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寻找杰作的标准。可是我找不到。我们怎么能在文学的层面上把以下杰作联系起来？先说我自己喜欢的吧。松尾芭蕉的《奥之细道》（日本，1691），马克斯·雅各布[33]的《黑室》（法国，1922），尚福尔[34]的箴言集（《完美文明的产物》，法国，1795），布莱兹·桑德拉尔[35]的诗集《自全世界》（瑞士，1919）；或者，假如我试着比较一些看似具有可比性的作品，比如契诃夫的《三姊妹》（话剧）和田纳西·威廉斯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话剧），胡里奥·科塔萨尔的《万火归一》（阿根廷）和博尔赫斯的《布罗迪医生的报告》（阿根廷），帕索里尼的《定理》（1968）和阿尔贝·柯恩[36]的《上帝之美》（1968），结果又如何？就算我把创作年代、创作国度甚至是作品的“类型”（其实我自己根本不信所谓类型）对照起来比较，还是没有任何头绪。哈！拿它们做对比就好像把亨利·德·雷尼埃[37]的《笔记》（日记，法国，2002）和马蒂兰·雷尼埃[38]的《讽刺集》（诗歌，法国，1612）放在一起寻找杰作的共同点（就因为它们的作者姓氏相同）一样站不住脚。杰作没有任何共同点。
这可不是什么漂亮话。我从来不说。“说得倒漂亮！”老牛训斥喜欢幻想又无忧无虑唱个不停的夜莺就会扔出这句话。这种训斥还会以开火结束，不对，从一开始就毫不留情。总有一天我会把我在《无所不包又空无一物的任性百科全书》里没有说透的那件事讲个明明白白，当年只有十二岁的我遭受了王尔德式的审判。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竟然被他的老师交给同班学生在大庭广众下质问羞辱！罗伯特·穆齐尔[39]笔下的学生托乐思都没有这样的遭遇。顺便插一句，《学生托乐思的迷惘》（1906）也是一部杰作。尤其是托乐思被仇视他的寄宿生同学折磨的场景。各国教育部都应该把这本小说发给所有即将上中学的孩子的家长。当年审问我的学生都是些野小子，但暴力的真正制造者是那个老师，她装作疏导学生的矛盾，实际上导演了一切。这位女士是个毛主义者，而我十分不幸地是一个资产阶级孩子却进了公立学校，因为我的父亲对耶稣教会学校十分厌恶。同学指控我的正式理由是所谓的“社交傲慢”，但其实我是那么害羞，除了看书和傻笑什么都不想。我生性快乐天真，他们说什么我都接受，边听边回答，边跟他们理论，没有任何人帮助我，放学时我伤心极了。自诩为文明者，往往不过是缺乏教养的人被最有教养的掌权者利用罢了。（可见我也不总是反对卢梭主义。只要经受过迫害就会明白。）
就像迈克尔·杰克逊的MV《黑与白》里的镜头快速转接一样，“仇恨”的面容对我而言先是那个肥腻、苍白、呆板，梳着发髻，长着刀片般红嘴唇的女人，随后又变成那个肥胖的，根本不认识我却总在放学时打我的无名氏，然后是服兵役时那个有着光亮的嘴唇和恶狠狠的目光，只要看到我就会像野兽一样低吼的驼背，再变成那个喜欢对我发出怪叫的电视记者。与此同时有一张面孔不定期地重复闪回，如同不公平遭遇总是出人意料地降临，它是所有这些形象的源头，那个梳发髻的女人……面对如此之多精心策划却全然非法的制裁行为我目瞪口呆。对那个阴险的女人来说我究竟代表了什么？她是如何赋予自己那样做的权力，其他人又如何放任她的行为，而且怎么会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如今我终于明白，接受理论的创始人、学院先锋派统帅汉斯·罗伯特·尧斯[40]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因何会那样走运。一位美国人在1990年代发现他曾是个**。他不仅曾是**，而且还是武装党卫队的成员。他不仅是武装党卫队的成员，而且还是主动加入的。他不仅主动加入，而且是在1939年加入的，更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他不仅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而且是作为军官参与的。他不仅作为军官参与了战争，而且是作为联络处的军官。他不仅是联络处的军官，而且还在纽伦堡接受过审判。我们还发现过同样的事情吗？只要整个康斯坦茨大学的人都达成默契就足以让此事秘而不宣。整个德意志都如此。直到一次学术会议将在美国召开，他被拒绝颁发签证（此前他已造访过美国几十次）。办事的小官僚错把他当成了另一个被追踪的尧斯；这个颇有些格雷厄姆·格林式的讽刺性错误把他暴露了。一位美国记者让这段曾经广为人知，却因为整个国家的共谋又被完全隐藏的过去重见天日。“默许与噤声”，这似乎很可以成为一篇关于人性之残酷的论文标题。秘而不宣的事夺走了人的生命。被害者死了人们却不知情，杀人犯依然逍遥法外。尧斯只作过一番牵强的解释，甚至连道歉都没有，直到七十五岁时平静地死去。我那梳着发髻的维钦斯基女士，如今大概成了一位系着花围裙给植物浇水的老妇人，她甚至从没机会承认策划过折磨一位少年的事件……好了就到这里吧，那些挥之不去的童年伤痛，尽管我们已将它们化作嘴角的一笑。老牛们已经走远。有人知道，老牛向夜莺发起的战争，其实是一场生命的战争吗？其实后者没有对前者做任何事！不对，他们唱歌了。他们没作出谦逊的姿态。他们躲进杰作里，在那里加倍地引吭高歌，就好像世界上只剩下文学这点不值钱的东西。
杰作之间的相似之处如此之少，每一部都像是绝对的唯一。没有一部杰作与其他作品相似，未来的杰作也不会有一部与前辈们相似。杰作是一种决裂，与平庸的决裂。这也是它会令人震惊的原因。平庸者才拥有最大的数量。
每部杰作都存在于一个时代、一个地点，或者与之联系极其紧密。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到的作品，没有一部是脱离于时空的，不具有时间性的，飘忽的。我在看一位葡萄牙作家的书，我喜欢他的前一本，热情，黑暗，如海洋一般，最后这个词含义模糊，说明我已经不太清楚那本书究竟如何，但不管怎样我记得我很喜欢它。他的新书阴沉、夸张、软弱无力、谄媚，像一支破碎的葡萄牙民歌。当一本书失败的时候，整体的种种缺陷会在局部爆发。这位曾经令葡萄牙特质升华了的作者，在新作中复制了有关葡萄牙的刻板印象。我说的不是主题，而是形式。假如换一个法国人来做这件事，会变得枯燥且拘泥于细节。换个德国人，又会变得冗长而粗暴。杰作突出的代表性会令它们变成某种理想。它们已经超越了时间、民族，甚至它们的作者。是否可以说，它们是普世的？普世性在我看来，是希望代表全体的大多数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这群大多数运用这个恐怖主义单词逼迫众人接受他们的趣味；反对民主的法国共和主义分子惯常使用这个词，像实施敲诈一样用它来吓唬纯朴天真的人们：“你们要像我一样，否则法兰西就会亡国！”说得好像跟他们唱反调的英国已经完蛋了一样。假如“普世性”一词所到之处人们没有顶礼膜拜，这群大多数又会宣布另一个概念。那就是“群体主义”[41]，这概念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平庸无奇，浑身泥污，臭气熏天，充满恶意。每一部杰作，正如我列出的那些书单所显示的，都是独一无二的。杰作中蕴含着唯一性。杰作是群体主义的。
大众流行性？拜托，我们又不是在做一档讨论社会的电视节目。假如一部杰作在大众中流行，那跟作品本身的品质无关。除了通过误解和宣传，没什么东西是大众流行的。而且我认为没有一部杰作真正流行。葡萄牙伟大诗人佩索阿的流行程度，比起已经去世的苹果总裁史蒂夫·乔布斯又如何？我们给这些商人赋予天才的称号比给作家们积极多了，可他们最为鄙视杰作。乔布斯，这个顽固的清教徒……
2010年，美国讽刺画家马克·菲奥里（Mark Fiore）向苹果公司申请，把推广他的新闻漫画的应用放到苹果手机商店里销售。申请被拒：因为他的漫画“嘲弄公众人物”。看清楚！讽刺漫画居然嘲弄公众人物！月亮居然是圆的！茉莉居然是白色的！被拒几天后，菲奥里荣获普利策新闻漫画奖。在一封绝对有诚意的信件里，乔布斯亲自执笔告诉菲奥里他的应用通过申请了。乔布斯从未停止过追查“色情”。像许多清教徒一样，他对此简直着迷。他一直自豪地声称iPhone和iPad上没有色情内容，但其实他非常清楚人们在里面发布性网站的应用，唉，身价亿万的伪君子；Gizmodo网站把一台iPhone4的原型照片公布到网上的时候，他说：“这台手机被盗了。私人物品被窃并被倒卖。有人想借机敲诈现金。我甚至确信这其中有性交易。”（彭博商业周刊，2010年6月）我确信这其中有性交易。苹果公司没有一天不在对这个或者那个手机应用实施道德审查。比如改编自《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漫画。王尔德的这部小说里没有一段真正写到某个人物想跟另一个人上床，可是漫画却这么表现了，我们是不是就因为漫画版的过度解读而把它禁掉了呢？
杰作不是脱离于时空的。它们来自各自的地点，各自的时代，来自我们。人类才是个例外，杰作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