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圣诞之夜，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中气氛紧张。博尔赫斯与我共进了晚餐。博尔赫斯面色黯淡。尽管我们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喝着美味的葡萄酒，一边谈着话，但是这个国家潜在的阴郁却笼罩在我们心头。最后，该走了。由于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司机们正在罢工，我们便只好步行。彬彬有礼的博尔赫斯坚持要首先将他的朋友玛丽亚·儿玉送回家，尽管她住在这座巨大城市的另一端。但是这对这位七十五岁的老诗人来讲没有什么不便，因为他喜欢走路，特别是在夜晚，而这也给了他一个同我漫谈的借口。我们在风中，在警觉的微暗的灯光里缓缓穿过城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博尔赫斯对街上每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对他凭着失明的双眼不知如何看到的建筑，对稀稀落落的行人，似乎越来越敏感。忽然一辆公共汽车驶来，玛丽亚跳上车去，我们这才回过头来朝博尔赫斯的寓所走去。
现在玛丽亚已经安全地坐上了回家的车，至少我们希望如此。博尔赫斯便放慢了脚步。起初我以为他大概是忘了归路，因为他在谈到某个重要问题时，走几步便停一停，并且左顾右盼，就仿佛我们迷了路。然而不是，他想谈谈他的妹妹诺拉以及他们的童年时代，谈谈四十多年前他在巴西、乌拉圭边境上所看到的那个挨了枪子儿的黑人，谈谈他那些在十九世纪的内战中扛枪打仗的先辈们。他的手杖常常敲打在破败的人行道的坑坑洼洼上，每一件小事都会让他停下来，像演员一样伸出手杖，舒展一下四肢。我一直觉得，博尔赫斯的性格与他私下的谈吐至少同他的作品一样既意味深长又富于机智，而至少对我来讲，正因为有了这种契合，才确定了他的写作本身。黎明时分我们回到他那幢楼房。又一次长夜漫谈结束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了圣詹姆斯咖啡馆。整整三个小时我们只谈论但丁和弥尔顿。天黑下来的时候我开始莫名其妙地伤感起来。在我们就要离开他的住处去马克辛餐馆吃晚饭时，我对他说：“博尔赫斯，我总是不能一清二楚地记住你说过的话，我能记住一切，但就是你的话记不住。”博尔赫斯挽住我的胳膊，以一种典型的似非而是的口吻安慰我道：“记住斯威登堡[1]说过的话，上帝赋予我们大脑以便让我们具备遗忘的能力。”
要我一一记住我们在飞机上、汽车里、街道上、饭馆里、起居室里的那些长时间的谈话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至少以这种稍微正式的方式为大家录下了他那惊人的坦率、困惑和睿智。以我的经验，还没有什么人曾这样像苏格拉底一样与别人交谈过。他的谈话中充满了深刻的、动人的沉思与反驳。我们多么幸运，录下了他的思想，录下了他几小时的谈话，他曾以令人异常敬佩的友情同别人交谈了一生。
1976年，博尔赫斯花了三天时间在印第安纳大学参加了一系列有关他的生平与创作的对话活动。1980年春天，在威廉·T.帕登基金会、印第安纳大学西班牙葡萄牙语系、比较文学系和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共同主持下，他作为帕登教授重返印第安纳大学，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博尔赫斯1980年的那次美国之行中，他还访问了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一路上边走边谈。在芝加哥大学，他参加了一次大型的对话活动。在纽约笔会俱乐部，他回答了阿拉斯泰尔·里德和约翰·科尔曼的提问。他还曾在迪克·卡维特主持的电视节目中露面。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布特勒图书馆，众多活跃的人们聆听了他的谈话。在那里他说：“人群是一个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在与你们个别交谈。”离开纽约后博尔赫斯到麻省理工学院参加了一个由该学院与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共同举办的讨论会。这是博尔赫斯自1967年在哈佛大学任诺顿诗歌教授以来第一次重返坎布里奇。
威利斯·巴恩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