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同文同种”的危险
路标
中国是日本的“百宝箱”
前一章里谈到了日本的“以心传心”和中国的“说服主义”。
在“以心传心”中，当然含有“说服”；在“说服”的方式中，“以心传心”也占重要的比重。
严密地说，两者是重合的。
换句话说，在调节人际关系时，日本人很少使用语言，中国人则多使用语言。
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对话”。日本人话不多，大概是因为最重要的对话对象不是人类吧。
听起来似乎有点语出惊人，博人眼球。举个例子。
——人应该怎样生活？
这种根本性命题，日本人相互之间会讨论吗？讨论这种问题的机会，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
在文明的曙光期就产生了错位。
在中国，人们对生活产生疑问，然后观察现实，和与自己一起生活的人就各种问题进行讨论，最终产生的成果，成就了中国众多的经典。
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时期起，经两汉绚烂的王朝时代，到魏晋的分裂时期为止，中国留下了许多文献记录。而邻国日本却无声无息地存在着。
魏晋时，使节频繁互通。日本当时还处于邪马台国时代，没有文字，除了口传之外没有其他的记录方法。
因此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献传入日本。
本来需流泪流汗、说干唾沫才得出的结论，现在却唾手可得。日本人为获得结论所做的努力几乎为零。
这不就是“百宝箱”吗？
——人类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一产生，便有如回音一般的回答：
——子曰：……
不论老庄，还是墨、法、名、阴阳诸家，其学派内部都经历了长时间的辩论，辩论的精华才凝结成经典典籍。
被记录下来的结论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被记录下来的过程。
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仅仅是“结果”，“过程”则被忽略了。
直到现在，日本是否曾在生存的终极意义上感到迷惑并深刻地烦恼过？不论在哪个历史转折期，日本人心里都乐观地认为：
没关系。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跑进图书寮[21]，赶紧查一下就好了。
在图书寮找到合适的书，开始与书进行对话。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日本人“对话的对象不是人”，他们对话的对象是书，是跳过了过程的结论，也就是理念。
连“遁世”都模式化的日本
日本长期受中国这棵大树的荫护，在这棵大树的树叶都掉光之后，西欧这棵新的大树，又将浓绿的枝叶伸到日本头上。日本真是罕见的幸运的国家。
不过，当然也不光都是好的影响。
我曾以“中国的隐者”为题写过随笔。
隐者——抛弃世俗生活的人的始祖，大概要算是伯夷、叔齐（传说中商末周初的圣人兄弟）。屈原[22]与其说是遁世，不如说是被流放。之后还有陶渊明[23]、寒山、拾得[24]承继隐者的系谱。
与日本的隐者一比较，就能看出，日本隐者缺少像伯夷和叔齐那样饿死首阳山、像屈原那样跳汨罗河自杀的壮烈，即缺少一种震撼人心的气势。
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不禁觉得日本的隐者很可怜。
不论是西行[25]也好，鸭长明[26]也好，还是吉田兼好[27]也好，在日本的隐者面前，都有着足够多的榜样。当他们产生遁世的念头时，陶渊明、寒山、拾得等人就会浮现在他们的脑海。
——到底应该跟谁学？
他们被敦促着进行选择。
不知道陶渊明、寒山与拾得倒好，反倒是有了各种现成的模式，创造新的模式才变得困难。遁世似乎不需要独创性，但以自己独自开拓的方式生活，才能焕发出最强烈的个性。
以西行为首的日本隐者缺乏气势的原因之一，就是面前这长长一份中国隐者的名单。
树立“路标”的民族和跟着“路标”走的民族
在科学技术的领域里，如果前人曾做过实验证明，对后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可是，在人的生活方式、艺术等领域，既成的模式多，反而不利。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领域里最受尊重的是原创性。
经常去图书寮调查外国的先例，这似乎成了日本人的一种姿态。
明治维新时期，购入关于西欧文明的书籍，向各国派遣留学生，做了很多努力。
太平洋战争后，民主主义啦，做东方的瑞士啦，日本学得不亦乐乎。
——那么，到底该往哪边走？
停下脚步，想一会儿——最多做到想一会儿。因为身边，或是往前几步，就树着“路标”。
可以说，中国人是一边走路一边树立“路标”的民族，日本人则是跟着“路标”走的民族。
而且，中国是一群人一起走，包括以前从没打过照面的人，像猛犸象群那样集体行动。
日本的队列人数则少得多，而且大家都像亲戚一样，互相知根知底。
假设有这样两支性格各异的登山队，加上前面讲的“树立路标”和其他情况，各自登山时是怎样一幅光景，应该能想象出来。
中国队会去走没有“路标”的路，经常迷路，有时还会回到起点，效率也就自然低了。
“以心传心”是省略了过程的理念
再加上中国队队员不时发泄不满，甚至发火叫嚷。说向右走，有人却偏要向左行。到底是向右还是向左，在路口上，要七嘴八舌展开一场争论。争论、说服工作做完了，才开始行动。
决定好向右走，执行起来，有时会碰到断崖，不得不掉头返回。这时，带头的人和他的拥护者，会成为队员发泄愤怒的对象，甚至会被私刑处置。
光是想一想，就是一支让人头疼的登山队。
相比之下，由少数人组成的精锐部队日本队，循着前人走过的路，根本不会迷路。只要一直前进就行了。
日本队在行进途中，没有争论向左还是向右的必要，到处可见详细的“路标”。
因此日本人不爱大发议论，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一切都很顺利。
性格也就变得单纯。
不过，随之出现的是缺少韧性，因为很少遇见需要坚持到底的情况。碰到岔路口时，中国队内部发生争论，而日本队只要看看“路标”就行了。
在精神发展史上，遇到重大转折点时，日本人一定会找“路标”请教。
“路标”就是“结果”，省略了过程。“路标”告诉人们：总之，在这里要向左走。
所谓“以心传心”，也省略了过程。
而在过程中，说服是需要的。当结果已经出来时，过程就不受重视了。
模糊处理
日本人性急的原因在于日语
わたしはあなたが好きだ。
我爱你。
这是日中两国表达爱意时的语言。
引人注意的是，这句日语从头到尾没有“停顿”。
——わたしはあなたが。
这里只有主语和宾语，如果在此停顿，根本不成一句话。
——我爱。
在汉语里，“我爱”也是一句话。
主语——谓语——宾语。
汉语的这种排列方式，和欧美语言相同，在说了主语和谓语之后，可以短暂停顿。
I love…
爱谁呢？说得夸张一些，可以在一番考虑之后，加上you或him等。
可是，日语要先决定爱谁，才能说下去。
结果放在最前面。
似乎是为了回应这种语言构造的要求，从古至今，日本通过“路标”性的东西，方便而迅速地获得了结果。
对日本人来说，结果很重要，没有结果，连语言都组织不起来。
“尊重结果”的反面就是“轻视过程”。
而且，总是急于知道结果，因此“性急”便在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扎下了根。
不过，前面所说的“我爱你”这句中国话，在日语里有多种译法，并且语感不同：
——わたしはあなたを愛します（这是一句普通的“我爱你”）。
——おれはおまえが好きだ（说话之人比较有阳刚气）。
——ぼくはきみを愛してる（这像是一个纯情小男生的话）。
——わいはあんたが好きや（老头对老太太说的话）。
这样一来，当听到“我爱你”时，必须思考应该用哪种译法。在日常对话中，必须马上找出一个译法来应对。写文章时，则可以好好斟酌了。
不知道结果就没法说日语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左右思量，这种行事方式和中国人热衷考证不无关系。清代考证学的精密已有定论，汉语的语言构造和中国人本来具有的“尊重说服”的特点结合，就形成了喜欢议论、爱说话的性格。
说话之前就知道结果，不用斟酌语感，结果暴露在外的日语，让使用它的人产生“不需多言谈”的感觉。
于是大家逐渐开始不重视议论，轻视言谈。
中国人如果不议论就活不下去。下面举一个例子。
司马迁在叙述自己写《史记》的动机时，转述了父亲的遗言：
余为太史而弗论载。
也就是：我身为太史却不论载。
“弗”就是“不”，“论载”就是“著述”。
因此，前面一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司马谈对儿子司马迁说：“我虽然身为太史，但却无历史著述……死不瞑目，希望你继承我的遗志，记载历史。”
但是，这里出现了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我们对当时的官制不太清楚。“太史”这个职务，有人说不是记载历史的，而是制作日历、决定春耕秋收日子的官员。如果是这样，这句话则应该解释为：
因为我身为太史，才无法进行历史著述。十分可惜……
为了正确解释上面这短短一句话，围绕“太史”是什么官职，A书的某个地方有这样的记述，B书则又是那样解释的，侃侃谔谔地要展开长篇大论。
是“虽然”还是“因为”呢？意思完全不同，不能模糊放过。于是便进行精密的考证，不惜唾沫横飞地展开争论。
日语太明确了
如果是日语，句子的意义会全部表现在外，不需要再去争论。日语中很少有隐藏的含义，要说的都说了，剩下的就靠“以心传心”，这并未给生活带来多大影响。也许还因为日语太过明晰，所以日本人才会注意在生活中混入一些模糊的东西。
再举一个例子。
这次要说的是在中国被奉为千古不灭的经典——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在《里仁篇》中有这样的章句：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一般认为应作以下解释：
君子只关心道德，而小人只关心土地（以其为代表的财产）。君子脑子里想的是刑，也就是规则、定型的正确的规律，并遵守它；而小人追求规则以外的利益。
例如，参加某个会，君子按规定付入场费，小人则找门路，不付钱就想进去。所谓“怀惠”指的就是想占这种小便宜。
所以，上面这句话一般被视为把修养良好的君子与没有修养的爱占小便宜的小人进行对比。
但是，日本的荻生徂徕却这样解释：
君子=为政者
小人=被统治者
这样一来，这句话从对比关系“君子是A，而小人是B”，变为包含因果要素，即“如果为政者是A，人民就会变成B”。
徂徕这样解释：
如果为政者把道德放在第一位进行统治，他统治领域内的人民就会安心定居，热爱自己的土地。如果为政者把刑法放在第一位考虑，被统治者就会为了逃避刑罚，采取如求饶一般的卑劣态度。
通行的解释与徂徕的解释差别很大。不过，这两种解释在语法上都没有错误。
以鄙人私见，徂徕的解释更为高明。
不论如何，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用法的考证，在专家中从没间断过。造成这种枯燥争论的关键之处很清楚。
因为“而”和“如果”这些连接词，在日语中会清晰地表达出来，而在汉语里却是潜隐的。为了把这些潜隐的词语表达出来，人们免不了要大吵一场。
日本人的“笑”和“句尾的省略”贯穿了同一精神
顺便再举一个更普遍的例子。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是《论语》开卷第一章《学而篇》的开头。就算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读《论语》，大致都读到这句了。这句话对大家来说都很熟悉。在日本也有书店叫“三省”，可见这句话多么有名。
但是，新的注释将“吾日三省吾身”解释为：
我每天反省三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三省”可以解释为“每天反省三次”，也可以解释为“每天反省三件事”。
——对他人忠实吗？
——对朋友守信吗？
——是否向别人传授自己都不懂的事？
以上列举的这三件事，理解就变得麻烦起来。
“三省”——这个词很中国化，简洁精练。
但是，“三”和“省”这两座冰山之间，藏起来的是“次”还是“事”，从字面上看不出来。
也就是说，又埋下了不得不进行议论、谈话、说服等的种子。
在日语中，如果“每天三次”和“三件事”不出现在字面里，这句话就不成立。
正因为日语的明白清晰，反过来就要花工夫使句子的含义隐晦一点。
——へえ、さようで（啊……这样[吞吞吐吐没说完]）。
本应是“さようでございます（是这样）”，为什么不说完呢？
在关西方言中，“さようでおま”就说完了。本来应该是“おます”，省略掉了一个字。
如果语言构造太清晰，那就至少在句尾模糊一下，松懈一下。
日本人在不该笑的时候也会展现微笑，在外国人看来不可理解。可是，这正好和模糊、省略句尾出于同一种精神。
不可迷信“同文同种”
中国和日本并非“同文同种”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时，在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中，日本记者很受羡慕，因为他们基本上能读懂贴出来的大字报。人们常说，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文同种”，确实，能读懂对方的文字很有利。
但是，不能因为使用相同的文字，一开始就认为“理解”了对方。正是因为常有这种误解，才很危险。
大字报上，有这样的口号：
——烧杀某某！
日本报纸介绍了这样的口号，这当然不是误译。不过常听到日本人这样想——这是毫无教养、露骨的口号。
革命当然不是品位优雅的事。但是，我在日本报纸上读到这一口号时，觉得语气较原文更为强烈。
都说日本和中国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其实更应该认识到只是“同字的国家”。
越南把国语拉丁字化，正如同样使用拉丁字母的英语和越南语的对比一样，日语和汉语的关系亦然。这样考虑比较妥当。
“杀”并非“杀死”
的确，日中两国都使用汉字。不过，文化传统、环境、国民性、风土的差异，造成了两国国民对同一文字所产生的联想也大不相同。
如果这种差距人人都看得到，反倒不成问题了。因为如果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便会从一开始就警惕。
但是，如果主干上大体是相同的意思，但枝叶上有微妙的语感差别，事情就变得麻烦了。在平常生活中不会引起问题，因此大家也就都忽略了。
例如，刚才例子中的“杀”这个字，解释为“夺取性命”，两国国民不会产生误解。
——A杀了B。
这句话，日中两国人的理解都很明白，不会有差错。但是，一旦变成“杀某某”的口号时，意思就不一样了。
“杀”字在汉语里也用作表示强调的语气助词。
例如诗歌里常用“愁杀”来形容忧愁之情异常强烈。
白乐天（772-846，中唐时期的诗人）曾做长诗《李夫人》。其中有两句：
丹青画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杀人。
汉武帝（前156-前87）在李夫人死后，命人以丹青描其肖像，画中人不语不笑，令看画人徒然心中愁苦。这是这两句诗的意思。
白乐天的《竹枝词》中又有：
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南病使君。
意思是，南蛮之地的男子、巴地（四川省巴县）的女子齐声歌唱，让病卧江南的长官悲从中来。
还有《杏为梁》一诗中的两句：
莫教门外过客闻，抚掌回头笑杀君。
意思是，莫让路人听见了，听见的人会击掌摇头捧腹大笑吧。
从这里可以看出，“笑杀”是形容笑的程度之强烈。
“骂杀”这个词指的也是激烈地骂对方，而不是骂了以后再把对方杀了。
取人性命，是最高程度的激烈行为，因此“杀”才有这样的用法吧。但一旦作为语法确立，就像开凿了一条运河，迎来了“××杀”的词语大船队。
妒杀、惊杀、醉杀……甚至连表达无限悠闲的意思，也用“闲杀”这个词来形容。
这种用法十分好用。白乐天写诗平实易懂，被称为“平民诗人”，经常这样用。刚才所举的例子都是他的诗，偏爱这种用法，也因为他是“平民诗人”。
“杀”字的使用频率这么高，这个字本来带有的一股血腥味就变淡了，有了免疫性。
为什么日语中很少使用“杀”
日语中很少看到这种用法。因此，“杀”字所带的血腥味，一点也没有变淡。
为什么日本对从中国引进的强调助词——“杀”字不热心呢？
因为强调的表达手段，是议论和说服时强有力的武器。但是，在不太需要议论和说服的日本，对这种武器的需求有限。而且，日本很重视分寸，所以“杀”字不太受欢迎。
平常使用的词语中，只有“忙杀”、“默杀”、“恼杀”、“抹杀”等带“杀”字。从这仅有的几个词中，日本人是否感到了“杀”字所带的血腥味？大概用的时候根本没意识到“夺命”这一本来的意义吧。“抹杀”还有点不脱“杀意”，“默杀”中“杀”字的血腥味已经给默默地抹杀掉了。而“恼杀”一词，哪里还有血腥味，简直是有脂粉味了。
总之，在日本只有三四个词中有“杀”字，而中国则有几十倍的、带“杀”字却没有血腥味的词。
在台湾方言中，取代“杀”字的，是经常被轻描淡写用到的“死”字。
——让人笑坏了。
可以说成“笑死人”。
——大吃一惊。
可以说成“惊死人”，这在日常会话中经常能听到。
像这样，如果把汉语里词性温和的“杀”，直接翻译成日语中血腥味浓重的“杀”，似乎不太合适。
尽管不是误译，还是想说：“等会，不能这样翻译。”
“鬼”字也是如此。
日语中有“鬼军曹”、“鬼将军”这样的用法，“鬼”字有“强大、令人敬畏”的意思。
中国人把战争中的日本军队叫作“东洋鬼”。
对于“东洋”这个词，日中两国在理解上也有差异。日语中有“东洋历史”、“东洋文明”，意思大致相当于“亚洲”。但汉语中，把南海一带的岛国称为“南洋”，把东海一带的岛国，也就是日本，称为“东洋”。
因此，“东洋鬼”中的“东洋”就是指日本，并不是一个大范围的称呼。在以中国人为对象的手册中写上“东洋第一”，中国人也只会理解为“日本第一”。
“东洋鬼”本来是蔑称。跟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清国奴”差不多。“清国奴”本是从“中国人”或是“清国人”的正式称呼演变而来的，但在语感上已完全是一种蔑称。
与此相反，“东洋鬼”不是演变而来的蔑称，是一开始就有意识使用的蔑称。
汉语中的“鬼才”是对特定人的称呼
有些日本人会认为，被称作“鬼”，是因为日本人的勇武被中国人所承认，反而会很得意。即使被称作“鬼将军”、“鬼教练”，日本人也不会生气，或许内心还暗暗高兴呢。
可是，汉语中的“鬼”，并没有勇猛神武的意思。
汉语中的“鬼”，指的是幽灵，是冥土来客，给人不吉利的印象。被日语引入后，勉强保持了原来意思的，只有“鬼火”这个词了。
说别人是“鬼才”，在日本几乎是最高级别的表扬，但对中国人可不能这么说。
在中国，被称为“鬼才”的，只有诗人李贺（790-816）一人。
引退的关白被称为“太阁”。历史上太阁不止一人，但现在“太阁”一词仅用于称呼丰臣秀吉。
“黄门”是日本古代官职“中纳言”的别称。历史上有过不少黄门，但实际上大家只是用来指水户光圀。
“鬼才”的宝座，早已有了主人，别人再不能坐了。
“诗圣”专指杜甫[28]，“诗仙”则是李白[29]，都已经定下了。“鬼才”指李贺。
那么，什么是“鬼才”？
有着亡者似的不吉利的才能，有着绝非凡俗的、诡异的才能且身体羸弱、短命的人。
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在秋天的墓场中我化为幽灵，唱着鲍照的《代挽歌》。我含恨的血，在千年后，将化作土中的祖母绿。）
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
（火把如漆，亡者迎娶新妇。幽深的墓穴中，萤火虫一闪一闪地飞舞……）
李贺就是这样一位会写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诗的诗人。
身体瘦弱、脸色苍白的他写道：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
这样描述自己的李贺，才是“鬼才”。
在日本被称为“鬼才”的人，看起来更加活力充沛。不像李贺，会在二十七岁离世。
——像鬼一样的家伙。
日本人联想到的是，满脸油光，有着坚厚的下巴，吃东西时风卷残云且两眼发光的巨汉。
中国人听到这个词联想到的是，瘦骨伶仃，穿件衣服都嫌重，脚步踉跄，好像马上就要倒地绝命的人。
如此一对比，就让人深刻感受到，糟就糟在使用同一种文字上。
深入理解两国语言的语气
我曾接待过一位东南亚华侨，当时电视正在播出高中棒球赛，当画面为拉拉队席时，我马上告诉他：“这是A高中的拉拉队席。”
如果不这样说，他就会误以为是B高中的拉拉队席。
为什么呢？因为A高中的拉拉队席所竖着的旗帜上写着“必胜A高！”几个大字。
这似乎是“一定战胜A高中”的意思，所以看起来应该是B高中的口号。
当然，旗帜上写的意思是“我们A高中必胜”，但中国人不会这样理解。
一位有名的日本提督挥毫写下“见敌必灭”的匾额，中国人一见，就侧首思量：一见到敌人，就必定灭亡。
这样理解就不对了。如果自己这方灭亡了，那不是打败仗了吗？
当然，这是想说“见敌必灭之”，即看见敌人一定消灭他。
因为少了宾语“之”，一字之差，意思就完全倒过来了。
碰到幽灵和鬼这样的情况，经熟练的翻译家之手，问题就会解决。“必胜A高”、“见敌必灭”之类的用法，则似乎更不会弄错。不会有声援对手的拉拉队，更不会有宣扬必败信念的联合舰队司令官。
这类错误出现得太明显了，凭初步常识马上就能明白。
——啊，这是日式语法。
相比之下，刚才列举的“杀”字，它的语感的微妙差距就更可怕。
虽然只是微妙的差距，但误解一旦积累起来就危险了。如果没有察觉到误解，不知会错到哪个地步。
日中两国这对邻居，与其寻求相似点，不如尽量寻找相互的差别，并将差别扩大化，认识到：
——对对方真是一无所知。
这样比较好。
因为使用相同的文字，就认为对方大致会明白。这个“大致”真是不可靠，有时简直是谬以千里。
不了解对方——请从一张白纸的状态开始。当然，这是对两国国民的共同希望。
语言语感的差别，在同一个国家内也存在。
例如，“马鹿”和“阿呆”[30]，虽然都是骂人的话，但理解的方式在关东和关西各不相同。
在关东话中，“马鹿野郎”简直像说话时的伴奏，随便使用，被骂的一方也习惯了，并不觉得受到辱骂。反倒是被骂作“阿呆”，则会觉得被当作白痴，感到伤心。
相反，在关西话中，“阿呆”出现在极平常的对话中，也不会造成大风波。因为原本的辱骂色彩变淡了，于是要恢复原意，就必须在前面加上一个“多”字，如“多阿呆！”如果不加就没有力度。被叫作“阿呆”没有什么感觉，而被骂作“马鹿野郎”，简直像被骂作畜生一样，有人会勃然大怒。
不过，现在两地都了解各自的习惯，“马鹿”和“阿呆”的语感都差不多相同了。
这可以说是相互理解的成果。关东人被叫作“阿呆”，就会想起电视上的关西场景。“啊，不过是一句话而已”，这么一想就没事了。关西人被骂作“马鹿野郎”，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了。
能有这样的结果，功劳都应该归于电视、收音机、漫画、小说等媒介。
另外，出于调动工作等原因，人的交流十分频繁，休闲热让旅行者越来越多，这对增进相互理解也是一种帮助。
日中两国的交流很有必要，因为需要以此加深相互理解，消除误解。
再重复前面已经说过的话：
——对中国一无所知。
——对日本一无所知。
日中两国应该回到这个起跑线，重新出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