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
《弃的故事》是我二十多岁时自费出版的诗集。那时还说过这样的傻话：“小说是我的大儿子，诗是我的小女儿。”意即小说，于当时的我而言，是要着盔备甲，持盾举戟，倾全部未来时光之想象，以战争形态冲向让我畏惧的、噩梦魔境的，自己将要变貌、裂解、肝脑涂地的志业。诗只是我羞于见人，童话小行星上的那株玫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我应写了四五个长篇和好几本因周刊专栏而仍作为小说素描练习的短故事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写诗，也不会写诗（即我秘密的，曾有一本年轻之梦自费出版的薄薄诗集）。
那本绿皮薄薄的长形诗集，当时是我大学时诗选课堂上的作业（大二是罗智成，大三是翁文娴），还有在一群哥们儿弄的一份地下影印“同人文学刊物”《世纪末》上发表过的几首，稚拙但透明。当时是师丈刘高兴先生（翁文娴老师的丈夫）——他已是重要的留法回台画家，却有一种像喷着光雾的独角兽，朝向未来想象的创作者的梦想和对年轻人的热爱——不收一毛钱，赠画给我当封面，并亲自帮我设计整本诗集的所有美术内容。我觉得他和阿翁老师，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完全没将我当“未来的一位可能的好小说家”，而就是，那个当下，他们珍爱喜欢的，一个年轻诗人。
另外，当时那本诗集的“自费”，其实是我父亲从他退休金里拿出五万元，帮我印了五百本。他一生清介慷慨，晚年手头甚窘，我却记得他非常开心地将这本怪诗集，拿到同乡会分送给那些可能完全不读现代诗的，那些乡音（南京）极重的异乡老人。我想那绿皮薄诗集，应该是和一些同乡会讯一起被扔在某些老人堆满药瓶、传记文学、剪报或他们的书信纸堆的床头柜吧？
后来父亲过世了。他过世时我其实已三十七岁，已神魂定位是两个小孩的父亲了，但常仍因他的崩倒殒灭而有孤儿之慨。相比于在时光河流中让我百感交集的艰辛，难以言说的像陨石击打在月球表面的许多凹坑，对未来的惘惘的威胁，我常怀念他可以把自己艰苦十倍于我的一生，过得慷慨、仁慈、热爱生命和朋友。
有意思的是，今年，大约是春天之后吧，我发现我又开始“写诗”了。当然还是一些或许让严肃以诗为探索宇宙奥义、一生倾注心神智识为职志的诗人朋友皱眉苦笑的拙稚创作。似乎，隔了二十多年，这个“小女儿”，像袅袅的蜡烛白色光焰，幽灵般地又在我的小说征途，盔甲破裂，刀刃蜷屈，小腿肚布满脓疮和水蛭，眼眶不能自已流出眼屎和泪糊……我敲打键盘，我的“小女儿”便一颗字一颗字出现在电脑的蓝光屏幕上（我从最初至今，所有的小说，不论长短，全部是手写于纸张上）。
我不知道，二十多岁那个眼神还如此清澈、羞怯，但对某些神圣价值燃烧着疯狂火焰的“小说朝圣学徒”，偷孵养在他窄仄贫乏的山里宿舍的，那个“小女儿”；和如今四十六岁，灵魂里插满铁屑和碎玻璃，瞳珠浑浊，颈腮处或不觉已布满鳞片的这个疲惫但或更宽容些，朝暮年余生蹒跚前行，无有奇想的大叔的“小女儿”；她们之间，有何差别？仍是那只时光培养皿中浸泡着，屈膝缩头长发如藻漫开，白皙如百合花茎的少女神吗？仍是我最里头的房间，最隐秘的抽屉，即使星空缠度紊乱，所有颠倒妄想、梦里寻梦，所有崩塌与溶解皆无法侵入的那个“孩童女王”吗？
于2012年11月26日
《弃的故事》印刻新版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