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盛夏午后，我和女人待在那个办公室里等我父亲。其他的人一个一个离去。我父亲始终没有回来。
我父亲带我走进那间办公室。
所有的人似乎都和他非常熟，我仿佛看见一屋子的人此起彼落地从他们的铝架办公桌位置站起身来，弄得四处都是桌脚椅脚和磨石地板嘎嘎擦碰的声音。“忱公！”他们这样热情地喊着：“忱公！您回来了！”“以为您都忘了我们。”
什么话。我听见父亲笑着说。许多双手伸出来，和父亲握着。
我跟在父亲身后，穿过这些人群。
忱公回来就好喽。忱公我们这可是受尽委屈哪。忱公您看您给评评理……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对父亲诉状着。好像是新来的校长怎样怎样。连“中正清寒奖学金”都敢污呢……新盖的大楼，盖到一半，钱给它扣住，现在钢筋都露在那儿淋雨……
这个王八蛋！……父亲低声咆哮着。我记得出门前，我娘还吩咐说：“你今天去，把那些资料填填，该拿的东西拿回来就好了，别卷进去蹚那些人的是非，我看他们哪，也全是些惹事精……”
一个添了绿漆的铁电扇，在上面摇头晃脑地转着。我觉得那东西好像随时会掉下来，盯着它看，好像快转着的扇叶，里面有一缓慢逆转的漩涡，一波波地回送着。桌上一只一只的玻璃杯，里头盛着泡太久而像海藻一般柔软阔叶的茶叶水。有一个家伙站在盛热水的铁桶前，含了一大口杯里的茶叶水，然后哇刷一下吐在脚边的塑胶桶里。
我父亲带我走到一张桌前。
“您回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不像所有的人那般夸张且激情。靠近这桌子附近的空气，有一种甜甜的香味。后来我看见桌上一个小碟里，放着两朵青白带苞的栀子花。
欸。我父亲的声音也轻柔起来。像是两人在说悄悄话一样。
这是大的那个还是老三？女人发现了我。
小的。我父亲说。甩头甩脑的，还没开窍。怎么不会叫阿姨？
阿姨。我说。
欸，乖。女人笑了起来。像爸爸。长得真好看。女人桌上的玻璃杯里泡着一朵一朵的菊花。你注意到女人长得比你娘好看，虽然她的头发蓬蓬鬈鬈的许多处都花白了。
你乖乖待在阿姨这边，别给我添乱子。我爹虎着声威吓我。
听到了没？轻轻在我头上凿了一记爆栗。
嗯。我说。不知为什么，我感觉我父亲的心情很好。他低着声和女人说话。我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女人的前肘戴着一圈黑布缝的袖套，她低着头听父亲说，一边用右手轻轻扯着左手肘的袖套。
说什么呢？孩子在这边呢。女人说。
我父亲仍继续着要说什么，女人打断了他。好啦好啦，这么大个的人了，也不怕被人家笑。女人穿着套装的裙下，腿上敷着一层皂色的丝袜。她把一只脚并在另一脚后面，腿侧倚靠着她那张办公桌。你觉得这女人真是好看。
乖乖给我听阿姨的话，别乱跑。我父亲又换回威严的腔调对我说。嗯！我说。他又不像他爹。女人说。不知怎么，她这样说的时候，像很顽皮地和我爹撒娇似的。我心里突然酸酸楚楚地荡过一阵什么，在我家可没人敢这样顶我爹、这样和他说话咧。亏她还一头花花杂杂的白发咧。
我父亲走了之后，女人变得很严肃，她没怎么搭理我，鼓着腮帮直着眼不做声瞪着前面。她的笑容好像突然给收掉了似的。
我在心里想着：看吧！真面目露出来了吧。真是个双面人。
女人突然想起了我。笑容又出现了。呃，你想不想吃雪糕？
我想说不要谢谢阿姨。女人说：我们学校合作社的紫雪糕很有名哟。好松好软好好吃噢。里面包的是真的鲜奶噢。
你在这里等我。女人拉我到办公室旁的一张长条沙发坐下。我一下就回来哦。
那张沙发真是破旧得可以了，绿色的布面被人挖开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洞。我用手指往里抠，抠出一块一块发硬的黄色海绵块。我还从另一个洞里抠出一个一块钱的铜板。
“吔——小弟弟，不能这样乱挖哦，破坏公物要被带去训导处哦。”一个非常瘦的老女人跑来坐在你身旁。“你爸爸没教你不能这样破坏东西吗？”
死八婆。你在心里低声咒骂。但我装作做错了事非常老实且忏悔的样子。“小胖子，你怎么长得这么肥嘟嘟？”那个老女人开始拧我的脸玩。我真恨死她了。“你今年几年级啦，是吃什么长这么肥肥的呀。啊，对了，”她突然想起了什么，高声问着另一边一个开着铁柜埋头找文件的老头，“老许，那个捐血车，今天来我们学校的捐血车，开走了没？”
那个老许没搭理她。老女人复拎起我的手臂，把短袖捞上去，用两只手指在那皮肤上轻轻搓着，“你这么胖，血一定很营养的啦。应该去捐一袋血的。”
“我不要捐血。”我说。
“要捐的要捐的，捐血一袋，救人一命。哪个病人得了你这个小胖子捐的血，一定突然觉得精神百倍。”老女人比着我手臂上被她搓得泛起鸡皮疙瘩的地方，“嘿，这么大一个针筒，从这边戳下去。咻——抽满满一袋的鲜血出来。”
“我才不要。”我说。然后我哭了起来。许多的人跑来围在你们面前。
怎么了呢？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老女人慌张地说，我怎么知道，我不过逗他玩玩儿，谁晓得他就这么爱哭。
这不是忱公的孩子么？有一个人这样问道。
是啊，好讨厌的小孩。你听见老女人恨恨地说。
时间在那里停住。
你记得一股杏仁茶的甜涩香味飘过众人的头发暗袭过来。
你想是女人带紫雪糕回来了。
许多年后，我在天母一家叫家乐福的大型批发卖场，接过一位穿制服的高职女生递来的一小只塑胶壳杯子里盛的乳白稠液，“请试喝看看。”才恍然大悟：原来那股穿梭游荡在许多年前那个办公室里的，叫人眼睛发酸比奶兜子上的酸酪味还勾动最底层哀愁的甜腥味，就是这杏仁茶的气味。
后来我在第四台的一个旅游节目上，看到一集关于圣城耶路撒冷的报道。在距哭墙不到一英里处有一间叫做“耶和华的眼泪”的犹太教堂，这间教堂的壁廊拱顶，全是建筑成一种乖异的弧形。从外观看，整座教堂像是一枚泪滴。
于是你终于知道，那个下午关于那间办公室里所有人脸、光影、气味的乖异变形，乃源自你透过一泪滴状的窥孔在回望他们。
我曾在一篇一个幸存的犹太人回忆集中营的文章里惊骇地读到：那些**把裸体的男人女人们赶进去的采光良好的毒气室里，就是一种杏仁核的甜糜香味。
你记得女人分开众人，拿着一支雪糕，蹲在你的面前。
怎么了？阿姨才去一下下啊。你看到她低着白花花头发的脑袋，专心地撕着雪糕纸。她身上的那股甜杏仁味，恬不知耻地从她的耳际下、套装的领口、她赶着去买雪糕而汗湿的两腋，以及她这样跪蹲在你面前而绷紧拉至大腿沿的窄裙底下……像不断自她身体一层一层剥下地将那气味挥散出来。
只有你一人闻见。
来。女人把撕开露出的雪糕凑近我的面前，你舔一口看看。
你真替她脸红。
“我不要去捐血。”我说。
全部的人都哄地笑了。
连那个老女人都笑了。好啦，没有人会拉你去捐血。女人柔声说。阿姨跟你保证。然后我听见女人笑着轻声责备了那老女人几句。倪大姐你也真是的。人家才多大一个孩子。
看忱公回来，说我们几个大人把他宝贝儿子弄哭成这样。有人这样说。对啊，不要害人家小汤，待会忱公说你这女人这样对我儿子。另一人说。
你们这样在孩子面前胡说八道。女人红着脸说。但我觉得她并没有不高兴的意思。
“我爸不会回来了。”我对他们说。
那是许多年后的事了。我一直在努力回想着那支雪糕。那种巧克力脆皮像地壳裂开牙龈陷入一种腴软的牛奶冰糕里。固体的防卫撤守到第二层的固体快速溃散融化成稠液的乳汁。你分不清那由齿端和舌尖联手在捣毁破坏的，一种被甜味和冰触感分心的，其实本质上是进行一种对某一坚实结构的拆解行为。你享受着那种施压后东西在你身体内融化的欢悦。
许多年后你压在女人的身上，被她悲鸣的剧烈颠搐带动，却忍不住更将你的那根狠狠没入她的融化之穴，你更激切地揉搓她的乳蒂和她一波波浪潮翻涌贴伏在你男根上的勃翘的小米粒。你把鼻子埋在她那一头白发里，用力吸着很久以前她就恬不知耻地让你闻见的甜杏仁茶味。你有几次觉得她会就这样在不停歇的抽搐狂欢中被你玩死。
除非当所有的乳状稠液都吮尽，你惊喜地发现那冰棍上刻着暗影的四个字：“再送一支。”
我记得在那个盛夏午后，我和女人待在那个办公室里等我父亲。后来其他的人一个一个离去。我父亲始终没有回来。格子窗漫淹进来的灿烂光影也一寸寸地转暗。我记得那个绿色的电扇始终吊在屋顶颠颠晃晃地转着。即使到了后来天色已经很暗很暗，女人忘了把灯打开，剩下我们两个在黑暗里发呆时，我也是借着那断头台上没砍掉的脑袋般的电扇，才确定当时并没有停电，只是没开灯罢了。
我记得我和那个女人待在那个办公室里等我父亲。我父亲一直没来。我觉得我和女人在黑暗中的等待状态里慢慢相依为命起来。也许我娘她会找来学校吧？我哀伤地想。
你比较喜欢你娘还是阿姨？女人突然问我。
阿姨比较漂亮。我说。
贫嘴。黑暗里你可以听出她乐得很。跟你老子一个样。
你感觉到女人正一寸寸地老去。而你相反地正在抽身子。
你的阴囊正沉甸甸地下垂，且皱巴巴地肿胀着。你的上唇开始冒出一茎一茎的胡茬子。你的喉结突起。眉骨变得立体。胸脯像那些大人般变宽变厚。
女人远远地看着你走来，笑吟吟地。这是一条花径，两旁植着刻意修剪整理的茶花、七里香、桂花之类的灌木。女人站在曝白的日光下，她的上方恰完全没有任何枝叶的遮掩，这使她看上去白蒙蒙的，她眯着眼，看上去显得更老。
女人拉着你的袖角讲话。刚开始你觉得很不自在，后来你发觉这是她讲话的方式，她几乎就这样一直拉着你的袖角和你说话。她的声音很低微，且另一手总是拿一方白手绢捂着嘴，这使你一方面必须把头侧近她才能听清楚她说话的内容，一边心里隐隐又嘀咕着她怕不会有肺结核这一类的病菌吧？
女人一直叨叨念着她原以为她在这住了二十五年了，盼着有一天房东会把房子卖给她。没想到房东就这样突然叫她搬走。她拉拉我的袖口，问说我应该不会是个讨人嫌的房客吧？
我能说什么？我告诉她是我母亲要我来帮她搬的，看看有什么是要留的、打包的，有什么是要扔的。
统统扔掉吧。还有什么好留的？她叹口气说，都这样空等了二十来年了。
我很想告诉她我娘也等了二十几年。从我很小的时候，每个礼拜四，我父亲用一个大漱口钢杯在院子玄关口哗啦哗啦呸了一口水，就大声地说，我出门了，今天晚些回来。那样，我们便知道他今天是要坐五路公车，到火车站转公路局，上阳明山。父亲说是去兼两门课，“顺便看看山上的房子怎么样了。”我母亲总会阴沉着脸，也不忌讳在我们孩子面前说：“还不就去看看那位去了。”
那是段很长很长的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上山，一路颠颠簸簸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中间有一度我还尿急，昏昏沉沉地哭着闹。父亲很生气地巴了我脑袋一下，“出门前不是要你去上过了吗？”后来还是父亲赔着笑去和司机商量，车子仍旧开着上坡，司机把气阀前门打开，父亲拉着我，让我蹲在那有一粒粒小突起的铜板踩踏车梯上尿（不知为何我的记忆里大人要我像女生那样蹲在那低一截下去的踏脚板上尿）。且尿完了原来的座位被人占去，那司机还好心地让我坐在驾驶座旁排挡杆后一个像坟头隆起套着皮套的引擎座上继续睡。
你跟你父亲还真是像。女人说。
我记得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她就这么说过。
那股杏仁茶的甜香味又从暗处荡出来了。
你一直记得她是个很美很美的女人。但眼前却是一位口音让人几乎分辨不出来是绍兴或苏北一带的外省老太太。她穿着一件直缀的藏青旗袍、罩着一件针织镂白花的小背心，齐膝的肉色丝袜。满头银灿灿的白发。
不过你记得好多好多年前，她就是一头白发了。
说起来她也算是父亲的遗孀哪。
女人引你进了玄关。不脱鞋，她说。磨石子地板，光线仍是那么灿亮，空气却整个杀收地凉下来。
许多年后，你和一个老师傅闲聊，才知道磨石子地板当真是撒上整篓整篓的小石头，和着泥浆，硬生生用磨石子机压在细木条规矩的边框里磨，真的是把那些活蹦乱跳各有形状的石子，像火山灰废墟或核爆墙人形迹那样凝切成一个平坦的平面。
墙上挂了一幅字：
“困学昔惟王伯厚；日知近有顾亭林。”
署款是“八十五翁樊增祥”，你不晓得那是谁。
还有一幅小张晕着水渍烟熏的水墨，草草署了“溥儒”。
女人笑说着，那是假的。你爸这一生哪，一是附庸风雅，二是好打抱不平。六十几了还是那性子。
墙上还挂着一些奖状或年轻的父亲咧着嘴笑某某正在颁奖给他的照片。倒是没看到父亲和女人出游合照这一类的照片。也许是我来之前收起来了。
我问女人：这些也都不要了吗？
不要了不要了，女人说，人都不在了。我留这些东西干什么？字画你收好带回去，真的假的总是你父亲当初欢天喜地收回来的。
我和女人说了个父亲年轻时的笑话（我没说是我娘对我说的）。我说我们从前住哈密街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和对门一个理发店的老板吵架，那是个本省人，两人叽叽呱呱吵不出个交集。父亲忿不过，撂下话来，叫那老板留着别走，便捋着袖子冲回家去。人家以为他回去抄家伙了，不想他老兄捧了个相框出来，那是一幅一百多人排在板凳上逐级而上的黑白大合照，大概是第几期“革命实践研究院”结训的纪念照。
“喏！看到没？我可是跟‘总统’照过的。”穿长袍光头坐第一排慈祥笑着的老先生当然一下就认出来了，但是后边花花糊糊的一百多个面孔模糊的人头，到底哪一个是我父亲？后来是理发店老板告罪回店里拿老花眼镜来帮着认真找。
女人听着听着，怔怔地看着我笑。
还有一次，我爸他啊……
女人突然说：“我可不可以摸摸你的脸？”
像是有一滴水滴在寂凉空屋子地底的磨石老板，凝固的镜面开始破碎、散开。时光颠倒回溯。你又闻到那股甜杏仁茶的香味。你的鼻梁、你的眉头，同样翻翘上去的剑眉，两眉之间皱陷隆起刻痕。你听见她叹气说，真是老样子，连睡着时都拧着眉。你的颧骨、你的耳轮、你的耳垂。从后颈浮起一阵疙瘩。从没有女人这样细致地爱抚着你，那一刻觉得父亲真是幸福。
你的唇。
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像个孩子哀恸地坐在那空无一人的凉寂大厅里哭泣。女人不知何时悄悄离去。只剩下我和一屋子父亲的遗物。
父亲曾在另一个时间跨栏的那边，留下了这一大堆的垃圾。我怎么突然就想不起，从前在中华路的那边，不是有一段人行平交道吗？究竟是在哪边呢？你记得等平交道时，父亲会在骑楼向推着两个网丝辐轮白漆木板车的贩子买一杯甘蔗汁给你喝，“要加柠檬汁嘿，”父亲内行地说。一旁还有一些卖廉价皮鞋的店家不是？怎么这平交道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不是曾经读初中课本，有一个叫杨唤的诗人，老师还历历如绘地描述，他如何在穿越平交道的时候，一只脚的皮鞋后跟恰恰嵌进铁轨的凹槽里，众人在一旁喊着加油加油，但无论如何那只脚硬是拔不出来。（你听这故事时不禁疑惑着，这个笨蛋为何不把鞋脱了把脚挣出就好？）火车就在这戏剧性的一刻轰轰迎驶而来……
你脑海里总是留着这个画面：中华路的平交道，铁轨的凹槽塞着一只孤零零的黑皮鞋。
父亲总是这样一个翻身，攀过你记忆暂被某些老旧的警示声光讯号拦住的栅栏，然后在你还一把冷汗的瞬间被轰然暴冲过去的庞大火车给遮隐不见。
女人说把这屋子里的东西全丢了吧。我统统不要了。恰好我带了两大捆XXL超大尺寸的不透气黑塑胶垃圾袋。我叹了口气。父亲，这次又给你溜掉了。
于是我在这空无一人曾经是我父亲背叛我母亲和我们之后又辜负了另一个女人二十几年的他亲手筑搭又毁弃遁走的巢穴里，一袋一袋地打包着我陌生的父亲另一个面貌的过往。
我打开冰箱，一阵恶腥甜浊无以名状的浓烈臭味扑袭而上，像是打开了一座生物武器的毒菌培养柜。每一个铝锅、搪瓷盘、印花小碗、包了保鲜膜的小盆……里头不管是汤汤水水已凝成脂冻，或是已干缩发皱的牛腱子切片，全部覆着一层鲜里碧绿还洒上白斑的霉菌。
这个看上去清爽干净的女人，原来是这么在过日子。我把那一盘一盘已被低温毒菌附生而难辨原貌的食物扔进垃圾袋。这个恶癞的老女人。我在心里嫌恶地想。
突然有一盘东西在捧进垃圾袋一瞬，那缚住的保鲜膜扯裂开来，我先不经意地认定那是一条鱼——突然一个奇怪的念头闪过，我把垃圾袋口拉开，头伸远点观察那条鱼。
那是一条鲫鱼。应该说那是一道葱烧鲫鱼。一筷子都没动过，在冰箱里静静地白脂成冻、发臭、长蛆，然后变黑覆满青霉。
那是父亲每到宁浙馆子必点的一道菜。
于是我像在餐馆厨房后边翻搅馊水的流浪汉，欢快地拨开每一盘食物上姹紫嫣红的毒菇霉菌，努力辨识那些食物之前的名目来头。
那锅快锅里盛着的，像是泡着福尔马林的尸块的，不是父亲每次到中山堂对面一条暗巷里一家肮脏的上海馆子，一个凸头圆脸披条毛巾在项间的老外省跑堂，不用父亲开口，就吊着嗓子在菜单上记上“ㄢˊㄉㄨˇㄒ丨ㄢˊ[2]——”吗？（后来有一次你带着妻去上海馆子，怯生生地向老板描述那种用金华火腿和三层肉和冬笋切块熬的浓汤，老板指指菜谱，你才知道那是写作“腌笃鲜”。）
那一盘像从臭水沟用长柄勺掏出来甩在路边（我们小时候隔一段时日，便有人来巷子里掏水沟）的烂叶渣，原来是一道荷叶粉蒸鸡，父亲到馆子点这道菜，必佐以“总统”七十华诞那年的纪念花雕。那碗像整人游戏调出来的如假包换的稀屎的，原本不是一道宁式鳝糊，就是锦绣排翅。那坨像硬屎橛子的，应该是芥兰牛肉，也有可能是佛山汾蹄。还有一些完全不可能猜出原状的，可能是油淋鸽、西芹蜇头、橙汁鸭……或是已变成一整钵浓痰般的银耳莲子汤。
我把它们全倒进了大黑色垃圾袋里。
那是最后一幅静止的画面。女人沾沾自喜自己的手艺（年轻的父亲应该灌了她不少迷汤吧？）静静等着父亲回来。固定的那个礼拜四，漫长地还得换车的公路局。你原来以为一切就停格凝止在那个画面。所有的食物都冰冻在冰箱里。
而父亲始终没有出现。
万万想不到，是食物在它们静止的框格里偷偷地变化。它们伸出触角，长出一些绒毛的绿色霉菌。在承受到一个边界点的时刻，一切皆自暴自弃地崩坏塌陷了。它们发臭、变黑、冒出污水。
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盛夏午后，我和女人待在那个办公室里等我父亲。其他的人一个一个离去。我父亲始终没有回来。我和女人在逐渐暗下来的屋子里变得相依为命。
我不记得光圈愈窄愈暗的蒙糊身影里，女人后来有没有起身将我搂进怀里，一些关键性的记忆片段的散落使我始终无法确定，搂抱中的我和我父亲的情妇，是怎样的一种对位关系？是一个一头白发却浑身仍弥散着年轻女子不可告人的情欲气息的女人，把一个宛如她不伦恋人缩小三分之一尺寸的模型孩儿，抱在她暗香袭人的裙胯上？还是一个有着胸肌胡茬，已慢慢记不起他父亲事迹的成年男子，哀伤地搂着一个柔弱无骨、身上遮掩不住死亡衰败气味的枯萎老妇？
暗影中曝光涌出的片段，是年轻女人白皙坚挺泛着粉红色疙瘩的被父亲辜负的乳房，还是黑瘪下垂看见一条条排肋的老妇？是稀落着可怜白毛的三角地带，还是压抑的、黑亮湿润的青春腿胯？
我在一袋一袋将这屋子里父亲（和女人）遗留下来的垃圾，扛着走下一趟一趟百来级的台阶时，脑子里努力想着那些错乱颠倒的画面。我把那一袋袋黑色的垃圾袋堆在公路边一辆漆着绿漆的垃圾回收车里。
我大概来回搬运了有一百趟吧。那些黑色的垃圾袋像里头睡了人的睡袋，驯顺地挨挤在那辆开口铁垃圾回收车的四周。每个袋子里都装着让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有一个袋子里装着旧式捕蝇灯、绣了鸳鸯的椅垫、一个上发条会举起咖啡杯像喝咖啡的猫熊（我不理解我父亲买这玩意儿是干嘛？）、一本台北市政府发的市区电话簿，和一些养着单片叶子黄金葛的很脏的玻璃瓶。
有一个袋子塞了一床湿答答的棉被和一条很厚的红毯子（上面有你父亲和女人欢爱的渍迹气味？）。
有很多个袋子装了从第一期到二百多期的《中央月刊》和《孔孟月刊》，有一个袋子里塞了一辆娃娃学步车（你再度惊疑他们为何会有这种东西），还有一些女人年轻时的衣服（大部分是一些皱成团的旗袍），一罐过了期的小瓶灭火器。
有一个袋子塞满各种坏掉的男鞋女鞋，有一个袋子装了一盏积满尘絮的藤编的床头灯。还有一个袋子是你从床底下搜出来一整摞黑白照片那种大奶奶美国女人的色情书刊，你犹豫再三，终因那书页的霉湿气味而决定整摞丢掉……
有一个袋子装着各种奶粉或怪里怪气的老人补品的铁罐、玻璃瓶，和那堆有着“总统”玉照的奖盘或印了“六十八年敬老节台北市长李登辉敬赠”的暖水瓶。
这就是父亲在这个故事里全部的行当了。你像个无情的败家子将它们一袋一袋地清理掏空，然后一袋一袋扛出去扔掉。你觉得脑袋里像是有一把削铅笔刀，非常漂亮地削着你脑壳外缘的木屑，露出里面脆弱的芯心。
最后一趟扛那一坨黑色垃圾袋的东西下去时，发现堆放在绿漆垃圾回收车旁所有的黑色垃圾袋都被人用刀划开，肠肚外流狼藉不堪散落出父亲和女人这一对过了气、毫不引人遐思的恋人的偷情物证（我把那一摞露馅而出、大奶奶金发裸女的发霉黄色书刊往其他的东西下面踢一踢）。
马路对面一对流浪汉老夫妇，老头赤膊就披着太空背心，老太太戴着顶养乐多阿姨的帽子。他们身上的尿臊味，隔着对街就传了过来。夫妇俩像摸彩中了特奖那样欢天喜地地把红毯子、坏掉的闷烧锅，各种破旧的男人西装和女人的衣服（这时我认出那些全是父亲和女人的东西），和其他各式各样我刚刚打包扛下来的东西，像吊饰花车那样垂绑塞挤在他们的一辆五十CC的破机车上。
我隔着街怔怔地望着他们，好想张口对他们大喊：
“喂！那些全是我父亲留给我的纪念品吔。”
对街的他们也发现我了，似乎立刻便判断出我是这些大垃圾袋的主人。老头直直地回望我，害羞地咧出一口金牙笑了。
“歹势啦，看这东西好好打算，不甘。谢谢啦！”
老妇人在他身后谦畏地弯腰鞠躬。
我咽了口口水，蠕了蠕嘴，想说些什么阿莎力[3]的话，却听见自己仿佛用着父亲的嗓音慢慢地说话。
小汤今天待我特别好。
一边用着瓷汤匙舀着碗里的豆腐脑。
瓷汤匙轻轻触碰着碗的内沿，喀喀脆响。
贫嘴。女人把脸低下去。轻轻用汤匙搅着她自己手里的那碗。
这是停格曝光前她的最后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