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房间铺着地板，顶上有个天窗，
阳光会从天窗上透下来，
照到坐着的祖父的脚，
那是我对祖父最深刻的印象。
[无名街路] 父子对坐
每个人生命中应该都曾闪过些意外的荣光，意外比荣光更使我们难忘，或说意外使得本来无足轻重的荣光，留下记忆刻痕。
初中时期，在升学主义笼罩下，每学期有一个最大最残酷的考试，叫“竞试”。跟平常月考不一样，“竞试”要全年级一起排名，一共二十二个班，超过一千个学生，从第一名一路排下来，排到一千多名，用大张的板报纸写得密密麻麻，贴在穿堂的大布告栏上。
初中二年级，每天踢足球逃课乱混，成绩当然好不了。印象中，二年级下学期的“竞试”应该排在三四百名左右吧。我自己都懒得去穿堂人挤人看成绩，等别人看了回教室告诉我。管它的，几名就几名。
上了初三，“竞试”改个名字，变成“模拟考”，但千人大排名的形式没改，只是从一学期一次，增加成一学期两次。跟我一起踢球乱混的死党们，几乎都被分到放牛班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升学班，上学变成一件很无聊又很寂寞的事。而且刚好那一年，住家从双城街搬到民生社区，我开始搭公交车通学，于是，连放学也变成很无聊很寂寞的事。无聊寂寞中，在家里就躲起来练吉他；在学校，就只能慢慢收拾课本，认真做参考习题。
第一次模拟考很快来了，跟联考一样，连续考了两天。考完后第三天的下午，理化老师高大的身影突然闪进来，打断了导师正在上的数学课，理化老师对着我们班导说：“你们班李明骏（我的本名）模拟考第一名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导师也愣了一下，说：“真的吗？你怎么知道？”理化老师说：“他们正在贴啊，我凑过去偷看，最上面的名字，就是‘李明’两个字，难道还有别的‘李明’吗？”
理化老师讲到这里时，班上好几个同学同时反应：“五班的李明媛啦！”
噢，理化老师之前没有教过我们这一届，才会不认识女生班的考试高手李明媛，如果是她模拟考第一名，那就不意外了。理化老师怏怏地自认错误，喃念着：“怎么真有两个李明李明……第一名贴的位子那么高，玻璃又反光，干吗？故意让人家看不清楚吗？”不情愿地走离我们教室。
理化老师既然预告了，一下课，几个热心的同学连忙跑到穿堂去。导师还没离开教室，其中一个就狂奔回来，疯了似的大叫：“真的是李明骏，李明骏第一名！”怕大家不相信他，又赶紧加上：“五班李明媛第九啦！我都看到了，不会错！”
教室里闹成一团，我清楚记得那吵闹的样子，好像大家都中了爱国奖券一样。我怎么样也想不到，我的成绩竟然可以给全班带来那么大的快乐。
所以记得那次考试成绩。
还有一次，也是初中，周会时要上台献奖，也很意外。我参加了全台北市的语文竞赛，其实就是作文比赛，得的甚至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二名，我自己没特别觉得怎么样，去中山堂领回了一方木质奖牌。老师本来通知，下周周会，校长会在全校师生面前再将奖牌颁给我一次。每周周会，反正固定有“颁奖”的程序，至少会颁当周整洁秩序奖，还有许多校内活动比赛有的没有的，没什么大不了。
不料，周一早自习，训育组长却到班上把我找出去，去跟司仪及升旗手特别预演。“颁奖”变成了“献奖”，换成是我拿着奖牌出场，献给校长。“献奖”的场合不多，就得事先演练了。
我回想，是啊，在学校好像总共只遇过一次周会献奖，那是我们的软网校队得了第一名，举好大一个奖杯献给校长。可是我只有那么小小一方牌子，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校队，就我一个人带一只笔去写了一篇作文，如此而已，为什么也能献奖呢？
训育组长解释：“如果领回来的是奖状，那就颁奖；如果领回来的是奖牌奖杯，那就要留在学校里陈列，所以就要献奖，就是这样规定的。”
紧张兮兮上台献奖的经验，让我记得了这个第二名，本来照道理讲不可能记得的一点小小荣光。
我甚至不记得那次竞赛究竟在哪里比的了，我只记得是父亲暂时放下店里忙得不得了的事带我去的。我真的只带了一只圆珠笔，在口袋里，没有别的。因为父亲特别问过：“这样就可以吗？写错了怎么办？”我做出身经百战的镇定模样说：“要先打草稿再抄，一个字一个字抄，不会错。”我脑中闪过一个担心，怕父亲接着要问：“要是这只笔没水了怎么办？”我就不知该如何回答了。不过，父亲只是点点头，没有再问。
比赛进行了一早上，父亲等到我比完，带我离开那个学校，就在校门口不远的地方，进到店里吃了一碗牛肉汤面。
许多年来，那家牛肉面店被我在记忆里搬来搬去。每次走过一条街道，发现一座学校旁边有牛肉面店，我就仿佛看见年少时自己和父亲坐在里面，安安静静地吃面，心中准备着如果父亲问起比赛的事，要怎样说我写了什么，觉得自己写得还算不错，可是父亲一直没问。那面店应该在长安东路上吧？还是青年路上？还是归绥街上、重庆北路上？
我知道，最简单的方式，是问问父亲，是父亲查的地图，查的公交车路线，他比我有可能记得。然而也不知为什么，许多年来想问却都没有问。终于到父亲过世，再也没有机会问了。那神秘的、安安静静的牛肉面店就继续神秘、安安静静地留在一条永远无名的街路上。
[民生社区] 二十三路奔驰公交车
爸爸一直都没有原谅李登辉。爸爸比李登辉小七岁，都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最后几年成长的，而且同姓李，都是从福建移民过来的闽客，爸爸的政治立场当然也是倾向于打破国民党威权专制，追求台湾人的自主权益。有那么多身份上的理由和李登辉相同，可是爸爸就是没办法将他的票投给李登辉，因为李登辉当台北市长时，拆了我们家在双城街的房子。
那是一间本来就知道被划归为“违章建筑”的小平房。“违章”是因为它坐落在公园预定地上。可是对当地的人来说，这份“违章”有很让人不服气的暧昧。房子先有，公园是后来在新都市规划时才冒出来的，而一旦都市规划成案，本来好好的房子，突然就变成非法的了。
更暧昧的是，公园预定地不等于公园。没有人知道公园预定地什么时候会开发变成公园，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永远不会。而且，整个台北市有那么多公园预定地，为什么先盖这座后盖那座，也没有个固定的道理，至少没有我们住在双城街违章建筑里的人可以理解的道理。
所以公园说要盖了，违章建筑必须拆掉，而且政府只付地上物补偿，不会给征收费，当然引起群情激愤。为什么不先处理林森北路本来是康乐殡仪馆的那块大公园呢？新生南路、信义路那边不是还有更大的一块公园预定地吗？为什么也不拆？一下子，邻居人人都成了都市计划专家，大家门口一站就开始谈计划里的空中楼阁，我们小孩在旁边听，也长了不少知识。
例如，知道了建国南路被从中间分开，只剩下两边各一条窄窄的巷弄，那么大片房屋也都是违章建筑，为什么不拆了，真的把建国南路开成计划中的七十米大道？七十米大道要给谁走？
讲来讲去的结论：我们十巷、十三巷口这两小块地，根本不算什么，没有道理比别人先拆。这么小两块地，像个公园吗？会要被拆，还不是市政府觉得我们好欺负，别的他们不敢动，就整整软脚虾吧！
很难想象，爸爸那样古意，和社会一直保持相当距离，又经常敏感于自己从花莲来的背景的人，竟然也会参与了去市政府抗议沟通的行列，放下家里的生意，一次次出门。透过各方关系，见到了当时市府秘书长马镇方，谈了好几次都没有结果。大家说无论如何，至少总要见到市长吧！终于市长出面了，可是市长的姿态比秘书长强硬十倍，会谈不欢而散。
见过市长没几天，我们十三巷这边就发生了火灾。大家早相传警告过了，拆违建最恶劣的手段，就是放一把火将房子烧了，反正烧掉的房子是不准盖回来的。因为有警觉，火没有烧得太厉害，而且万幸没有人员伤亡。
火烧后，爸爸铁了心要离开双城街，可能也同时铁了心一生不会原谅李登辉。违章被拆的，是家里的店面，我们还有完全合法的两层公寓住家，而且那几年服装店生意很不错，也累积了不少积蓄，绝对可以在附近再找一个店面重新开张。
心情中夹着激愤与害怕吧，爸妈很快地将两层公寓也脱手卖掉了，然后在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地方，找寻新家。上初三没多久，我们从双城街搬到民生社区。
那个年代，民生社区多么遥远！从松江路到敦化北路之间，还没有民生东路，只有民生东路预定地，上面当然又是盖满一堆违章建筑，甚至还有大片大片的稻田。民生东路从中山北路延伸到松江路，然后就突然断掉了，几千米外才从敦化北路又神奇复活。那头的民生东路门牌，从一号排到两百号左右，于是，这头复活的民生东路，就一跳从七百号开始算。
民生东路不通，所以只能从左右绕道才能进民生社区。一部分公交车走南京东路转敦化北路进民生社区；另外一部分公交车则从民权东路转敦化北路进民生社区。我突然之间变成了班上少有的通勤学生，每天要搭公交车上下学。更奇特的是，我搭的公交车，不管来回，从民权东路不会直接转敦化北路，一定要进到松山机场绕一圈搭载机场的乘客。机场变成了我每天必定进进出出经过的地方。
通勤带来的新鲜事物还不只机场。光是每天要搭的公交车都有趣极了。可以到学校的六十三路，和可以到衡阳路的六十七路，开来的班车竟然还有长长的鼻头，本来以为只有在老电影才看得到古董车，还在路上跑，车上没有改装的两排对坐座椅让车内空间看起来特别宽。跟我一起等车的同学问过司机，司机说这型的车是一九五〇年左右日本“五十铃车厂”出产的，已经有快三十年的车龄了。那个时代大大的引擎还装在车外，所以突出一个大鼻子。可是司机说，很多公交车司机还宁可开这种旧车，因为后来的车把引擎移进车内，在司机座位旁边好大一块，行进中热气一直冲上来，让人受不了，有时候还会烫伤乘客。
而和六十三路一起绕机场的，还有二十三路，每一班车用的都是公交车处最新买的大车，最特别的是，车前车尾耀武扬威地挂着奔驰标志。也是问司机得来的知识，那批公交车底盘还真是跟德国奔驰买的。政府突然规定不能再跟日本买大巴士了，就改买德国货。而且还有德国人跟着车来，到唐荣铁工厂指导打造车体，所以车体设计跟其他车都不一样。车门开得没那么靠前，乘客不会一上车就踢到引擎盖，引擎盖旁边还可以多设两个单人座位，变成全车视野最好的特别座。更特别的是，司机脚下有一个用脚跟踩的副刹车，适合转弯减速用。
我搭的二十三路车开进机场的环状道路，司机很帅气地踩着副刹车，让车子利落过弯，一下子就超过了凸着大鼻子的六十三路。左摇右晃中，敦化北路上的美丽林荫哗地在眼前展开了。
[台湾大学] 日语老灵魂
台北武昌街中华路口的“鸭肉扁”还在，每天师傅勤奋地在门前切鹅肉。等等，“鸭肉扁”切的，怎么会是鹅肉？没错，这家老店，就是“挂鸭头卖鹅肉”。要吃鸭肉，你得去金山庙口才对，中华路没有好的鸭肉，却有最棒的鹅肉。
不过，说人家“挂鸭头卖鹅肉”，不尽公平。这家店真是老，老到它招牌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不认识的字。别太自信说你认识“鸭肉扁”三个大字，那不是你想当然耳以为的。招牌上的“鸭肉”不是中文，而是日文汉字。我们叫作“鸭”的两脚动物，日本人用假名拼成kamo的发音，而日本人用汉字写的“鸭”，却是我们叫作“鹅”的动物。
还有“扁”呢？接在“鸭肉”后面是什么意思？你要不要猜猜看？鸭鹅之分，是懂日文的父亲告诉我的。那时候我刚上高中，开始和同学去西门町看电影，吃了“鸭肉扁”，回家说是“好吃的鸭肉配油面”，被父亲纠正了。应该就是这件事，引起了我对日语日文的好奇，日语突然除了家中爸妈拿来讲秘密的用途之外，有了新的意义。
在那之前，印象中我只学会过一句日语：“关电灯！”每晚睡前，父亲固定仪式性地用日语宣告：“关电灯！”不一定是要妈妈或我们去关灯的祈使句，常常他自己手按在开关上，也会用日语说“关电灯”，郑重表示一天的结束吧。
应该就是鸭肉鹅肉之辨，让我开始跟父亲学日语，用的是开封街老书店“鸿儒堂”卖的课本，很明显颇有历史的课本，说不定还是战前就编的了。保留了大量汉字，反正汉字好认，用这种课本学起来进度快，有成就感。
上大学时，我已经跟父亲学了三年日语。有一天，在台大文学院图书馆书库里闲绕，看到架子上有一套精美华丽的《川端康成全集》，拿下来一翻，心神为之荡漾——怎么会有这么美，却又这么艰难的日文？《雪国》开头的一页，我用尽脑筋顶多看懂三分之一，可是光是这样，文字间就传来扑面难挡的诱惑，挑逗身上感官极度不安。
我决心更认真学好日文，到可以阅读川端康成的程度。那几天，人生没有比这个决心更重要的事了，甚至重读《论语》时遇见“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都觉得有了新的理解和感应——有一天，让我能够彻底领会川端《雪国》里文字所要传达的美，我就能无憾地闭眼死去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