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期间，匈牙利全国各城市市长开了一个联合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有效避免犹太人污染？”会议开完，做出许多决议，其中一项是详细规定犹太人只有在白天当中特定的几个小时，才能使用公共浴池。
看到这样的会议记录，我们立刻能理解：这是德国**占领东欧，加强对于犹太人迫害的行动一环。匈牙利的市长们，是在执行占领者的命令。
然而如果将这份纪录放回**反犹过程背景里，进一步对照另一分资料，我们会惊讶发现其不同的意义。
要拿来比对的数据，是**“终极解决”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时间表。对苏联东征战争中，**放弃了将犹太人集体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的计划，吃了秤锤铁了心，决定彻底杀尽犹太种族。接着各地集中营加盖了瓦斯毒气室，然后选定包括奥斯维辛在内的几所集中营，作为屠杀犹太人的主要中心，陆续将犹太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运送过去。
因为运输安排上考虑，离奥斯维辛比较近，比较不影响战争军队移动地区的犹太人，最先被送进毒气室里“解决”。于是很快地，东欧的几个国家境内，犹太人消失了踪影。
荒谬的官僚作业
让人讶异，更让人不解的是，从数字数据上看，当匈牙利的市长们开会讨论“如何有效避免犹太人污染”时，其实这些城市里的犹太人几乎都已经被运往奥斯维辛了。当他们规定犹太人只能在几点到几点间进公共澡堂时，这些城市已经没有犹太人踪影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荒谬的事？已经把犹太人都送走了，干吗还开会讨论“如何有效避免犹太人污染”？答案是：官僚作业。希特勒主政下的德国第三帝国，有庞大的官僚系统在处理犹太问题，犹太人分布广泛，犹太人问题事涉复杂，位于柏林的中央政府还在担心纯种雅利安人受禁区中犹太人“污染”影响，所以下令拟定进一步限制办法，官僚命令不会考虑区域性的差异，于是连犹太人已经被“彻底解决”的地区，也同样收到命令。
那收到命令的匈牙利官员，难道不知道犹太人已经被送走了吗？为什么还订定出公共澡堂什么的规定来？答案也是：官僚作业。反正行礼如仪最简单、最省事，与其去报告、去争论我们这里不适用这样官僚程序，还不如照命令要求，讨论出结果送上去，反正上级交代要的是这个，管他匈牙利城市里有没有犹太人。
事实上，审视这桩20世纪最不可思议的屠杀悲剧，到处都看见官僚作业的力量。欧洲的反犹主义由来已久，对犹太人的歧视迫害在所多闻，然而在**手中，首先将反犹主义彻底意识形态化，大肆宣传，将德国遭遇的困难、挫折，全都推到犹太人身上，从而取得政治权力。
不过**积极宣传反犹，犹太人还能在德国活下去。取得政权之后，**进一步将反犹订定为德国的政策，明确用政治力量来执行歧视、迫害犹太人。但即使如此，在这个阶段还很少有犹太人遭到杀害的。
真正使犹太人命运掉入深渊中，是**建立了负责对付犹太人的官僚机构。一旦有了“犹太专家局”，各地对犹太人的实际伤害，就快速增加。
开始强制执行犹太人口调查，没收犹太人财产，将犹太人关进特定街区中，将犹太人运出德国境外，一步步到将犹太人送入集中营，再到送进毒气室里。
邪恶的平庸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观察、分析**犯下的空前罪恶，论其根源为“邪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一部分就是指向官僚的可怕作用。一则是官僚体系，尤其是德国的官僚体系，极有效率地执行了被交付的任务；一则是官僚体系会不断生出规定、办法，加速加重罪恶的进行。
官僚体制让在其中执行工作的人，失去了罪恶感，所以即使是那么大那么深的邪恶，都被视为平庸反复的日常工作，没有了对于良心的挑战与折磨。官僚体制为什么会有如此效果？因为它创造了一大堆程序、规定、办法，这些手续把人淹没了，让人看不到真正的目的，也看不到真正的结果。
官僚体制最大的特色，是层级、是步骤，一件事被切分成许许多多琐细的程序，经过许许多多不同人的手里，然后一层一层管理节制。而且层级安排的原则是：愈是在第一线做事的，愈没有权力；愈有权力的，距离造成的影响离现场愈远。
其结果就是：实际执行的人不能对自己执行的做法负责，当然也就不能对执行的结果负责；要负责的人却又看不到、感受不到实际权力行使的结果。
看似合理的安排，隐伏了官僚系统最可怕的问题。将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人，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无法也无权去思考罪恶；上面下命令的人，下的是抽象的命令，不会感觉到多少生命在“终极解决”命令下被摧毁的痛苦与残酷，因此也没有罪恶感。分散、支离破碎的罪恶感，就不再是罪恶感。
犹太人大屠杀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不过其中夸张显现的官僚组织特性，却极为明显且普遍。官僚体系自身无法思考是非对错，官僚体系没有感情、没有感受，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随时牢记这样的官僚理解。因为官僚体系不会自己思考对错，一个抱持扭曲、错误乃至疯狂价值观的人，一旦操控了官僚机器，可以做出非常可怕的恶事。因为官僚体系自身不会去感受，所以即使是荒谬离谱的政策，官僚体系都很难检讨、阻挡下来。
官僚系统愈发达，选择什么样的人支配，就愈重要。尤其是万一选错人，要付出的代价也就会格外的昂贵。支配官僚机器的人至少要具备一般健康的价值概念，具备相当程度的感受力与同情心，否则无论如何，不能将官僚机器交到他手上，这是现代民主必备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