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所谓红学研究之所以总是流于肤浅甚至庸俗，我以为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贵族精神作为阅读前提的严重阙如。在一部题为《豹》的意大利影片中，一位行将就木的公爵沉痛地感叹，豹子（贵族）消失以后的世界，将为走狗和绵羊所替代。这种感叹几可令人联想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著中对历史命运的领悟。在文化的鼎盛时期，人们感受到的是豹的强劲和豹的高贵；及至其衰落，则是一片狗的粗鄙和羊的平庸。如果可以把人类的基本处境划分出生存创造审美三个层面的话，那么与此相应，在其生存层面上呈现的是走狗和绵羊的世界，在其创造层面上体现的是进取性极强的豹的世界，而在其审美层面上展现的则是具有崇高意味的豹的精神世界。如果说歌德的《浮士德》讲述的是一个创造的世界，或曰豹的世界，那么曹雪芹的《红楼梦》呈现的则是一个审美的世界，或曰贵族的精神世界；而那个以所谓红学为标记的《红楼梦》的阅读历史所隶属的恰好是很不幸的生存的世界，亦即走狗和绵羊的世界。或者是走狗的居心，或者是绵羊的道德，阅读前提的这种低贱决定了人们对《红楼梦》的先天性误读。也许这本身就是历史，这本身就意味着命运；但这样的命运一旦获得揭示，那么这种不幸的阅读历史就应该结束。作为《红楼梦》的阅读前提，人们要摒弃的不仅是走狗的动机和绵羊的道德判断，而且还包括豹子的进取。也即是说，只有当读者具备了对豹的精神的领略，或者说具备了贵族的审美的精神素质，才能真正进入《红楼梦》所展现的世界。
这样的阅读前提显然与历史截然相悖，因为无论就《红楼梦》的问世还是其被阅读的背景而言，人们所看到的都是走狗和绵羊的历史。且不说豹的精神，即便是有关豹子本身的时代，也成了遥远的历史回忆。春秋战国几乎作为一场最后的创造性的博弈，给整个文化留下了一个辉煌的高潮性终结。周秦以降，历史与其说是创造性的，不如说是延续性的。汉不如周秦，唐不如汉魏，宋明又不如唐，如此等等；文化气脉一代比一代衰微，历史精神一朝比一朝灰暗，以至于儒家学说竟然作为一种绵羊的道德主宰了整个文化的历程。而所谓绵羊道德，不是旨在创造，而是张扬功名，表彰忠臣节妇。在此，道德楷模如同坟地里的墓碑一样，比比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有了关公、岳飞，诸如此类典型；有了**、王杰，诸如此类典型。在这样的历史上，王权与宗教是同一的，暴力和道德是互补的，顺民和痞子是同构的。
在走狗和绵羊的历史结构中，社会形态是奴隶性的。奴役者和被奴役者构成其基本成分，而奴役和顺从则是人际间的关系原则。就奴役者而言，成功与失败乃是奴役技巧和运气好坏的问题；就被奴役者而言，顺民和痞子的区别则在于顺从不顺从，或者听话不听话。生存是这种社会所遵行的最高原则，而竞争则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没有竞争所必须具备的平等前提，就好比赛跑没有起跑线一样。本着这种生存原则，对奴役者而言是尽可能满足其物质欲望，对被奴役者而言则是只要活下去就行。对生命中的欲望成分和物质追求的满足，构成整个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仰；如果说这种社会也有宗教意识的话，那么无非是生存愿望的凝聚和物质欲望的渴求，诸如金钱至上、唯物主义、恭喜发财、保佑得子，等等。人们烧香磕头不是因为精神需要，而是出于物质动机。宗教意识在这种社会里完全堕落为物的迷信。与这种唯物主义宗教相应的，则是绵羊的道德准则。听话和服从，是这种绵羊道德的核心。当年孔子定下的具有贵族气息的仁义礼智信，在这种道德社会中被全然曲解成驯顺和监视，驯顺是被奴役者之于奴役者的道德准则，监视是被奴役者之间的督察规则。也即是说，一方面是听话；一方面是互相揭发，构成这种社会道德的明暗部分。公开宣扬和灌输的是听话，暗地里提倡和鼓励的是揭发。听话者将揭发看作理所当然的义务，揭发者促使听话者更听话，听话者所基于的是绵羊本性，揭发者则缘自狗的忠诚。根据这样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形态，人们可以在《红楼梦》中看到其生动的预告，我指的是袭人形象。
作为晴雯形象的反面，袭人形象的象征意味在于对以往历史的揭示和对未来世界的预告。她凝聚了一个生存社会的全部道德，概括了一部走狗和绵羊历史的全部黑暗。她对贾宝玉的规劝和对林黛玉的告发，与其说是出于一种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如说是源自绵羊之于贵族的恐惧和反感。作为一只典型的绵羊，袭人的所作所为是朴素的自然的合乎其心理逻辑的，因为这基于绵羊的本能。她本能地向王夫人告密，本能地向薛宝钗效忠，本能地向贾宝玉进言，本能地对林黛玉反感，如此等等。如果说，大观园的女儿世界是对昔日的贵族时代的追忆和对历史回光返照式的眷顾的话，那么大观园中这只唯一的绵羊所意味和暗示着的则正好是失落了贵族精神的历史和社会道德。在此值得顺便指出的是，当这种绵羊道德变成一种生存的游戏规则时，这种道德的末日也就来临了。也即是说，听话和揭发在人们心目中不再作为朴素的本能和神圣的准则，而只不过是一种达到生存目的的有效手段和互相残杀的人际关系武器时，这种道德在袭人那里的坚定性也就被自然瓦解了。
在论说《红楼梦》所揭示的走狗绵羊历史时，必须提及的还有与袭人形象对称的奴役者形象王夫人。这个女人虽然身为贵族，但却没有丝毫贵族的文化气息和审美精神。她是走狗绵羊历史的另一种概括。在老太太面前，她扮演的是孝顺的媳妇；在其丈夫跟前她所遵行的是传统的妇德；而面对那个大观园世界，她则既具备狗的凶残又善于使用绵羊的道德。王道和霸道在这个女人身上有着如此完美的结合，以至于人们在她那里读到的只有那样的历史而没有丝毫女人的意味。从她不屈不挠的念佛和对女孩子尤其是美丽出众的女孩子的嫉恨和歹毒，人们完全可以揣度她和她那个迂腐的男人在一起时的性生活的贫困。这种贫困导致她在对被奴役者施虐时的放纵和无法节制。她几乎集中了一部奴役和被奴役的历史的全部阴柔和全部暴虐，从而以一个柔软而狰狞的形象不声不响地站在大观园世界的对立面。
作为与大观园世界对立的走狗绵羊世界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象征性形象便是薛宝钗。这个少女介于王夫人和花袭人之间，既没有达到极端的伪善和暴虐如王夫人，也不致于落入极端的可怜和顺从如花袭人，从而得以将绵羊道德本身推向极端。并且像王夫人和花袭人一样，把生存作为其生活信念和最高原则。所谓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之类的权术原则，在薛宝钗手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同样，后人所谓和风细雨式的政治思想工作方式，在这个少女那里也已经有了十分经典的示范。她不仅以此获得了贾府中所有高层领导人员的信任，而且也同样征服了贾府中所有浑浑噩噩的人民群众，甚至连她的天敌林黛玉也被她的一番谈心谈得晕头转向。除了那个鹤立鸡群般的贵族少妇王熙凤，几乎没有人能够洞悉她的真实面目。这个形象在绵羊道德上的完美无缺，致使一代一代的阅读者都为之走火入魔，倾心不已，从而掉入这个温柔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在一个走狗和绵羊的世界里，没有文化的被奴役者扮演的是袭人角色，有文化的则学习薛宝钗，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效法王夫人。这三个形象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生存历史，既蕴含着史前的愚昧，又具有末日的平庸。而且十分不幸的是，这部历史又正好与《红楼梦》的阅读历程全然同构，我指的是王国维、胡适以后的红学以越来越红的形象步入走狗和绵羊的粗俗。
《红楼梦》所展示的那种人类处境的第二个层面，是以王熙凤和探春为象征的创造世界，遗憾的只是，她们实在生不逢时，所以作者痛心疾首地告诉人们，一个是以“凡鸟偏从末世来”，一个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王熙凤的精明强干尤其是在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王夫人之类的庸人专制和美丽柔弱的大观园世界之间的巧妙周旋，足以令人联想到《飘》（Gone with the Wind）中的思嘉丽。同样的个性，同样的好强，同样的锋芒毕露，同样的利己主义，同样的不择手段，同样的不信上帝不信来世只相信此时此刻的现实争夺和当下创造；不同的只是，与思嘉丽适逢其时相反，王熙凤正好降生在行将没落的世界，致使她的所有创造性努力都不过是办泥家家式的儿戏，徒然地消耗在处于海市蜃楼幻觉中的历史沙漠里。饶有意味的是，作者不是在小说中的任何一个男人身上而恰恰是在这个少妇身上倾注了如此强劲的创造精神，从而作为一种对豹的时代的飘忽不定的追忆。这种追忆虽然不无惆怅，但却历历在目。王熙凤不仅具有豹的敏捷和行走如风，而且具有豹的尖锐和洞若观火；无论谁的言行心计，全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即便深藏不露如薛宝钗者，其城府也被她一眼见底。相反，对一些举止不凡的出众丫鬟如鸳鸯晴雯者，她则抱有为她所独有的敬意和赏识。在整个死气沉沉的深宅大院内，王熙凤形象一反芸芸众生的庸庸碌碌，显示出惊人的勃勃生机。她毫不留情地打击甚至消灭任何对她构成威胁的敌手，哪怕是忠厚善良但又软弱无能的尤二姐也不例外。她也肆无忌惮地积攒自己的私房钱财，并且同样肆无忌惮地与小叔子同车共行，与青年公子打情骂俏，将绵羊道德踩在脚底下。正因如此的出类拔萃，她在小说中的出场亮相才被写得那么地先声夺人，气势非凡，如同豹子出林，给整个世界平添一股生气，陡增一道亮色。相形之下，思嘉丽虽然鸿运在身，吉星高照，但在气概和声势上比之王熙凤，毕竟有些见拙。
似乎是对王熙凤虎虎生气的一种衬托，读者可以在探春形象上看到另一种豹的敏锐和凶猛。探春是在众姐妹中唯一一个具有王熙凤气质的强者，也是唯一一个敢于与王熙凤公开抗衡的贵族小姐。只是她的遗憾不仅在于生于末世，而且在于连成为王熙凤的机会都没得到。相比于作为贾府总理的王熙凤，探春只是在王熙凤生病期间行使过一阵代总理的职权。但即便是出任这一临时的权位，她也施展了一番兴利除弊的身手，并且同样地不把绵羊道德放在眼里；不仅冒犯王熙凤那样的权贵，而且抵制亲生母亲的无理取闹，义正词严，不避亲，不让人，其风度一如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贤相清官。
然而，在那样一个末日世界里，《红楼梦》出示王熙凤和探春那样的贵族形象虽然声势夺人，但终究哀歌唱挽。人们在此读到的只不过是创造能力，而没有任何创造结果。创造者本身的才能似乎全都具备，但她们失落的却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她们的时代既没有浮士德时代那样的明快节奏，也没有思嘉丽社会的青春气息。这种历史性的悲哀就好比凶猛的豹子虽然威武高贵，但她们生存的前提——森林——却已经消失了。在此，所谓森林，象征着一种平民社会。
在人类历史上，使具有贵族意味或者说文化意味精神意味的历史进取成为可能的，既不是走狗绵羊的奴隶社会，也不是只剩下豹的审美精神的贵族社会，而恰好就是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平民社会。这种等价交换不仅是商品经济的流通尺度，同样也是人际关系的平等准则，它使竞争有了必须具备的起跑线。就此而言，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与其说是一幕喜剧，不如说是一出悲剧。它以对贵族风度的审美践踏了商业社会的原则，这种不公平表明，作者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宁愿选择美学，而不愿赞扬进取以求与历史同步。相比之下，《飘》似乎在审美和历史的天平上比较持平，那部小说虽然也感慨南方贵族的随风而去，落花流水，但它同样正视北方社会所代表的历史潮流，并且让一位南方贵族小姐扮演浮士德式的角色。在此，思嘉丽的贵族意味与其说在于昔日的荣耀，不如说在于重建家园、振兴经济的骄傲。南方的荣耀也许不无审美价值，但北方的进取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精神。正是这种历史精神而不是那样的荣耀构成了以后的美国社会，一个典型的平民社会，一块典型的自由国土；创造，而不是生存，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人性的全部高贵都在人们的创造活动中体现出来，而不在于玩弄昔日的家族风度。只要具备豹的精神和豹的意志，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贵族。
由此可见，“贵族”一词，在我这里并不是意指身份，而是强调精神，并且与人性相关。它有时诉诸创造的意志，有时诉诸历史的灵魂。它在其本质上与其说是进取的，不如说是审美的。尤其是当它全然以灵魂的形象体现出来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清澈晶莹的艺术世界，而这正是一部《红楼梦》所叙述的主体形象，大观园里的少男少女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