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哥、我姐，还有这屋里其他人，我们以为我们继续在动，其实我们早就蜡像般地停在那儿，只有光影在变迁罢了。
我的哥哥告诉我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梦：
他梦见他带着我去看一位老医生，那位医生先帮我把了把脉，说你弟弟抽太多烟了。然后又替他把脉，沉默了半晌，眨了眨眼睛，用闽南语对我哥哥说：
“啊，汝就要死呀啦。”
我哥哥告诉我这个梦境时，他的眼睛藏在有点脏污的眼镜镜片后面，像某种良善的两栖类的眼神，有些滑稽又有些困惑。但我的内心却哀伤不已。
总是把事情说得像马戏团或默片般充满机械性的怪诞和滑稽。在离开家住的许多年间，总是从哥哥那里听来一些奇怪的、关于家里发生事件的描述。
譬如说有一天我父亲拿着无线电话正和一个叫某某的朋友讲话，后来大概是听筒没电了，电话就断了。我父亲仍在大着嗓门和那具已没有人在另一边听的话筒说话（我父亲老年变得非常多话）。不多久，家里电话又响，我姐姐在里面接了分机，是那个某某打来的，气急败坏地说怎么你爸爸讲到一半电话就断啦？我找你爸爸。我姐姐对着客厅大喊说爸，某某叔叔找你。我爸却仍在客厅大声对空话筒说话，很生气地对里面吼：
“某某叔叔？我正在和他说电话啊。”
这是我哥告诉我的。
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哥与我姐从街上的公教福利中心[4]，提了几袋卫生纸、油或速溶麦片这一类日常用品回家。当他们走进那条我们小时候无数次出入的巷子时，我哥一如他自青春期便养成的拾荒者癖好，看见巷子电线杆旁堆着一摞木材，顿时挠腮咂舌，流连不去。
我哥说我姐在他身旁担忧地说了一句：
“哥，你不要贼性不改好不好。”
我哥说他正想回头回嘴一句什么的时候，却发现我姐不见了。他说那一瞬间，只剩下他一人和巷子里来来去去的陌生路人，突然不确定之前真的是和我姐去公教中心买东西吗？
或者他其实本来并没有那样一个，四十岁的流浪汉，本来就不该跟在他身后，和他一道两手各提一大袋公教中心的便宜货的，妹妹。
那样一条空荡荡的巷子，和那一堆上好的、召唤着他把它们拾捡回去的木材。
我哥说我姐大概过了半小时后才狼狈地出现（我很奇怪我哥为何会站在那条家门口的巷子孤单等候了半小时）。
原来是当我姐刚说完“你不要贼性不改”这句话时，突然看见一个之前相亲后即没再打过电话的男人（即那次相亲失败了），从巷子里对着面走来。
于是我姐提着她手上的那两袋东西，掉头就跑。躲在外面马路边骑楼停摆的机车阵里，看着那男人愣头愣脑自巷子走出，招了辆计程车，走了。然后我姐才又跳针一般地跑回我哥的身后，把刚刚的状况跳略过去，接续至“我哥打算偷捡人家木材”的状况。
我想起在那条巷子里，就在我们家弄口的对冲，有一列三扇旧式公寓的红漆铁门。这种公寓铁门，通常中间通往整栋公寓二楼以上住户的楼梯间，门上挖了两列铝唇邮件投递孔，门旁是一串黑色的按钮和一具对讲机。我小时候这种公寓刚如春笋在我们那条巷子里冒出时，我和我哥哥总是恶戏地用整只手掌将那成排成串的黑色电铃钮按下，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开。
而左右两侧的门，则是一楼的住户直接出入的门。我记得有一段时光，在那幢旧公寓的左手边那间，开了一家杂货店。
没什么特别值得详述的一家杂货店。全开的铁门，一进去就是堆叠到人高的，一个方盒一个方盒铺着碎谷秣的鸡蛋。另一面的墙，则是一箱箱深褐色的“公卖局”啤酒空瓶。你若要买米，老板会揭开一个用木板和砖头压住底塑胶大缸，用一种马粪纸的硬纸袋放在秤上，微微地把白米从勺子里撒下，调秤到极精准的刻度。
我们小的时候，总是被我娘召唤去，穿着四角大裤头和背心，到弄口，买一瓶酱油、一瓶豆腐乳、南侨水晶肥皂甚至通马桶的盐酸……有时是自己嘴馋，十元一张纸币，买一盒冰箱里的统一布丁。
杂货店的老板，是个客家人，穿着极体面清洁，瘦小个儿总是穿一身蓝灰色西装裤白衬衫。我们当面称他林叔叔，背后喊他林老板。“小三，去林老板那买一包香，还有一盒火柴。”（那是连千辉打火机都还没出现的年代呵！）这个林老板有三个子女，大姐长得像崔丽心[5]，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是个留长发的大女生了。老二是个男孩，和我哥同年，大学和我哥是同一届的。老幺是个小女生。我记得我从小跑他们家买东西从不曾见过有一个念小学或初中的女孩。待我上了高中，有一天买东西，突然发现拿东西找零钱的是一个穿着黄衬衫制服的端丽女孩，便因别扭而之后宁愿绕远路至大街上的另一家杂货店买东西。
后来那间杂货店便关门了。
像诅咒一样被撤去了什么支撑物的时间景观。在那条巷子里，从弄口走出，总要向着站在店门口的，衣着整齐而有礼的杂货店老板或他有些腼腆的子女们打招呼。记忆里大家脸上都堆着笑。那时我哥仍正常地穿着高中制服戴着大盘帽，完全无法嗅出一丝他日后会变成流浪汉底气味。我姐正是美如春花的少女。那张脸犹未被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相亲击毁而躲进不堪的老小姐浓妆白粉之中。
那样来来去去地在那个弄口进出。
不知从何时开始，弄子底部的我们那个家，从哪一处细微如丝的支撑物开始塌毁。
我的哥哥告诉我他梦见一个老医生冲着他的鼻子喊：“汝就要死呀啦。”我听了哀伤不已，但我哥哥把这个梦告诉我娘的时候，我娘令人诧异地笑出声来，我娘说：
“哎呀，一定是你阿嬷整天对着你这样说：我就要死去呀啦。整天听着听着，自然就做那样奇怪的梦。”
确实很奇怪。我阿嬷的晚年，是和我哥，两个人住在一幢屋子里。那是在郊区一整片山坡地盖的（土地权状全有问题）破烂社区里的一幢三层透天厝[6]。当初这批房子盖到一半，建商发生财务纠纷，跑了。原先是茶田山坡的几十栋房子全还未盖屋顶，裸着砖墙房基日曝雨淋了好几年，后来由债主接手，把房子继续盖完。所以这整个社区里的房子，每到梅雨季，屋壁的各角落便像顽癣一样大片大片地剥落下白垩粉的瘢块，底层的黑水泥还汪汪地冒出水来。也住在那社区里的水泥师傅说这一整批房子全没救了，全部癌症末期。
那幢房子是我娘在十几年前以极便宜的价钱买的（大约等于买一辆二手小型台湾车的价钱），空放了几年。后来我哥退伍，尝试应征了几家公司皆不很顺利，慢慢就变成后来的流浪汉模样窝进那栋屋子。
几年前，我阿嬷和她寄宿庙里的住持师父吵架，被那间庙轰了出来（我阿嬷是那间庙的掌厨，每天用那种像扫把一样大的长柄锅铲汤勺煮整间庙几十个光头和尚们的素斋），哭哭啼啼说要和我们住。我父亲那时也已是个老人了，想起年轻时曾和阿嬷在大龙峒共住六年的不愉快时光，发了好大一场脾气，抵死不愿我阿嬷搬进家里。
后来就变成我那流浪汉的哥哥，和我民国元年出生的老阿嬷，共住在那一栋壁癌斑斑的房子里了。
我曾在某一个夏日午后，在未预先告知的状况下拜访我哥和我阿嬷共住的那幢房子。宛如闯进一个幻异迷离的世界。他们像两个借宿挂搭的同伴，互不侵犯对方领域地分占着楼上楼下的空间。
我阿嬷的卧室是在一楼厨房边原先放饭桌的角落，用三夹板隔出一个一坪大小的房间。我曾看见那些工人用一种大型订书机般的钉枪，三两下就把两面空心木板墙钉好。房间里的摆设和气味，完全和她在庙里寄宿时，分配给她们这种小老太婆的房间床铺一个样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去过几次我阿嬷的庙里，她的房间就是那般阴暗，还有那些气味：玉兰花的气味、樟脑油的气味、明星花露水的气味、老人身上爽身粉的气味、檀香的气味……以及这些挥发性气味的下面，一种老人隐在暗处，恐惧自己发出的，与死亡极接近的一种臭味。
我阿嬷那时九十岁，站直了只及我的腰际。她那些从庙里赌气搬来的家当，那些木箱、衣橱和置物架，全令人不可置信地像特别定做的孩童尺寸。我记得我在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发现自己竟和牵着我在街上走的阿嬷，头平着头一般高矮。
如今想来，我小的时候，就算三十年前吧，阿嬷就已是个老人了不是吗？
我记得那天我闯入他们的房子，发现一楼的饭桌椅背、铝窗边，挂满了一件一件，怎么说呢，尺寸上来说是童装的尺寸，可是从剪裁样式、布料花色，从那种宽袖口、窄领尖，那种黑底掐金丝龙团纹外褂，藏青内袄和同色袄裤，还有四处晾挂着，布料簇新形式古怪的旧式女人贴身内衬衣……又让你确定那是一整套（虽说很像古装戏道具）一个女人的衣物。
我记得我阿嬷那时午寐刚醒，有些腼腆地从她那间三夹板钉成的小卧室走出，我记得她脸红红地（因为被我窥看到她那些华丽的、极女性化的衣服？）说：
“哎，本来是趁天气这般好，搬我吔老嫁妆出来晾晾，结果一觉困去讲不记得收了。”
我记得阿嬷刚搬去和我哥住那阵，我哥总是苦着一脸滑稽的表情，说他每天起床下楼来，阿嬷就会哀鸣地对他说：
“中中啊（我哥的乳名），我就袜死去啊啦。要趁天晴把那些老嫁妆拿出来晒日。”
老嫁妆就是我阿嬷自己裁缝的，压箱底的寿衣。我不知道她从何时便替自己备下了这一整套，以她的积蓄，或一个旧式女人一生积压隐藏的华丽想象的梦幻衣裳。她大概没想到之后自己竟仍能活得如此之久。所以每隔一段日子，就得苦恼又欢喜地，把那一整批已有霉味，或遭虫蛀的古装道具们，拿出来透透风，晒晒太阳。
我哥哥，曾经在他出生到小学毕业前的那十来年里，顶着一个和我不一样的姓。
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曾经很天真地问过我娘：“为什么哥哥的名字第一个字比较好写？”在我那时的认识里，我和我哥是“不同姓”的，我们的名字，从第一个字就不一样的写法。后来到我稍微懂事一点之后，我哥的姓便改回和我的姓一模一样（而不是我改成同他一样）。
我不知道大人是在什么时候把我哥的姓偷偷改换，印象中家里并没有为此事而有什么重大变化所引起骚动之记忆。也许是小孩子并不认为家里某个人的姓发生了变动，是件怎样值得记下的大事吧。
不过，原本我哥是同我娘姓张，我和我姐同我爸姓骆，我哥改同我们一起姓骆之后，家里就只剩下我娘，孤零零地一个人姓张了。
到我长大之后，偶尔才饶有兴味地想起：在我哥顶着和我不同姓而我喊他哥的那段童年时光里，他的内心，是经历着怎样的和这一家人的认同呢？
记忆中我爸确乎是较不疼我哥而较疼我。私下我娘的解释是因为我小时候长得极像我爸，嘴又甜，许是幺子的关系。我哥从小眼皮就厚，不会察言观色（我看过我哥小时候的照片，确是像某种眉骨突起，半透明眼膜遮蔽住上半眼球，嵘螈之类的两栖类幼生期的模样）。且又是个破坏王：家里的皮沙发和墙上，被他用原子笔在上头画满了飞机坦克大炮，温度计里的水银或沙漏里的彩色沙粉，全被他打破取出。一些上发条的玩偶（如喝咖啡的猫熊或打鼓的苏格兰仪队兵）也被他拆得缺肢残骸……
不过我亦记得幼时和我哥、我姐发生剧烈争吵时，我（或我姐）有那么一两回，为了某种有效的攻击欲望，去碰了那个阴暗的按钮，对我哥说：“反正你和我们是不同姓的。”我哥会迅速暗下脸来，有一回他甚至嚎啕痛哭……
至于我哥的姓氏，为何一开始是从我娘，又在十年后改为从我父亲？这其中有一段曲折的原委。这段姓氏变迁的过程，暗喻着我父亲作为一迁移漂鸟的第一代，以及我阿嬷作为无神主牌的养女世系，两个漂泊者对于各自出资的受精卵（我哥？），某种各自极度匮缺极度憧憬的姓氏幻念的强悍意志之对决。
我阿嬷是我娘的养母。且她自己亦是养女出身。我阿公早死，生前据说是个办桌师傅。后来我才知道，我阿嬷与我阿公并无婚契关系，亦即他们其实只是同居人。巧合的是他们两人恰都姓张，我阿嬷叫张燕，我阿公叫张金郎。所以我娘作为养女，某种香火传衍的契约关系（按我阿嬷的说法是：神主牌有一炉香不会断），即她替我娘招赘一个女婿，传张家的香火，等于她的养母（她的契约）的香火和她的姘头（她早死但为之守情义的我阿公）的香火，可并作伙一起传。
我阿嬷的传香火拜神主牌的情义且不止于此，后来拜张姓祖先的是我阿姨，张姓神主牌是供在我阿姨家的神桌上。我家供的是周氏祖先的神主牌。
哪里又冒出这一系姓周的呢？原来我阿嬷的养母姓张，但她的生母姓周。说来我阿嬷也挺够意思的，她一个矮小的老太婆的身上，就背了这么多不同来源家族的传香火之炉。仿佛她一没安排好，其中哪一族的香火就绝了。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把传承如此繁复神主牌之信诺当做一生宗教般狂热去烦忧的女人，竟在她的身上，发生了不孕的悲剧（也许是我那个面目模糊，搞不清他究竟是我阿嬷的赘夫或姘夫的厨师阿公，精虫数目太稀薄也是可能的）。总之，她从和我阿公同姓而将来子孙可以作伙祭祀这件事上获得了灵感，分别从两个不同但都姓张的人家，领养了我娘和我阿姨。
我娘在她的生母家，排行老十，也是老幺。作为我阿嬷家的养女，却变成了长女。
所以在我哥姓张的那十年里，他并不知道自己顶着的那个姓氏，其实是来自三个不同渊源却恰好同姓的家族（我阿嬷的养母一系、我阿公一系、我娘的生父母一系），另外我们家还要供周姓的香火。
不幸的是我阿嬷这一切关于姓氏的接龙布局或契约承诺，却被她的第一个养女（我娘），像噩梦一样地摧毁了。我娘竟然恋爱上了，并且执意非嫁给他不可，一个大她十二岁的外省仔（我爹）。
一个阿山[7]！
一个和那些穿着灰布军装开十轮卡车，把跑上马路的小女孩压得脑浆迸流却扬长而去的阿山士兵讲同一种话的男人。传说中他们总假装婚娶（他们可以从腰缠裤袋拿出一大把的袁大头或是满手指的金印戒作聘），然后把咱台湾吔姑娘卖去大陆作艺妲……
最可怕的是那个老芋仔[8]（我爸只小我阿嬷十来岁）平常不言不语坐在板凳傻笑，一旦提起入赘，马上呼地站起，颈项快抵到厝顶，横眉竖目，哇啦哇啦大声咆哮一些她听不懂的阿山国语[9]。
据说我阿嬷同我娘整整冷战了一年，最后终于在我父亲愿意让我娘生的第一个男孩姓张，拜我阿嬷身上背的一大串表情错愕被凑挤在一起的祖先之后，才松了口。
我想象着那些祖先互相客气地并挪着位置，让大家都可以挤进那一块小小的神主牌位里。他们并寒暄打屁：“啊，你好你好，贵姓？”“姓张。汝咧？”“哇嘛姓张。”“真巧。”“是啊，真巧。啊这边这位？”“我嘛姓张。”“有缘，有缘。”……
他们挤在那儿，有点不安但又颇侥幸地看着神桌下，一个和他们同姓氏的男孩，孤零零地拈香祭拜着。
那个男孩，就是我哥。
但我爸却在我哥小学四年级那年，为了一件极琐碎的户籍资料更改或补登记，在户政事务所遇见一个昔日的学生在那儿当科员。攀谈叙旧之后，不知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我爸说是那学生的热心难辞），最后就把我哥的姓氏，“改回来了”。（我爸的姓氏、我姐的姓氏、我的姓氏）
我不记得那一个傍晚，我爸可曾兴高采烈拎了一只南京板鸭，还切了一些牛肚牛腱回来加菜（当然还在巷口林老板的杂货店，赊了一瓶金门高粱）？我不记得那晚我爸有没有心情特别好，一家子围在矮桌晚餐，电饭锅里的白米饭腾着烟。我爸有没有帮我哥添饭，然后说：“以后兄弟姐妹都同一个姓了。好？”
那时我们已从大龙峒搬至永和，不再和阿嬷住了。我阿嬷则跟阿姨他们住了几年（像诅咒一样，我阿姨竟也嫁给了一个不肯入赘的外省人。且我姨丈是个餐餐只吃馒头配辣椒的老陕，他的年纪比我爸还大，讲起话来，连我们都听不懂），后来母女俩不知为什么事大吵了几次后，赌气跑去一间庙里住。且继承了在她青春如花时即死去的丈夫（我阿公）的行业，成了那间庙的厨师。
所以我阿嬷可能从头到尾，根本不知道我哥他，早就不再姓她和那一堆杂牌军组成的张姓祖先们的姓了。
从我懂事以后，我阿嬷就是一个穿着黑色海青的矮小老太婆了。她变成了一个在一间我们永远记不得名字的遥远庙里灰扑扑的影子。我们隔几年总会坐老远的公车，到那间庙里去看她。按例我们总是绕过那些金碧辉煌的正殿和俗丽壁饰的长廊，到后间肮脏不堪的厨房才找得到她。她总是一个人孤单地拿着那比她要高的长柄勺子在烹煮着一大锅一大锅的素斋。也总有一些游魂般的老太婆，因牙床萎缩戴不上牙套而苦恼地坐在那厨房边的大圆桌抠她们瘪瘪的嘴。她们全都重听，看着我阿嬷一个人在灶炉间忙活着。但我阿嬷看上去比她们任何一个都要矮小。
我有时难过地想：现在真的只剩她自己一个人了。还有她身后那些躲躲闪闪、因为自家人丁不旺而挂搭过来的好几家张姓祖先。她费尽心思收养过来的两个和她一般姓张的女儿，后来都去替异族异姓的人传香火了。
我们是那样被设定了身世。
像一个不负责任的关于记忆工程的庞大建造计划，他们为了某种让计划周延的习惯（一如他们想事情的方式），为了让事情看去“像那么回事”，为了某种好大喜功的华丽意志（那时节他们的景况好得让他们无暇去忧烦一些细枝末节的悲观征候），他们造了整个拟真的城镇：他们造了汽车旅馆、露天电影院、酒吧、超级市场、加油站……甚至他们造了一条由这城镇伸展出去的公路，仿佛真的可以从那公路通往什么地方似的……
他们且凭着想象，建造了这个城镇里可供祭祀、冥想或忏悔的聚会场所。像电影里那些城镇的教堂，但他们不方便也把这类场所称为教堂，因为那样一来明眼人便会看穿这城镇的一切只是缺乏想象力地从那些电影里搬下来的。于是我们给这类冥思之处所取了个怪别扭的名字：“纪念堂”。
我们就那样毫无怀疑地生活在那座虚拟之城里。我是指我和我哥。也许还有我姐，但我怀疑我姐亦是杜撰出来的。
我们那样被设定了身世。
我们在那里面学习语言和文字、历史和地理（他们特别绘制了一种有我们这个城镇及周边邻镇的地图，与比例尺差距甚大的世界地图含糊其辞地一并在课堂上教授），一些奇怪的礼仪（譬如他们要我们每天升旗）和律法（譬如交通规则或某些妨害清洁的罚款）……我们在那里面读完小学的六个年级，并且读完中学。我们在那里面经历了第一次勃起、看电影流泪、考试作弊或从一种赌博电动玩具赢得了大把零钱的经验，我们且从街角的花店买过生平第一束铁炮百合给青春期第一个偷偷喜欢的女孩……
因为我们记得那些细节，所以日后当我和我哥在核对比较记忆时，往往陷入更巨大的恐慌之中。
后来他们因某种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原因，放弃了这个庞大记忆工程的造镇计划。也许是他们消亡的速度远超过他们自己的想象。也许是他们那种从来不负责任不收烂摊子的性格使然。他们在一夕之间撤离遗弃了这个凭空搭建的城镇。
所有的那些人都撤走了。那些校长、警察、提菜篮的阿巴桑，那些快餐店里穿直条纹制服的工读女生，甚至我们从小被告诫远远绕开，那些霓虹灯迷离闪跳、气氛怪异的巷道里浓妆艳抹的阻街女郎……全部的人都撤走了。
只剩我哥和我。我们在一夕之间明白了我们从小长大的这个城镇，只是某个经费筹措发生困难而喊卡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实验计划。
我们有时会忍不住寂寞，跑到空无一人的城镇街道上尖声大喊：“王八蛋！”
我哥曾告诉我，他不止一次在南下北上的各型列车上遇见我们的父亲。他说后来我爸变得非常瘦，但他还是立刻认出他来。他说他的目光灼灼有神，似乎总在为了某件无法下决定的抉择困扰着。有几次他是站在列车连接处，那充满尿臊味的铝皮厕所边的橡皮门框处吸烟；有几次他非常引人注目地站在饮水茶桶的位置，若有所思地抽着那些折扁的纸杯；有一次他坐在密闭空调的车窗边，旁若无人地点起烟来。
我问我哥说为何他不上前去认我爸。我哥说他不敢。因为后来他发现，每次遇见我们父亲的那节车厢，总会坐着一位衣着高贵的女性。也许父亲就是正陷入不知如何（或要不要）上前和那女人搭讪的苦恼困顿吧？
难道这就是我爸遗弃我们而消失不见的原因？我对那个女人的形貌好奇极了。但我哥对女人的描述一向含糊笼统。他说她穿着“高雅得不得了”的服装，但他不记得是红色系或蓝绿色系。女人的年龄很难判定，可能在三四十岁之谱，不过可能要更大些，“因为她化了浓妆”。但之后在描叙女人韵味“在风尘气息中又有一丝淡淡的高雅”时，我哥又坚持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父亲失踪之谜的女人“不施脂粉”。女人的五官极深，所以可能有原住民血统，不过皮肤很白，且又染了发，所以也可能是来台湾旅行的日本婆仔……
我不记得是从何时起，我们这个家族，就开始在我父亲偶然动念迁移至此的这个地方，在一幢有着一具坏掉停摆的钟具的屋子里，静止不动。我和我哥、我姐，还有这屋里其他人，我们以为我们继续在动，其实我们早就蜡像般地停在那儿，只有光影在迁移变化罢了。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和我哥疯魔般地跑去附近一家新开业的百货公司地下楼的超市偷东西。一开始我们只敢互相把风，装作若无其事地在那些货物架旁的甬道踅晃。然后待那一区域净空无人时，便把架上那些对我们来说无比陌生新奇的零食就地拆开分食：包括那种铁盒子装的裹着白糖霜的日本水果糖；一整排像焊在一起的金块的美国巧克力但颜色却是我们从不曾见过的乳黄色；我们且将那些不同于巷口杂货铺放在玻璃柜上的糖仔罐里一元两元零卖，而是密封于包装袋里的豆干蜜饯牛肉干扯开，贪婪奢侈地往嘴里塞；后来我们甚至大胆到从家庭五金用品区的货架拿开罐器，然后跑去罐头区的货架，把那种贵得不得了上面全是英文的进口水蜜桃罐头打开，然后汤水淋漓用手抓着那一瓣瓣金黄色的甜软物事，兄弟俩泪眼汪汪地分食。
我后来怀疑我哥成年后之所以变成流浪汉，必然与那一段兄弟二人徜徉在取之不尽充满惊奇且毋须付出代价的超市货物架之间的少年时光，有某种神秘的关联。
有一次我忍不住拉了我姐加入。那次我哥并不在场，我像个慷慨好客的农庄主人，在那一整列塞满就我们那年纪不可能想象的梦幻零食的柜架间，炫耀示范着那些“可以就手拆开就吃”的宝贝，在那样灯光明亮、地板光洁，且皮肤嘶嘶感受着上等人才能经历的强劲冷气，推着有轮子的金属菜篮车（假装我们是顾客），欢快地招待并向我姐推荐哪样哪样的东西是我和我哥口碑一致认为值得一试的。
我记得我姐一开始严词训斥了我一顿，后来她看我如入无人之境地任意拆食着那些她做梦也无法想象的美好零食，遂脸色惨白地低声念着：“真的可以这样吗？”“被抓到我不管你哦。”后来她在我极力保证下试了一片青芒果干，然后又拆了一包她最爱吃的陈皮梅，我且掐破一盒以我们那年代除了我们父亲住院别人送来探病、否则想也别想的巨峰葡萄之保鲜膜……后来我姐嘴里塞满应接不暇我从柜架上任意拆开抽出递给她的黄金美食，仍是嗯嗯唔唔地叨念着：“给妈知道你们就要被打死了。”
结果我姐回去还是把这事告诉了我娘。那天晚上我和我哥被叫跪在祖宗牌位前打得半死，我印象中那是我娘极罕见地发如此大之脾气。我已弄不清背叛者究竟算是我还是我姐？但我记得整个过程跪在我一旁的我哥那个阴暗的侧脸，从头到尾他没和我说一句话。
后来我哥再也没拉我作伙去那家超市了。奇怪的是，没人替我做主我竟也不敢自己落单行动，甚至连走进那光洁空旷空间的兴味都没了（那实在不是一个适合十岁左右孩童去流连玩耍的地方呵）。
但我知道我哥仍独自一人溜进去偷，他一直在偷，不再让我知道了，这件事一直持续到许多年之后。
