容易产生神秘主义的解释，而我想指出的是，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梦想——最真实的自我本真。人人都有理想的美人存在于想象之中，而在现实中难以见到自己梦想的客观对应者，着实是人生的最大遗憾。宝玉和黛玉没有此种遗憾，这感情怎能不加倍珍惜？在宝黛爱情的发展中，两个人也是将目的本身作为手段，进入忘我状态，感情的自然发展和呈现使人们觉得脱尽尘俗。脱尽尘俗的爱情唤起了人们久已相违的神圣感，这神圣无比的爱情又转喻了生命个体的自由价值。
在作者后来的描写中，我们逐渐看到了两个青年男女为什么将对方引为知己的原因。这就是宝玉和黛玉都顽强地坚守着对于本真自我的忠诚，保持着自我美好的自然个性。宝玉为什么不顺从父愿，走光宗耀祖的阳关道呢？黛玉为什么不修饰自我，做到八面玲珑呢？戴上面具，伪饰自我，便可招摇过市，博得众人欢喜。这难不难做到？但是，对于我们的男女主人公来说太难了。他们互证情义的走访、探问，在那个社会显得赤裸而直接，真实而又难以言表。没有真挚爱情的关系将是轻松的，而宝黛关系的沉重和悲欢交织，在《红楼梦》中凝成了长河雾锁、天幕低垂的景象。
在《红楼梦》中，人性的美好都是在自然的背景下展开的。饯花会、结诗社等都是在美时美景中展现的。但是，曹雪芹为我们展现和谐美好的自然意象时，没有单向度地罗列美人、美物、美时，而是将其与对立的意象——既成社会与人的敌对相结合，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全景画面。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就可如此分析。薛宝钗作为自然之女，具有天生丽质的丰腻之美，她与林黛玉属于不同的类型，她的聪颖灵秀、学识教养也不在林黛玉之下。但是，她不像林黛玉那样忠诚于自我，在她美丽的外貌之下、灵魂内部，羼杂着社会的一些腐朽观念。在杨妃扑蝶的画面中，薛宝钗的自然之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同时，她的利己主义思想也有充足的暴露。薛宝钗金蝉脱壳，下意识地栽赃陷害了潜在的对手林黛玉。这样，在薛宝钗的性格上就形成了一个落差——自然自我与社会自我的严重不协调。作为一个完整的画面，这里包含了两个对立的方面，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既成社会的对立，同时，也显现出薛宝钗个性的两重性。这里，宝钗的美好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关系中的利己本质表现出鲜明的对比。
这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薛宝钗的悲剧。薛宝钗的悲剧在《红楼梦》中有独特的价值：如果说宝玉、黛玉的悲剧所揭示的是个人与社会冲突的话，那么，薛宝钗的悲剧则揭示了人与自我冲突的悲剧。在自我和社会的关系上，薛宝钗是要竭力调和的，而这却使她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自我分裂之中。在薛宝钗参与大观园中的爱情角逐时，这种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宝钗对于宝玉的天性聪明、风采照人有感性上的依恋，另一方面，宝玉又不符合自己对于未来伴侣有文功武略的设想，宝玉在薛宝钗眼里不是一个“有为青年”的形象。一方面，宝钗立意要改造宝玉走人生正道，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宝钗正是在这改造中丧失了宝玉，因为宝玉在这个过程中认清了宝钗的利欲熏心。一方面，宝钗在社会关系的衡量中，认识到宝二奶奶的位置是多么的令人艳羡，那是一个登高望小的去处，另一方面，当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成为自己实现目的的障碍的时候，她处心积虑地对于宝黛爱情关系的化解、阻挠，又进一步使自己失去了赢得宝玉爱情的条件——她在宝玉心目中丧失了崇高纯洁的地位。一方面宝钗通过对于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甚至包括众奴仆等的迂回，终于赢得了实现自己目的条件，另一方面，却在完成迂回时失去了追逐的主体。薛宝钗在现实中得到了宝玉，但是在感情上却失去了宝玉。这没有爱情的婚姻无论如何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薛宝钗自酿的。
我们可以设想，林黛玉得到宝玉的心理体验将是单纯的奉献，而薛宝钗得到宝玉则一定是患得患失的喜忧参半。这样来看，在生命历程中真正丧失欢乐的将不是真诚追求爱情的林黛玉，而是殚思竭虑、步步为营、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的薛宝钗。
通过艺术画面的展现和真纯爱情的描写，曹雪芹突出了人与自然、人与自然自我的和谐和美好，反衬出人背弃自我、背弃自然的悲剧。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人性更完满、更美丽，而人在社会中，则折射出现实的扭曲。
在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作为人与社会的不协和关系的对比，成为艺术描写的主要内容的。欧洲近代科学和近代工业的杰出成就是建立在对于自然资源的攫取、自然生命的控制、自然过程的人工化的基础上的，人类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最大规模地破坏了自然。人类来自自然，自然是人类的家园。在这个意义上，怎样高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都不过分。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异化感、孤独感、焦虑感等，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无法克服，无法补偿，于是，自然作为人类可亲近的对象，成为精神的寄托。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向自然倾诉具有浓郁的感伤情绪。在《红楼梦》中，也有一种感伤情绪，这种感伤和欧洲浪漫主义的区别是：曹雪芹在中国的现实中发现的是恶性循环，这不是人类占有欲望、扩张欲望无限膨胀的结果，而主要是封建社会体制对于个性权利压制和毁灭的结果。西方浪漫主义对于自然的归依是遁入自然，而曹雪芹则是从人与自然统一的角度，肯定了赤子人生与自然的和谐。
二、反认他乡是故乡：迷失的人性
人与社会的矛盾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社会的产生，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类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相统一的结果，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本质是实践。那么，作为实践的主体，人也是社会关系的主体，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在实践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且来看一看贾雨村和贾政用行动所做出的回答。
贾政的目标很明确，人生就是读书（专读用来博取功名的八股文）、求仕、光宗耀祖。据说贾政小的时候很爱读书，可见他曾经立下过志愿，只是没有能博取功名实现夙愿。贾雨村就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所以，在贾政的眼里，贾雨村是成功者，足以引为知己，足以成为宝玉的人生榜样和精神导师。
在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理想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主要追求。那么儒家理想又有什么命运呢？我认为在贾雨村和贾政身上，体现了儒家人格理想的彻底失败。贾雨村出身贫寒，按照封建社会所规定的人生道路，他只能读书求仕。赖他天资不薄，中举有任。可是，为什么官职马上就又丢掉了呢？书中的交代是恃才侮上，擅篡礼仪，而被人参了一本。实际上是“初膺外任，不谙吏治”（第一百零三回关于贾政丢职的评语）。贾雨村苦读圣贤，知识渊博，为什么对于官场却不能驾轻就熟呢？为官诡道，书本不传。中国社会的彻底虚伪化导源于中国官僚阶层和官僚政治的虚伪化。学到为官真谛，是在第四回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贾雨村和贾政都被自己的属员上了一场生动的，也是让人恶心的第一课。在第四回、第九十九回中，门子和李十儿分别教训了自己的主子。贾政也是自幼素喜读书，可读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越来越显得与生活格格不入。贾政不仅灵气全销、呆滞不活，而且读书读得不会、不懂生活。贾赦不是借贾宝玉、贾环作诗尖刻地嘲笑了贾政吗？“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在别人讲笑话时，贾政神经过敏，联想到家族命运（第十二回）。自己讲一个笑话，让人不能发笑，反而觉得粗俗不堪（第七十五回）。后四十回中，续作者几乎是重复地写了他与贾雨村第二次当官相同的经历。贾政和贾雨村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理想的儒家文人的摹本，但是，这个摹本被现实嘲弄了，被历史抛弃了。
在中国这个传统的社会里，标榜的和实行的、理想的和现实的，是对立、背离的，任何一个进入这个魔阵的人，都是一个充当棋子的炮灰。当贾雨村自认可以驾驭官场的时候，他不再相信作恶必受惩的信条，而肆意逞凶、不可一世。可是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当贾雨村炙手可热的时候，也是他恶贯满盈的时候，惩罚来了——褫职为民，回到起点——这是一个循环。贾政“失察属员”，换言之是怂恿作恶。从本质上讲，贾政、贾雨村为官一方，实在是为祸一方。儒家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贾雨村、贾政做到了哪一条呢？这倒不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和这样的理想，而在于现实让他们根本做不到。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可克服时，首先唤起的是人们对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重新审视，而贾政、贾雨村深陷自我利益的陷阱，并没有登高望远的境界，所以，他们在世俗利益、虚名浮利的追逐中丧失了自我。在把自己变为追名逐利的概念化身的同时，对身外之物的执迷使他们受困于、物役于“他乡”之阵。
儒家理想本来是一种激进有为的人生观，但是，入世精神在充满悖谬的现实面前，演化出的行为往往又转变为一场荒诞的人生闹剧和生活闹剧。儒家思想何以丧失了它的自我调节功能了呢？儒家理想在它产生之初，就存在着手段和目的矛盾。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大同理想却没有现实性的实施手段（依靠帝王的仁政，而帝王对儒家理想常常是阳奉阴违）。在历史的运动过程中，儒家理想无法贯通现实、人生，逐渐沦落为欺骗性的虚假意识形态，成为表里不一的顽固堡垒。然而“假作真时真亦假”，虚假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敌对，最终造成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与现实人生的格格不入，在初期贾雨村和贾政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正是封建意识形态落后、衰朽的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用语言所编制的世界中，符号业已丧失了它的指示功能，公正忠诚、正义真理，早已幻化为博取功名的手段，丧失了其应用的意义。
宝玉的人生道路，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宝玉对于既定人生道路的否定带有先验性的特征。历来的“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死一拼，将来弃君于何地！”（三十六回）看破中国传统价值观支配着的虚假做派，并揭露它，必将带来人生观的裂变。可是，现实没有为中国青年准备更多的道路选择。曹雪芹通过有机的、联系的生活画面，预示了宝玉的人生道路：宝玉如要走读书仕举的路，无非变成贾雨村第二或贾政第二。宝玉有没有第三条道路？从《红楼梦》中我们看到，宝玉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遵循生命自然的召唤，追寻自我实现的目的。但是，这条道路是被禁绝的。中国传统社会缺乏生机，是其自身扼杀、压抑着生机。这种自寻末路、自我毁灭性质的社会模型，其集中表现就是对于个体生命超常轻视。显然，这里（对于宝玉）没有用直接的扼杀方式，而是用间接的方式——对于自然生命的要求不给予满足，并公然蔑视这一与生命要求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的自然要求。
从对于社会批判的角度看，从对于传统人生观、价值观的否定看，《红楼梦》文本的颠覆性是毋庸置疑的。曹雪芹明白无误地彰显了这一观点：在由传统社会所设定的人生道路上，个人运动的轨迹是不断毁灭的恶性循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曹雪芹《红楼梦》的深刻意义在于，他先知先觉地揭示了儒家理想在封建体制下的实践中，已经变得毫无价值，甚至在更多的时候，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红楼梦》又不是这些社会问题的报告或报告集，而是以人为中心，展现了各类人物不同的悲欢故事和命运结局，以及作者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三、生存的困境：人生的出路
我们在《红楼梦》中，大致可以看到如下三种矛盾：一是宝玉、黛玉作为自然纯真的自然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二是薛宝钗等作为谋求与社会和谐的异化个体与自我的矛盾，即自我分裂的矛盾；三是贾政、贾雨村等作为文化个体、工具个体、概念个体与整个现实的矛盾，又表现为感性与理性、手段与目的的矛盾。第一类矛盾的毁灭结局几乎是在一开始就被决定了的，《红楼梦》更为深刻的表现是，那些自觉认同封建价值观念和伦理体系的人，那些自觉充当走卒的卫道者也不配有好的命运。
那么，这是不是说人类社会永远地丧失了美好的时代了呢？的确，“世纪末”的问题也出现在曹雪芹那里。《红楼梦》的起始，曹雪芹就描写了英莲被劫、甄家大火、鼠盗蜂起、甄士隐遁世的“甄（真）家”兴衰史。一家风云，昭示了世事无常、沧海桑田。
匈牙利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卢卡奇认为，科学和艺术都是人们把握世界真理、社会真理的方式，但是，审美反映和科学反映又有不同，其差别在于前者是拟人化的反映，后者是非拟人化的反映。把整个社会想象为一个有机生命体，对它进行降生、兴盛、衰落、死亡的描绘，宛若一个自然的新陈代谢的有机生命过程。在这个貌似纯粹自然的过程中，艺术画面的性质具有生活的原态性和原生性、原级性，它向生活的不同维度展现着相互制约的因果联系。毫无疑问，曹雪芹所创作的《红楼梦》具有这样的艺术画面的性质：通过贾府描绘了相当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时又毫无疑义地展示了封建家族盛极与速败的辩证法。曹雪芹所作出的这种诗意的裁判，在《红楼梦》艺术画面上，显示着相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家对于人生困境、世事无常、必然悲剧的清醒意识，一方面是作家对于良辰美景、人生青春的反复咏叹和沉醉、赞美。
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理性意识和作品客观呈示效果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点在许多优秀的艺术家那里都存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便是如此，作家要讽刺骑士制度，但在作品中又展现了骑士理想的崇高。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如此，作家对于安娜感情的缺乏自控始终有谴责的倾向，同时又把最大的同情和赞美给了安娜。在《红楼梦》中，人们也很容易发现这种矛盾，一方面是作者超脱于生活之上的哲学、宗教观照，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出世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作者对于感性生活真切体验的传达，对于良辰美景的留恋赞叹，对于女性纯真美的热情歌颂。两个方面构成了相反的主题，互相牵制，互相深化。可以想象，一个对于人生体验肤浅、对于生活思考不深的人，出世思想的传达只可能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而“强说愁”的隔膜感，同时，一个有浓重超脱意识的人，也必然有大劫大难的经历，在经历悲欢过程中，有对于过程本身的意义发现、回味和流连。《红楼梦》中，作者在小说开端的理性宣言和出世思想，与作品中对于感性生活的描写、对于人情美的深情体验等，形成了一定的对抗关系、矛盾关系。我们对于《红楼梦》主题思想的概括，不能只看到前者而忽视了后者。
对抗性的出世与入世的关系，再次将人的出路和精神困境的问题提升出来。《红楼梦》伟大的思想意义是由此而生的。20世纪中期，胡适认为曹雪芹的思想不够高明，指的就是曹雪芹通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男女观是矫枉过正的、价值观是有颓废倾向的、人生观是缺乏进取精神的[2]。按照思想论著的品格来衡量《红楼梦》，得出上述结论是不奇怪的。但是，《红楼梦》不是思想论著，而是文学作品。《红楼梦》的思想品格是按照艺术语言的逻辑形成的。西方有一种观点，艺术语言是指向人自身的矛盾语言，深刻地反映着人类心灵的真理。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么，我们就不会像胡适那样从思想的逻辑严整、体系的自在统一，指责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思想驳杂和不够缜密了。《红楼梦》艺术描写的感性力量所散发着的向生活各个角度、维度的穿透力，超越了固有思想框架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将一个形而上的人生问题——如何克服人性的空前异化和实现人的精神突围——突出出来。
我们还是从“女儿崇拜”的这个问题出发。一些论者认为曹雪芹有“女儿崇拜”的思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崇拜”一词，带有无条件臣服、绝对信奉的意味。宝玉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这些观点，带有奇谈怪论的性质。确实，宝玉对于女性之美有特别的赞扬，但是，宝玉的这一观点和态度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看到宝玉对薛宝钗疏远了，宝玉对史湘云存有微词，宝玉对出嫁后有强烈反差的女人尤为厌烦……原因何在？是因为这些人——女儿变得不尊贵和清净了，被禄蠹气、铜臭气腐蚀、因婚后生活艰难而变得穷凶极恶的女人，在宝玉的眼里丧失了值得赞美的品格。宝玉尤怕女人出嫁，这里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于女儿的青春美、纯洁美，宝玉是大观园中唯一的欣赏者和爱怜者。出嫁，意味着女性单纯美的丧失。二是对于女性出嫁以后所受到的磨难和这些磨难对于女儿的改变，宝玉从自己的观察中，体味到了她们的不幸——在家庭的底层，她们必须承担超负荷的劳动和压力，因而一部分女性发生改变而趋向于变本加厉的极端。这些是《红楼梦》中情节发展所包含的内容，它所揭示的又是人生出路问题的具体化——女性的生存困境。
人生的困境和出路问题，也存在于西方社会中。德国美学家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3]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近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与人相敌对的。在席勒看来，人在劳动过程中被当作是工具、不能控制劳动过程、不能占有劳动果实等，造成了目的与手段、技术与人的本质、感性与理性的根本分裂。当现实的异化不能避免的时候，审美，也只有审美被席勒当作是弥合人性分裂、超脱人与现实敌对的唯一途径。席勒的这个思想不仅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当代的主要美学家也有根本的影响。或者说，当代美学是以席勒提出的问题为哲学美学思考的出发点的。显然，当代美学的转向是走向了对于人的关怀，与传统美学将美学主题确定为美的本质与规律的研究、人类审美能力的研究不同，当代美学注目的是人的现实境况和对生存意义的追问。
曹雪芹没有也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从社会生产的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来考察、思考、描绘一个社会的现实和前途问题。我们把艺术作品看成是艺术家对于现实把握的产物，而艺术家不同于科学家、思想家，他在把握现实时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角度和评价维度。就艺术作为意识形态反映现实的特殊性而言，艺术画面往往具有有机统一性和深刻体验的情感性。曹雪芹不是从社会的物质层面——经济关系来展现历史现实的，而是从家族兴衰、人生归宿的角度发问：家族和个人如何才能从历史无情的重复循环中摆脱、超脱出来？
四、瞬间的永恒：人的完满性
曹雪芹期盼着中国历史超越历史的循环，因为这种循环使中国社会停滞不前。我们——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艺术画面——不得不作一些条分缕析：从经济上讲，贾府的寄生性反映着这一家族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永远无关，因而也就丧失了自我发展的现实根据，而只能仰仗皇权和仕举。从政治上讲，社会生活的官本位观念日益强势化，带来了贾府的官僚化，并无孔不入地向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造成了人生道路的单一化和选择的政治化。从文化上讲，贾府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堡垒，必然产生像贾母、贾政等这样的忠诚卫道者——曹雪芹令人惊异地描绘出了这些卫道士自身的乏力和悖谬，同样也描绘出了这个堡垒内部的分化——像贾宝玉、林黛玉等这样一些叛逆性人物的出现。曹雪芹是那样熟悉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辩证法，从内部——分裂和外部——抄家的结合，描绘了贾府的衰败。是的，中国社会中家族兴盛衰败的恶性循环，既在毁损着固有的传统道德，又在强化着极权制下的僵死体制。
曹雪芹对于人生困境和现实状况的揭示（像席勒那样），对于人作为目的摆脱物役和个体生命绝对自由的描绘（像萨特那样），对于传统价值的重估和反叛（像尼采那样），对于人生出路、心灵真理的思考（像海德格尔那样），使《红楼梦》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意义。“不是所有人都存在于同样的现在，他们凭借他们在今天可以被看到这一事实而仅仅外在地存在于现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别人正生活在同样的时代。”[4]是的，生存于当代游离于当代的艺术家并不少见，而生活于200多年前的曹雪芹，却超越了时代的限制。
曹雪芹也像席勒那样注意到了审美对于人生有解放和自由的意义：第一，人们在对于艺术和自然的审美中，与对象建立了形式观照的关系，可以摆脱功利主义的压迫。第二，人们在审美中，目的和手段的分裂不复存在。因为，人在审美中既是目的的设定者又是过程的执行者。第三，艺术创作的技艺性和创造性，让人的感性力量和理性力量同时得到发挥，从而赢得了个性的和谐发展。在《红楼梦》中，人的个性美、心灵美和智慧美在诗社拟题的创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大观园中超凡脱俗的生活，在于宝玉和黛玉等摆脱了物质困窘的压迫。宝玉和黛玉之所以个性鲜明、魅力四射，就在于他们的赤子之心和赤子之情显现着人性的本真与和谐。而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人们，则各个或为名来，或为利往，匆促张皇，丑态毕现。
曹雪芹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描绘，显现了生命的本真。曹雪芹让贾宝玉摆脱功名利禄的诱惑、摆脱自我所可能出现的分裂，显现出生命本身的飘逸与颖慧，这些都是在美好自然的怀抱中获得、保持和生发的。曹雪芹和贾宝玉留恋美情美景以及对于良辰美景的赞颂，在作品中是表露无遗的。《红楼梦》的主要魅力之一是，作者以美对抗庸俗、以美反抗虚无、以美沐浴人生，不管青春怎样短暂、好景如何易失、希望如何微茫，但是曹雪芹都没有因此将美之于人生的意义予以抹杀。曹雪芹不可能将问题的解决提高到进行现实斗争的高度，但是，他通过现实中对立因素的转化展现了具有未来意义的人格理想：宝玉的精神境界是，物我相通、人我平等，不计功利、唯美是求。既然他在现实中产生，为何不能生长呢？既然他在现实中存在，为何不能永恒与永远？难道这是只开花不结果的生命吗？
马克思认为，审美对于人生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人性的片面性问题的克服有作用，但却是精神层面的，是有局限性的。人生出路的问题——精神归宿，可以还原为物质问题和现实问题。如果现实中的矛盾不解决，审美只能起到片时片刻的迷幻作用。重要的是，要将改造社会活动本身看做是人生的本来内容。人性的完满与完整不在于重新回到过分单纯的关系中，不在于把自己从历史的丰富中超脱出来，而在于使历史所形成的全部关系，具有更符合理想的性质。因此，参与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参与社会的改造、变革、革命活动，将使每一个生命个体获得丰富性、完满性和创造性等不平凡的意义。
曹雪芹没有在《红楼梦》中像马克思这样回答这些问题，他的回答显现出终极关怀的性质——人生的根本意义何在？由于曹雪芹没有意识到社会进步的现实机制，使作品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带有一定的假定性和传统继承性，在自然与社会的对比描写中，逃避社会、退回自然的倾向有明显的表露。但是，这不是说《红楼梦》没有现实关怀的维度。曹雪芹通过艺术画面的营造，无可置疑地揭露了既成社会形态对于个性生命力的扼杀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社会衰退，从而也在客观上间接地提出了社会变革的政治要求。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期）
注释：
[1]关于宝黛爱情的性质，参见王蒙：《天情的体验——宝黛爱情散论》，王蒙：《双飞翼》，三联书店1996年版。
[2]胡适对于《红楼梦》的评价，在晚年主要是从其思想意义的角度出发的。有学者认为大陆50年代的批胡适评红运动，导致了胡适强烈的对立情绪，胡适对于《红楼梦》的评价发生了些许转变。见《胡适文集》第5卷中《答高阳书》、《与苏雪林、高阳书》等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3]关于席勒的美学思想，我认为主要是提出了审美之于人的现代作用和意义的问题。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
[4]德国恩斯特·布洛赫语，转引自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