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宝贝，你别这么说。你才不是那种只甘于写爱情的女孩！”
“唔。没错。小说里只有一个在等待台风的女孩，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有其他人，甚至连台风都没有来。只有她的等待，焦虑，空虚，什么都做不了。”她说着，太激动了，不知为什么竟然开始发抖，她感到自己从未像此刻这般，既勇敢，又畏惧。
5
大澍的好运来得比预想中更快。2004年，阳阳和大澍都不得不开始接一些散活。阳阳帮人整理采访录音，渐渐地自己也开始做一些采访，大澍则去画廊接拍展览开幕。一位意大利艺术家在上海租下整间荒废的工厂，耗时一个半月，做大型装置作品，大澍负责整个过程的影像记录，为此他们又花光了所有微薄的积蓄，买下一台二手的索尼摄像机。想要换一间更大的房子租住的计划不得不再次延后。
西蒙最初是被大澍侵犯式的拍摄方式所吸引。大澍像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他不使用变焦镜头，长焦镜头，这使得他从来不躲避，不管拍摄的是风景，楼房，静物还是人，他都采取正面强攻的姿态，迎上去。因此他常常不得不近距离地面对陌生人的惊恐甚至愤怒。而到了他的镜头里面，所有东西的面貌却又反了过来，他们变成了闯入者，对峙者。他在经历了一年散漫的游击式拍摄以后，迅速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跳过了其间摸索和折返的过程。他的照片缺乏被普遍认同的美感，这当中有一半的原因得归结于他生涩的技术，他显然并没有花多大的心思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他得益于这种不熟练，甚至他还打算花些心思保存这种不熟练。因为这使得他的照片粗暴，任性，生机勃勃，同时又痞性十足。
西蒙四十五岁，出生在伦敦，之前生活在柏林，来上海三年。他一副诗人模样，适度文质彬彬，适度不修边幅，入乡随俗地抽中南海。能听懂中文，但是不会讲，因此很难判断他是否真的如他表现得那般不善言辞。他出席各种场合，但几乎不与人社交，正面的交流似乎令他非常为难。他不对任何艺术家或者作品发表看法，甚至不流露主观喜好。
他原有的画廊空间租借在苏州河旁一片新兴的艺术园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那儿是棉纺织厂。随着纺织业的死亡，大片工厂倒闭，荒废了足有十年。直到艺术家们进驻，才又恢复人烟。那儿场地宽大，挑高足够，最重要的是，地处市区，租金却非常合理。当时的整个艺术市场正陷于缺乏规则的混乱，西蒙除了拥有理想主义的热情，同时头脑清晰，下手凶狠，毫不畏惧。他去年半路杀出，一年间签下了四位国内最顶尖的艺术家，令同行乱了手脚。
大澍对准正在点烟的西蒙近距离几乎野蛮地按了两下快门。阴天，他开了闪光灯。
“你这样会挨打。”西蒙告诉他。
“我一直在等待这件事情发生。”
“那是你的运气，早个十年，你的镜头已经碎了，你也得小心你的鼻梁。”
“你点烟的样子很像我父亲，当然他岁数比你大得多。”大澍说。
“你父亲抽什么烟？”
“他过去抽红梅，后来跟人打了个赌，就把烟戒了。”
“我挺感兴趣你都拍些什么？”
“你不会感兴趣的。我敢打赌，因为我只拍我感兴趣的玩意儿。我按照自己的好恶来进行取舍，我喜欢的，我讨厌的。简单吗？”
“你是个朋克吗？”
“哈哈，你怎么会这么想，早五年的话，我会当你是在表扬我，现在觉得你是在骂我。”
“因为你一副不合作的态度，你的态度是从哪里来的？”
“你还不如说这是一种消极的漠不关心呢！”
“你一定没少打架。”
说到打架，大澍来劲儿了。他兴致勃勃地告诉西蒙，他念中学那会儿惹了南码头那片的大佬，被人追到路上暴打。之后的整整一个月，他骑着辆偷来的自行车，包里藏着块砖头，四处溜达，想找人报仇，始终没有找到。直到他的书包被砖头磨出一个洞，他才放弃了。然后大澍花了一会儿时间向西蒙解释十多年前的浦东，以及南码头路。“跟你们这些资本家看到的上海不一样，你住在哪儿，法租界？你们看到的上海就是一个幻觉。当然我的上海也是，不过是另外一种幻觉。”
没有人搞得懂西蒙是怎么想的，他没有被这个不知好歹的年轻人惹怒，反而在抽了两根烟以后与他交换了联系方式，并且约定第二天去他家里看作品。
大澍完全没有约见画廊老板的经验，但是他觉得拿出一堆照片等待审阅挺没意思的，况且西蒙想继续听他聊聊浦东，于是他干脆让西蒙在暗房里帮他打了一晚上的下手，他们印了二十张黑白照片，喝掉一打青岛啤酒。
“你怎么看待成名这件事情？”喝多了以后西蒙问大澍。
“没仔细想过，这事儿可能早晚会发生，所以现在没什么可多想的。”
“没错，这事儿早晚会发生。所以你得想想。”
两天以后，西蒙又打来电话。他想为大澍做一个展览。大澍问了三遍以后，才真的确定了他的意图。但是接着他做出的反应却再次让西蒙错愕。
“我不做群展。”大澍斩钉截铁地说。要知道这是九年前，当代艺术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隔绝，籍籍无名的年轻人根本没有任何展览的机会。但是大澍却有着超出他年纪的清醒和冷静。他郑重其事，却又像是根本没把摔在他面前的机会当回事。
西蒙思索了一分钟，然后他用低沉坚决的声音说：“好的，那就让我们来做一次个展。”
2004年的春天，阳阳回学校上了最后一节课。下午两点，教室里简直是空的。她的同学们大多在上半学期就已经修满学分，陷入找工作的惶惶，几乎没有人再回来上课。上官老师在最后一节课上再次讲起奈保尔，他讲过几次，这部分内容是他讲义之外的。因为他自己的拖沓和散漫，也因为学生的无动于衷，他欧洲文学史的课讲了两个学期，还没有进入20世纪，就已经要结束了。
“奈保尔反复写他的父亲，语言平静。父亲的写作之路未获成功，而阻碍父亲写作的羁绊与痛苦成为奈保尔写作的基石。后来他为父亲出版的小说集撰写序言说：‘我现在必须承认那些短篇已经没有生命，只是活在我的心里。’你们能体会到吗？”没有人吱声。
“除非他最后垮掉，否则一个成功作家的生活无法为他的写作提供材料。”他说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在三个月前阳阳还会为他突发而无序的沉默感到尴尬，但很快她就发现这是他的方式。他对于空白已经过分熟悉，而沉默是他的老伙计。他垂手站在那儿，一言不发，令其他人都手足无措，只有他自己完全不把这当回事儿。
下课以后，上官老师在走廊上和阳阳并行了一段路。
“我觉得我的人生像是碰到了很大的困境。”阳阳突然开口，被自己吓了一跳。她从未与他有过任何交流，因此根本无法从他的神情判断，他是否将此视为打扰。她的人生根本没有碰到什么困境，她也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冒出来的，她后悔极了。她应该只告诉他，你讲得太好了。她喜欢极了他讲奈保尔的那些段落。
“可是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我是个失败者啊。”上官老师轻松地耸耸肩，这样的问题对他而言像是司空见惯。
“你的课很有趣。”
“有趣？”他几乎是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有趣？她又后悔了，她怎么会使用了一个这样的形容词。她是怎么想的，她原本可以说些更有意义的话，比如说——她张口结舌。现在她的挫败感更加强烈了。而他丝毫没有要把她从窘迫的境地里拯救出来的意思，他并没有被她激怒，也没有烦躁，但是比这些更糟糕——他完全心不在焉。
他们一起走过走廊，下了两层楼梯，快要走到楼道门口的时候，上官老师突然问：“你没有找到工作？”
“是啊，还没想好。”
“这就是你说的困境？”
“不是。”阳阳试图轻松地笑笑。
“那真可惜，如果是那种困境，倒是非常容易解决。”
“不是。”
“听着，过多的自由也未必是好事。如果你需要找工作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他写给她一个电话号码，然后说，“你去食堂吗？”
“不不。”阳阳连忙摆手，像是非常害怕他要邀请她一起吃饭。当然她不是这个意思，她很愿意跟他一起吃饭，随便再聊些什么，她喜欢所有听着他的课度过的周五下午。但是算了，她太紧张了，不想把事情搞得更糟。再与他多待一秒钟，都只会把自己的无知和愚蠢暴露无遗。她踯躅在原地，而他也没有再进一步地发出任何邀请。
大澍的展览开幕定在9月，于是接下来的整个夏天，阳阳都在暗房里帮他打下手。她理所当然地错过了这一轮毕业生找工作的最后机会，之后她因为睡过头，没有出席毕业典礼，也没有拍毕业集体照。学校的事情对她来说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终结了，而之后的生活也仿佛并没有任何要铺展开来的意思。
《北码头台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置于论坛顶部，后来还收入了一本小衰自己出钱印刷的地下出版物里。这本小册子现在看起来印得如同中学生校刊，简陋，粗暴，却暗示了这些年轻人对主流文化的蔑视，当然他们在那个时候完全不会知晓，自己日后也成了主流文化本身。
当别人期待着阳阳写出下一个小说的时候，她却好像是根本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整整两个多月，她的每一天都是在暗房里度过的。
下午帆儿过来和大澍一起冲胶卷，阳阳还在睡觉。傍晚帆儿从楼下买个馒头就直接去游戏机房了，阳阳起床，做些基本的能维持日常生活运转的家务活，然后接手帆儿的工作继续放照片。而大澍除了在家里印照片外，还得不时去一次画廊。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完全是真空的，所有的日常事务都退得很远。他们要在六十天里印出三千张照片，弱化了其他一切需求。购买耗材几乎花光了身边所有的钱。帆儿的开销更大，他每天风雨无阻横穿大半个上海，而所有的工作还是无偿的。他不得不常常跑去亲戚家蹭饭，倒卖一些旧的电脑配件换取他们三个人的生活费。他为了节约路费，骑着辆偷来的山地自行车，蜻蜓点水般往返于亲戚家，游戏机房，自己家，和南码头路。
在此之前，他谈了一场非常短暂的恋爱。是在游戏机房认识的女孩，据说“侍魂”打得非常好。因为面对面坐在两台机器前缠斗了一个晚上，到了最后两个人都按捺不住，非要看看对手到底是谁。
后来帆儿背着台PS2的游戏机去她家里，几天以后游戏机坏了。帆儿又去背了回来，找了好几个地方修，都没能修好。两个人的关系又变回两台机器背后的对手。
“上床了吗？”
“没啊。”
“操。”
“不爱惜东西的女人可不行啊。”
他们并没有具体谈起过这场恋爱关系的细节，一种清淡的悲伤感也并没有持续很久。
紧接着到来的便又是一个贫穷到赤白的夏天，体力和抵御无聊的精神都在剧烈消耗，所以一定是大澍身上剧烈燃烧的热情，维系着他们三个人的生存。
西蒙的制作费直到最后一晚才打来，阳阳和大澍工作到傍晚，收工，饥肠辘辘地跑到取款机前面，被里面的数字吓了一大跳。五万块，他们从未得到过这样一笔巨款。他俩晕乎乎地走在路上，觉得应该花掉些钱来庆祝，但是太饿了，来不及多想，先吃了两碗麻辣烫，觉得不满足，换了一间铺子又吃了两碗拉面，还是不够，又再多添了一份。直到最后胃凸出来一块，回到家里就开始轮番呕吐。
“展览结束以后，你打算做些什么？”阳阳问大澍。
“花钱，睡觉。你呢？”
“不知道，写小说吧。或许去找个工作。”
“等我有钱了，你就在家里写小说，或者你花天酒地，随便你，爱干吗干吗。”
“钱花完了呢？”
“花完了我再去挣。”
“好的。我们应该换个大点的房子，你觉得呢，至少有厨房，还有像样的厕所。”
“宝贝，别那么紧张，没什么可担心的。”
“不管怎么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换一间房子。你保证吗？”
“保证。”
第二天晚上大澍从画廊回来，打电话给阳阳，喜形于色。她下楼时看到家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肆无忌惮地亮着大灯，喇叭响个不停。她正要躲开的时候，却看到大澍和帆儿从车里钻出来。而大澍那么喜悦，他打开车门，探出半个身体，蹬上踏板，站得高高的，拼命朝她挥手。
“我买了辆车！你都没法想象有多便宜，才花了三万块钱。”
“什么？”
阳阳待在原地，既无法往前迈向他们，也无法转身回到乱得几近崩塌的房间。
她忙活了一个下午，她甚至去菜场买了蔬菜和牛肉，她想要做些什么庆祝一下。于是她用电磁炉和仅有的一只锅子炖了一锅牛肉汤。她很快就被飞溅的番茄酱和厚厚的牛肉浮沫弄得兴致全无，忙乱地在水斗和临时搭起来的灶台间转换，污水流淌在瓷砖碎裂的地板上。她把切得粗枝大叶的萝卜扔进锅里，它们在沸水里翻滚着往外挤，颜色可疑的汤汁一起往外涌，发出恼人的嗞嗞声。但是不管怎么说，她炖好了一锅汤，番茄酱刺激香甜的味道盖住了牛肉没有去尽的腥味。她煮了米饭，还做了青菜。
她几乎相信他们就要接受新的生活，她甚至暂时抛却了自己的恐惧和彷徨。
而大澍开着辆吉普车回家。车太破，里程数早就超过了十万公里。不知道转过几次手。开过八十迈，发动机就开始轰鸣和颤抖，天气一热，发动机的温度就完全失控，常常在路上开着开着就冒起白烟，不得不把机盖打开，靠在路边，等待发动机散热。之后脱落的地方太多，大澍用胶带固定各种零部件。而他显然沉浸于这种江洋大盗般的招摇过市中，得意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