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非常值得说说一个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几乎无法想象的细节，当时整个的社会生活都弥漫在斗争当中，在广播里，在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喇叭里，孙敬修爷爷般的、我们美好的汉语，从来没有被那么穷凶极恶声嘶力竭令人产生恐怖感地表达过，我可以想见假如突然公开地出现了一个温柔的声音，发出这个声音的他或她很可能第二天就会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倒霉。不知道为什么，列车上的播音员好像置身这个世界之外，她总是以一种温柔的女性化的声音报站，今天我给自己解析，也许出于少年人朦蒙眬胧的性意识，这类的声音也迷住了我，也让我经常产生出上路的冲动。
为了就近入学，我的学校也转到那里，刚开始的时候母亲向所在单位的军代表请假回来了一次，安顿了我的生活。她去了学校见了老师，求我当时居处附近的一家小饭馆提供帮助，她每月寄粮票和钱给那家小饭馆，我每天三次去那家小饭馆吃饭，也许是因为少年人长身体的缘故，似乎从来就没有吃饱过，饭馆里的一个老阿姨开始时还帮我规划，后来发现我喜欢跟表现不好的年轻服务员（都是知识青年）一起混，她不再管我了。我很快就会把母亲寄来的伙食费花光，而且磨着饭馆的阿姨给我变成现金很快胡乱花光，然后就是挨饿的日子，那些饥饿的记忆至今仍旧锐利。
然后，在十五到十六岁之间，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单相思初恋，这场无结果的恋爱破坏了我的全部生活，它的影响直至如今仍未消去，在我记录个人生活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里，有全部的记述。就这样，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五年这七年当中，我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度过了少年生活，完成了青春期。
后来经历了插队，当兵，一九八一年我从部队复原，被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分配到了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在这之前已经被分配过一次，报到时得到的暗示，好像是要去北京郊区的劳改农场做狱警，我想来想去这份工作实在不适于我，于是谢绝了，以后的半年时间内复转军人安置办没有再理我，大概是有点对不服从分配的惩罚的意味，那时我已经二十五岁，经过近两年农村插队和近四年的当兵生活，多少算是已经有了些人生的历练。
等着被重新分配的这半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巨变，每天早晨七点钟开始的、相当于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各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广播，通过半导体收音机和偶见的文革残留下来的高音喇叭做着权威新闻发布，那时民间尚罕有电视，那时中国唯一的电视台叫做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全中国只有一个阶层——高层，才可以享用。所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乎就是唯一获取有声新闻的途径，现在的人们几乎难以想象，每天早上七点钟以后的“全国各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以后，在这个黄金时段，会由一个铿锵有力的男播音员，向全中国播送一个小说——刘心武先生的《班主任》。
在这之前，我从未注意过官方的文学刊物，对我来说，那不是文学。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我所见的文学，手法上仍在沿用文革，作家们都在积极投入一场诉苦大会式的哭诉，文学表达上仍然没有可能摆脱所谓“反面人物”或“正面人物”，换句话说，你不能写一个看不出是“好人”、“坏人”或者“主题不积极向上”的小说。如同《班主任》里给过去是黄色小说的《牛虻》重新定位一样，当时整个社会的传播手段极为贫乏，人们通常会从文学作品里嗅出政局的变化，我可以不过分地说：在那种情况下，文学从来没有在中国社会里产生过那么强大的作用，这些都可以从再版的“文革”前的小说集《重放的鲜花》以及白桦的《苦恋》，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等文学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得到佐证。
以我通过上述经历完成的文学观和文学表达来看，我不太喜欢这类的文学，对我来说民间更接近于文学本质的、西单民主墙上的文学作品倒是被禁止被打击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八一年，我写了我的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当时已经公开发表了作品的张辛欣的帮助下在一些艺术院校的朋友手里、主要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传看，我记得当时辛欣第一次看了以后非常紧张，对我说：“你写这样的东西，当心点儿，可别出事儿！”当时正在“严打”，有些人为了举行家庭舞会就付出了坐牢的代价，在街上跟女孩儿搭讪就有可能会因流氓罪而被判刑劳教，朋友们的担心当然不无道理。
随着逐步渐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九八五年，我觉得可以在官方的刊物上试试发表我的小说，于是投给了《人民文学》，在编辑朱伟和主编王蒙的支持鼓励下，我修改了这个小说，在七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得以发表。
发表以后得到的最严厉的指责是“颠倒主流价值观”和“反英雄”“长江黄河流淌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英雄的血……”等等，不过当年的大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起初我稍有些担忧，但后来并没有人身安全之忧。
就这样，我从一个全聚德烤鸭店的清洁工，变成了一个作家。
一九八六年我跟一个朋友骑车做横贯北南中国的旅行，回来后，就开始筹备写这部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我的本意是要写一部路上小说，八九年初写完，在四月号的春风文艺社的《中外文学》上发表出来，很快就被当时影响力、发行力巨大的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载，据说在当年的某个时候，很多学生手里都有这个小说，直至清场。
让我略有得意的是，当年这部小说令人吃惊在于，它的内容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后来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做出了准确的预测，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确是一部先锋文学作品，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当时它没有发出它应该有的文学意义上的影响力。
后来我去国多年，无从发表文学作品，在国外因为工作生活紧张，我也只是当做消遣偶尔继续写一点儿，当做这部小说的第二部第三部，到九一年，我算写完了这部小说，因为没有出版的压力，写得很随意，权当生活记录来写了，写完在全部文本尚没有中文版的情况下，很快就出版了法语版和意大利语版。始料不及的是，它在欧洲读者中反响强烈，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了第二版之后，在德国出版的最初几个月里，就被德国最大的出版社Fisher第二次买了版权，出版了第二版。
现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决定出版这个中文版，我重读时，毕竟时过境迁，有些汗颜，有些难堪，本来想校订一下，但是下笔时觉得困难重重，我是把年轻时的感知换成现在的呢，还是再次夸大年轻时的感知？想来想去改写自己的小说是个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一字不动，交给读者。拉拉杂杂写下这个说明，算作给读者一个交代吧。
这是一个路上的小说，我热爱出门上路，直到今天，我已经渐渐衰老，但我仍热爱上路，上路以前，我仍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期待着路上的新鲜感和奇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