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此句是陆羽所著《茶经》的开篇语。陆羽因此书而被后世奉为茶神。比如，他的画像被绘在许多茶店的招牌上。
陆羽生年不详，而据《新唐书》，他殁于唐贞元末。贞元年号的使用至贞元二十一年八月为止，若陆羽殁于是年，则相当于公元805年。上一年入唐的最澄在这一年归国，而空海则于此年在长安从青龙寺的惠果那里接受了传法阿阇梨位的灌顶。这一年相当于日本恒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
饮茶在唐代已渐渐形成文化，而陆羽则可以说对之进行了总结，并建立了体系。由于陆羽对于茶文化的贡献至为重大，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茶文化也是始于陆羽。更有甚者，还有人可能会误以为饮茶是陆羽首创的。陆羽画像总是出现在茶店的广告牌上，因此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也并不奇怪。
不用说，人们在陆羽之前便已开始饮用茶。饮茶的习俗非常古老，甚至无法估测其出现的时间。只是“茶”字很可能是到了陆羽的时代才开始使用的，此前使用的是“荼”、“茗”、“荈”、“槚”等字。
麻烦的是，若据《说文解字》，“荼”的本意是“苦菜”。很可能的情况是：作为饮食用的植物，茶远较苦菜出现得晚，便临时借用了“荼”作为名字。也就是说，“荼”是文字上的借用。因此，不能因为《诗经》中出现有“荼”字，便可断言在孔子以前就有人开始喝茶。《诗经》中的用例是“荼毒”，意指难以忍受的残酷，决非是指茶。
如果口干了，饮水即可，而饮茶除了解渴外还有别的目的。与饮水不同，饮茶要花很大的工夫。这可从中窥见文化的萌芽。待陆羽将之体系化以后，饮茶遂脱离了文化的萌芽期，渐渐迎来了成熟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茶”字终于从“荼”字的阴影中金蝉脱壳而自立门户了。若据清初顾炎武（1613—1682）的研究，早在陆羽之前二百多年的南朝梁（502—557）时，便已出现了“茶”字。
手抄时代的文献散佚甚多，故确定新字形出现的年代是非常困难的。即便茶字在梁代已经产生，但饮茶当时还未普及，所以可能使用得并不广泛。
饮茶的习惯最早应该是在其原产地附近的四川地区得以普及，逐渐沿长江（扬子江）扩展到适宜茶树栽培的江南地区。梁是南北朝分裂时期均以今南京为都的南方六朝中的第五个王朝。南朝人饮茶是很普通的事，但北方并不如此。“茶”字虽然在南朝梁时便已被创造出来，但在大部分人没有见过茶的北方，它应当并不通用。
此时“茶”字虽然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字被局部使用，但毫无疑问，当饮茶的习惯普及全国以后，它就成为全国通用的文字了。这要等到南北统一，南方嘉木之叶可为北方人普遍赏味的时代。政局稳定、民生殷实是“茶”字获得市民权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完备，或许是在陆羽的时代。
南朝梁之前的齐是南朝的第四代王朝，这个短命王朝（479—502）的统治仅仅维持了二十三年。半个世纪以前北朝也出现了名为“齐”的王朝，历史学家分称二者为南齐、北齐。
担任南齐秘书丞重职、详熟经史的王肃，因故亡命北魏。北魏虽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但在南方成长的王肃，一开始并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当时的孝文帝正致力于推行汉化政策，禁止使用本民族的原有语言，即所谓禁胡语。征服者将自己的语言强加于被征服者的例子并不少见，但在北魏却恰恰相反。不仅是语言，胡服、胡姓也被禁止。拓跋这一固有的姓也被改成汉式的“元”姓。唐代白居易的密友、诗人元稹，以及金代首屈一指的大诗人元好问等人，都是改姓元的拓跋部的后裔。
北方有北方的生活方式，因此无论怎样汉化，当时也并未有太大的改变。饮食上还是以羊肉和酪浆为中心。酪浆是熬制的乳饮料，含有百分之一的酒精度，味似酸奶。
王肃于太和十八年（494）亡命北魏，时年方三十。比“亡命”更为优雅一些的措辞是“归顺”或“降伏”。据说王肃不习惯北方的饮食，总是食鱼，饮茗汁（茶）。但他的适应性应该很强，所以渐渐也适应了北方的饮食习惯。数年之后的某日，在宫中举行的宴会上，王肃畅食羊肉，痛饮酪浆。见此情形，孝文帝不禁讶异。他问王肃：
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
王肃答曰：
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
齐、鲁、邾、莒是春秋时代的诸侯国，虽有大小之别，但皆各自独立，地位平等。而主人和奴隶，则上下分明。茶甚至不能为奴，可见是毫无地位的。
上则传闻出自六世纪中叶成书的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正觉寺”条。此寺乃身为尚书令（宰相）的王肃为妻子修建的。
茶的别名“酪奴”，即来源于上述王肃的一席话。
逃亡之初，大概因刚从湿润的南方甫迁到中原的干燥地带，所以王肃频繁饮茶，人称“漏巵”，即无底之杯。而此时他竟然把茶贬为“酪奴”，是不是太过分了？
王肃亡命乃因父兄为南齐武帝所害，亟欲报仇，因此对于南方之物，大概多颇为嫌恶。即便是平时那么嗜好之茶，若有酪浆润喉，亦弃而不顾。以茶文化言之，饮茶的气氛甚为重要。若心憎南物，则饮茶之气氛全无，故不得不谓茶为酪奴。
酪奴以外，茶还有另一诨名叫“水厄”，指的是水灾。
东晋王濛生活于四世纪中叶，以相貌俊美闻名。相传某日因帽破而去店家购帽，不知是否因迷醉于其美男子的翩翩风度，老板娘赠其新帽一顶。此王濛亦极好饮茶，但凡有客人来访，总要向对方进茶，让客人酣饮不止。
王濛历任司徒（宰相）之掾（幕僚）、长史（秘书长），因公事不得不会晤王濛的人每每感叹：“唉，今日难免水厄矣！”
前面提到的从南齐亡命北魏的王肃，甚好学问，孝文帝常与之晤谈。其崇拜者众多，其中给事中（皇帝的顾问）刘缟因极为敬爱王肃，甚至模仿其嗜好，《洛阳伽蓝记》说他“专习茗饮”，意谓其虽以饮茶为苦，仍努力练习不辍。
北魏虽以武力称雄，在文化上则仍不及南方。皇帝自己便积极致力于汉化，正是因为将南方视为文化的正统。孝文帝此举当然也会招致抗拒和排斥。孝文帝的弟弟彭城王揪住勤练饮茶的刘缟说：
卿不羡王侯所食之八珍，而独喜苍头之水厄，效颦者乃卿也！
八珍大概是指八种珍味。彭城王邸中以江南人为奴，故其常饮之茶亦被彭城王视为奴仆的饮品。“苍头”即黑头，指无冠露发之奴隶阶级。
彭城王与其兄孝文帝不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指责的并非王肃，而是仿效王肃的刘缟。同样是饮茶，王肃还像个样子，而次流刘缟饮茶，对于彭城王而言，却无法忍受。
“效颦”典出《庄子·天运》，是说绝世美女西施蹙眉之态楚楚动人，美得难以用语言形容，农家丑妇效之，却徒留笑柄。
“效颦”是当面辱骂，北魏宫廷中人从此不敢在彭城王面前饮茶。宫廷宴会中虽亦设茶，但无人敢碰。一时之间，北魏宫廷饮茶仅限于新来的南人。
号称“无底杯”的王肃，饮茶“一饮一斗”。当时的斗约当二公升，比日本的一升稍多。即便如此，饮一升的茶也是非常困难的。
从梁亡命至北魏的皇族中有一人名为萧正德，他是梁武帝的外甥。武帝无子时过继给武帝为养子，武帝生子后被免为西丰侯。他因此不满，逃亡北魏。在北魏宫廷中有人问他：“卿水厄多少？”萧正德答道：“我虽生于水乡，但尚未遭水难。”举座皆笑。他当然不解“水厄”之意。
六朝中最初的王朝是吴。长期统治江东的孙权称帝后，于222年改元黄武。280年，吴于第四代皇帝孙皓时亡于晋。
孙皓二十三岁即位，享有“才识明断”的高誉。当时的东吴在北方的压力下国威不振，国人期待他是东吴的救世主，但人们的期待落空了。
《三国志》以“凶顽”评价孙皓，据说他肆行残暴。虽然经常会有辜负人们殷切期待的人，但孙皓以乌程侯的身份驻于地方的时候，似乎确是才识明断的。为何会突然变为暴君呢？令人不解。我猜测这恐怕是酒精中毒的结果。
若仅是自己饮酒过量也就罢了，孙皓还强迫家臣喝酒，而且规定其量为七升，相当于现在的七合七勺。虽然饮用的大概是酒精度较低的酿造酒，但对于普通人而言，七升已是大为过量。对于皇帝孙皓而言，这就是其目的。一旦被灌得酩酊大醉，酒后吐真言，孙皓便令侍臣记录下来，于是就出现了逮捕、处死口触帝讳者等残酷的事。
孙皓对有的臣子甚为偏心，但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宠爱何时会消失。韦曜起初甚得孙皓欢心，被委以修史等任。他不善饮酒，最多亦仅二三合而已。孙皓知之，特减其量。《三国志》云：“密赐茶荈以当酒。”可见其关心备至。据此，则可知当时茶酒颜色相同。
但这一宠爱并不长久。孙皓欲将己父之传列入“纪”，即专门记载皇帝事迹的史传。但孙皓之父孙和并未曾即位，故韦曜不同意以孙和传为纪。拂逆暴君之意是非常危险的。宴会之上，遂不能以茶代酒，终至捕杀，其时韦曜年70岁。
孙皓的统治被晋终结，天下重归一统。但晋的统一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还不到四十年就已灭亡，残留下来的一个皇族中人在南京建立了流亡政权，是为东晋，也就是六朝中的第二代王朝。
晋是司马氏篡夺了曹魏政权后所建。魏之所以轻而易举地被推翻，是因为权力过度地集中于皇帝手中，而皇族仅被封为名义上的王，没有兵权。这样，即便皇权濒于危险境地，皇族亦无能为力。晋吸取了这一教训，给予诸王兵权，但他们为争夺帝位而混战不休，终致灭亡。
教训只是片面的，晋忽略了其他的教训。在晋的体制下，统治者必须是英明的。而晋的第二代皇帝惠帝昏庸无能，在人民饥馑无米下锅的时候，他还反问：“何不食糜？”他像玩偶一般，任人废而复立。据说当他复位回到洛阳之际，宦官曾给他献茶。这也说明茶是适合皇帝的饮料。但据《晋书》，惠帝还洛时乘牛车，随从公卿则徒步而行。皇帝外出时有卤簿（行幸队列）制度，牛车不在规定之内。在天子的卤簿中，士以上的官员须乘车，徒步亦为特例。那么这次的“茶”是否也是个特例呢？惠帝一行在洛阳“哀感流涕”，昏庸的天子就在这样的情景中啜茶而饮。
南北朝时期有一文人名为王褒。中国姓氏的数目远较日本为少，且早先名亦仅为一字。西汉末年，二字名稍见使用，但王莽随即颁布了二名的禁令。《三国志》中的诸英雄如曹操、刘备、孙权等，都是单字名。这样一来，当然同名同姓的人就很多。但有助于改善这一情况的是，中国人在名之外还有字。一般友人之间用字称呼，即便同名，以“字”亦可区分。但是，同名同姓甚至连字也相同的例子也是有的。
公元前一世纪时期西汉的王褒字子渊，六百年后，北周的王褒亦字子渊。因字多与名在意义上有关联，故同名同字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比如毛泽东的字是“润之”，“泽”通“润”。蒋中正的字是“介石”，盖取其中正如石之意，这个字更为有名。
“褒”字“衣”中有“保”，保指婴儿，尿布称为“緥”，母亲裹婴儿的衣服称为“褒”。“褒”又大又深，让人联想到“渊”。“子”是“孔子”、“孟子”的子，常用于雅士之名，故“子渊”作为“褒”的字非常合适。从前在宫廷中孕育帝王之子的宫女大概会得到类似于孕妇服一样的服装，亦称为“褒”，这在那个时候会被人们称羡，故褒字有赞誉的派生之义。
我们这里说的字子渊的王褒是指西汉的那个王褒，他是位文人，《文选》收录了他的《洞箫赋》、《得圣主贤臣颂》两篇文章。《文选》很早就在日本流传，如清少纳言《枕草子》所云“文谓《文集》、《文选》”，可知《文选》是宫廷之人的必读书。另外，这里的《文集》是指《白氏文集》，亦即白居易的文集。因此，王褒在日本亦有其读者。但他所写的与茶有关的《僮约》，《文选》却没有收录。或许他自己写这篇文章时，也不觉得其重要，而是视其为游戏之作。
要说到明确的最古老的记述人们饮茶之事的文献，似乎便是王褒的《僮约》。
陆羽的《茶经》里虽然引用了神农的《食经》，但这本书并未留存下来，神农也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此外，《茶经》中还提到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中有“荈詑”的记录，这虽然被认为与茶有关，但到底是否如此，尚难定论。《凡将篇》虽流传至唐代，但其后亦散佚了。
王褒的《僮约》如名所示，是一份僮（佣人）的契约书，列举了佣人必须完成的工作，其中“茶”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烹茶”，茶有“苦菜”和“茶”两种含义，单是这个记录，说的也可能是烹煮苦菜的事情，不限于茶。但“武阳买茶”，却只能说的是茶。王褒居于益州，即现在成都东北的广汉，那里距武阳（今彭山）大约一百公里。如果是苦菜，必须要新鲜，而且苦菜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种植，在益州的市场上也可以买到。而武阳至今仍是眉山茶的产地。
据《汉书》，王褒是蜀郡人，因益州刺史的推荐而被召至都城。他为什么要写《僮约》呢？其经过大致如此：
王褒在书生时代，从故乡资中出发去成都，途中宿于寡妇杨惠家。寡妇家中有其亡夫所买的奴隶，名唤“便了”。王褒命其买酒，他却说：“大夫（杨惠之亡夫）买我的时候，约定只为他守墓，因此我不能为其他男人买酒。”以此为由拒绝。据说王褒一怒之下，以一万五千钱买下了便了。
王褒为了惩治狂妄的便了，为其制定了苛刻的服务规约，这就是《僮约》。像“晨起早扫”、“食了洗涤”这样从早到晚的各种规定，写满“百役”。掘井、护院、违命笞一百……种种过分的要求令便了惊悔，不禁自怨自艾：“早知如此，当初就应听命买酒啊……”
《僮约》中有很多细碎的做饭的规定，“烹茶”列在最后，由此也可推断这不是苦菜，而可能是茶。《僮约》写道：“牵犬贩鹅、武阳买荼。”宋代的百科全书《太平御览》将该文收到“文部”的“契券”项下，不过这是不是真的契约呢？若为买入的奴隶，恐怕没必要做如此细致的规定。若虐待至死，也是主人的损失。我想这只是文章大家王褒假定要惩罚骄横的奴隶而作的游戏文字。此文是韵文，契约书中用韵是没有必要的吧。
不过若此事不虚，则此《僮约》不得不说是令人厌恶的文字。折磨弱者，对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奴隶喋喋指责，有什么意思呢？奴隶便了对于亡主可能是十分忠诚的。故主的未亡人邀请年轻的书生入住并酒宴款待，使他十分不满，因此就找借口拒绝买酒。若此推测不误，则便了并非懒惰的奴隶，而是一个可爱的忠仆。
无论如何，《僮约》中“牵犬贩鹅”的对句亦须是买入物品。此一游戏文字的作者选择了“茶”。因有武阳这一地名，故此处的“荼”即指茶。《僮约》中写明了日期是神爵三年（前59），由此可知，四川地区在这一时代已经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这似乎是关于茶的最早的文献了。
既说“买茶”，则当时茶已经成为商品。但只能在产地买到，故大概尚未普及。或者王褒亦有遣奴大量买入并在益州出售以牟利的打算。据《僮约》，我们不难想象，饮茶当在神爵三年以前很久即已开始。
西汉王褒的《僮约》已经明确显示，公元前一世纪，已经出现了饮茶的习俗。此后约二百年的东汉时代，文献中并没有关于茶的明确的记录。陆羽的《茶经》引用了东汉末年华佗《食论》中的话：“苦茶久食益意思。”华佗在中国是名医的代名词，乃至药品的商标会标以“华佗膏”、“华佗丸”的名目。华佗的生卒年不明，曹操以之为侍医，但因其还乡不归，故将其杀害。
华佗是沛国谯郡人，与曹操是同乡。临刑前，华佗欲将一卷书交给狱吏，说：“此书传世，可活苍生。”但狱吏畏法，不敢收。华佗悲愤长叹，只得将医书投入火中，付之一炬，故其术不传。据《三国志》记载，其后曹操爱子染疾，百般医治无效而死，他亦追悔杀了华佗。
书既毁于火，则华佗的著作亦不应留存。故《食论》被疑为伪作，此书现已散佚。此外，传为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亦涉疑伪。
华佗虽说是东汉时人，但已是东汉末期，从此时开始，关于茶的逸事就开始多了起来，出现了“以茶代酒”、“酪奴”、“水厄”等典故。但这些不过是些传闻轶事，即便如此，总比没有任何记载要强。但此时还没有到品茶作文的阶段，真正赋予茶以价值，创建茶艺体系，仍要等到唐朝陆羽时代。
三国时期割据南方的吴降晋以后，形成了短暂的天下一统的局面。张载正是这一时期的人物。他历任著作郎、弘农郡太守，最后升至中书侍郎，由于忧心乱世，辞官隐退。《文选》收有其《拟四愁诗》。此外，其《登成都白菟楼诗》末尾写道：
芳茶冠六清，
溢味播九区。
人生茍安乐，
兹土聊可娱。
张载是河北安平人，曾游蜀地，其越剑阁时所作《剑阁铭》为世所知。他登上成都的白菟楼，歌咏蜀国亦堪为安渡人生的乐土。在提到橘、鱼、水果的可口之后，他写下了前引的诗句。“六清”见于《周礼》，指水、浆、醴、醇、酱、酏。虽不知这些都是何物，但既称“清”，应是清爽的饮料。诗中说到，蜀地芳香的茶则更胜六清，其美味传于“九区”（天下）。
与张载同时代的左思写有引得洛阳纸贵的著名的《三都赋》，在其蜀都的部分中列举了蜀地名产，其中并没有类似茶的东西。那么张载虽然认为茶的香味满天下，但恐怕尚未能获得公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